名是人是称号，字是名的解释。
三国故事，读者耳熟能详。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三国不少人物曾有过“改名经历”。
常见情况是“主动改名”。
比如“出继外家”（随母姓）之后“重新归宗”（随父姓）者；或过继之后“彻底改宗”者。
诸如窦封、狐笃、施然、刘矫、何平一类的人物，皆如此类。当然，读者更熟悉的是他们后来的名字，即刘封、马忠、朱然、陈矫、王平。
另有因为特殊原因改名甚至改姓者。如简雍本名“耿雍”（地域口音），程昱本名“程立”（神仙托梦）等。
（程）昱少时常梦上泰山，两手捧日。太祖曰：“卿当终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王沈《魏书》
（简）雍本姓耿，幽州人语谓耿为简，遂随音变之。--裴松之
上述人物，可归纳入“主动改名”之列。
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还有一类人物，是“生前未曾改名，死后却被人改名”。
原因大抵出自与“后世皇帝”的名讳冲突。
典型者有陆逊。
其本名“陆议”，生前未曾改名。诸书记载皆为“议”。直到宋朝之后，为避宋太宗名讳（赵光义），被改为“逊”。
另有蜀车骑将军吴懿、东吴宗室孙懿等人，为避西晋宣帝（司马懿）名讳，被改名为“吴壹”、“孙壹”等等。
注：颇疑吴国校事吕壹，本名亦作懿。
也有例外。如吴国史官韦昭，为避西晋文帝（司马昭）名讳而被改名“韦曜”。但同时代尚有魏司徒董昭、魏镇北将军吕昭、魏校尉段昭、魏将军郝昭等一系列名讳带“昭”字者，皆未被改名。似有隐情。
最有趣之处，是虽然许多三国人物、为避晋朝皇帝名讳而遭改名，但晋宣帝（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却因为“避三国皇帝名讳”而被改名。
今日所见的“司马防”，不仅名字被改，甚至连表字都被改了。其本名司马芳，为避“魏帝曹芳”之名，改芳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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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字
探讨人物本名，须结合其表字来看。因为“表字”实际是“名字”的解释。
先秦时代已有字，但与名之关联似不紧密。
自两汉始，名与字之间的关联性大大提高。字有“讳”的含义，即取与名“同义异音”之字。
略举数例。
西汉高帝刘邦，行辈字是“季”，即“幼小”之意。但刘邦的讳字是“国”。
邦国邦国，二者今日同义。但在秦末汉初时，“邦”才是天下，“国”则指地域，尤其指“城市”或者“首都”。
邦字逐渐被国字取代的根本原因，便是两汉“避高帝名讳”，前后四百年。
注：邦国二字的异化推导，见吕思勉《中国通史 第三章》，文多不载。
汉高帝刘邦，讳字为“国”
另有惠帝刘盈字“满”，文帝刘恒字“常”，景帝刘启字“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讳盈之字曰满。讳恒之字曰常，讳启之字曰开。--荀悦
注：荀悦是荀彧族兄，献帝侍讲，《汉纪》作者。
盈与满，恒与常，启与开之间的含义联系，自不必多提。甚至为此一些山川河流的名字都被改掉了。比如恒山改名为常山，即避文帝（刘恒）名讳。
西汉的“秀才”至东汉被改为“茂才”，实际也是为了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
了解上述背景，便能解释许多三国人物的名、字关联。
如诸葛亮字“明”，周瑜字“瑾”，诸葛瑾字“瑜”，赵云字“龙”，孙策字“符”，孙权字“谋”，曹操字“德”，马超字“起”，即典型的“同义讳字”。
一般情况下，三国人物的表字结构是“行辈字+讳字”，即“伯（孟）仲叔季幼+名的同义字”。
也有寄托美好希望者。如刘禅字“公嗣”，即继承大业；顾雍字“元叹”，悼念蔡邕之死；袁绍字“本初”，隐喻承继亡父故业等等。
因此，考察一个人的本名究竟为何，只要看他的表字释义，即可知晓。
陆逊与陆议
表字，是探究陆逊本名的线索。
陆逊的名、字完全不吻合，可知被人篡改过。
陆逊字“伯言”。伯即“嫡长”，属常见行辈字；言与逊则毫无关联。
倒是陆逊的本名“陆议”，与“伯言”完全吻合。
按《说文解字》：
议者、语也。从言、义声。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写法，议（议）与言，确实存在明显的字形、字义关联。
今天的《三国志》中，陆逊在《魏书》与《蜀书》中的称呼，也依然是“陆议”。
只有在《吴书》中，才会被称为陆逊。这是十分古怪的。
清人周寿昌即指出，陆议名字的变化，实际始自宋代。即避讳太宗皇帝“赵光义”。
原书皆作“陆议”。因宋时避太宗嫌名，凡宋本《国志》俱作“逊”，间有未改尽者，仍为“议”也。--《三国志注证遗》
为此，宋本《三国志》尽改“议”为“逊”。但也存在着些许疏漏，即所谓“或有未改者”，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二字并行”局面。
陆议，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
有趣之处，是陆议其人，在近现代文艺影视作品中，已经完完全全被“陆逊”的假名所取代，真名反倒不见书载了。
这让我想起一个特殊人物，即东汉初年“隐居不仕、垂钓海滨”的严子陵。
严子陵本名“庄光”。因为东汉明帝的名字是“刘庄”，故庄光其人，最终竟连姓氏都被改掉，以严子陵的形象流传后世。与陆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韦曜与韦昭
韦昭的案例，透露出西晋避讳的“潜规则”。
韦昭是孙吴史官，也是《吴书》的实际作者。陈寿之《吴书》，基本沿袭韦氏故书。
韦昭还是“以茶代酒”典故的由来。
昔日孙皓滥饮无度，逼迫宾客每餐必须“饮足七升”（折合今日1400毫升）。因韦昭特受宠爱，故可以饮茶代酒。
（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吴书二十 韦曜传》
韦昭以茶代酒
在西晋初年编纂的《三国志》中，韦昭被改作“韦曜”。因为晋武帝皇考名“昭”（即司马昭）。
问题在于，《三国志》中，有大量的人物并无“昭”字避讳。
且仔细观察这类人物，皆属魏臣。
比如魏司徒董昭、镇北将军吕昭、校尉段昭、乃至扼守陈仓、屡败诸葛的郝昭。上述诸人，完全不见任何避讳记载。
如果参考同时代避司马懿名讳的吴壹（蜀国）与孙壹（吴国），可知韦昭（吴国）之改名，大抵因为其“源自他国”。
换言之，承袭魏祚的西晋，大概有所谓的“正统标准”。吴蜀士人对此是特别需要遵守的。而曹魏诸臣，则属于西晋皇室发迹前的“同僚之辈”，并无高下之分，故不必严格遵循书法避讳。
何况西晋嬗代始于咸熙二年（265），已是司马炎时代。
换言之，司马懿父子三人，终其一生，依然是魏臣的身份。故“魏臣不必避讳魏臣”，但“吴蜀之臣，则需要避讳魏臣（特指司马氏）”。
司马防与司马芳
虽然西晋篡改了许多人物的名讳，但司马氏祖先之名，却为了“避曹魏皇帝的名讳”而被篡改。
司马防字建公，是晋宣帝司马懿之父。
司马防的记载，几千年来无人怀疑，直到1952年西安市文物出土，发现竟有“汉司隶校尉、京兆尹河内司马芳”之字样，且上半部分碑文完整，字数甚多。其籍贯、仕宦履历乃至卒年，均与史书中的“司马防”完全一致。
司马芳残碑
注：该碑立于长安城故地，1952年于西安市西大街广济街被发现。为残碑，隶书撰写。相关著作有《司马芳残碑》等；魏晋学者亦多有引用，不赘述。
有趣之处，是碑文中的司马芳字“文豫”，而史书中的司马防字“建公”。可知，司马芳其人，不仅名字被改，连表字也被一并篡改，以吻合其名。
如此便避免了陆逊、陆议这种“半截子工程”，导致后人依然可以从其表字“伯言”，一眼看穿“改名始末”。
司马芳的改名事件，可谓做戏做全套；数千年未被发现，严密之极。应该是出自西晋官方的行为。
考虑到同时代大量三国人物，为避西晋皇帝名讳而遭改名；而晋宣帝之父竟反而被改名，可知确有隐情。
隐情即是齐王曹芳。
曹芳虽然被废，毕竟曾是皇帝。且从曹芳的表字“兰卿”可以清楚看到，其名、字相和。
齐王讳芳，字兰卿。--《魏书四 齐王本纪》
刘备杀张裕时（218）曾言“芳兰生门”。衣带诏事件中（199），又有“吴子兰、吴子卿兄弟”。可知“芳”与“兰卿”，确有明显关联。
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蜀书十二 周群传-附传》
魏帝曹芳，即司马芳改名的原因
司马芳虽然贵为司马懿之父，但毕竟司马懿父子三人（宣帝、景帝、文帝）未曾登基，帝号只是追封。而司马芳则更为特殊，其一生活动范围均在汉朝，未曾出仕过魏国。
司马芳死得很巧，刚刚好在建安二十四年（219）。须知，翌年（220）曹丕即篡汉自立，开启魏朝。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即司马懿父子三人，是以魏臣身份篡魏；但司马懿的父亲司马芳，却以汉臣身份善终。
因此，“汉臣”司马芳也便没必要与“魏朝”扯上关系，更没必要与“篡魏入晋”扯上关系。最好能以“大汉纯臣”的身份名垂史书，这样也能衬托出司马氏“世代忠良、形象高大”。
其原理就和“三国影帝、大魏纯臣”司马孚是一样的。世家大族中，总要挑几个出来撑门面、博虚名的人物。
（司马）孚拜辞，执王（魏元帝）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晋书 安平献王传》
因此，为了维持“汉臣”司马芳的光辉形象，避免与曹魏牵扯（曹芳），索性将其改名为“防”，顺带连表字一并修改（文豫建公），做戏做全套。
小结
本篇是小众专题，主要围绕表字，与陆议、韦昭、司马芳等人展开。
陆议的表字伯言，以及《蜀书》与《魏书》中的称呼，直接点破其“曾被改名”的隐晦曲折。
所避者，即宋太宗赵光义之名讳。可惜宋本《三国志》无法完全抹杀其本名记载，故陆议之本名，至今流传。
韦昭案例，则透露出西晋对“避讳规则”的完美应用。即外臣（吴蜀）需避讳魏臣，但魏臣不需避讳魏臣。因此董昭、吕昭、郝昭之名遂得流传。
司马芳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晋代官方对其履历的重新撰写颇为尽心，甚至连表字都改了（文豫建公），导致很难看出端倪。若非现代考古发现，不知这个秘密还要尘封多久。
司马芳一生皆为汉臣，甚至卒年（219）也颇为巧合，竟刚好死在曹魏篡汉（220）的前一年，完美达成了“大汉纯臣”的伟大成就。
在“西晋开国”的血腥故事中，司马芳的完美履历，可谓为数不多的遮羞布。其政治含义、宣传效果远远超过“口嫌体直”的安平献王司马孚。因此，也便特别值得大书特书。
注：司马孚虽然嘴上自诩“大魏纯臣”，实际多次参与篡代阴谋，还屡次出兵镇压曹魏忠臣。可谓“言行相悖”的典范。
司马芳身为宣帝司马懿之父、文帝司马昭之祖，武帝司马炎之曾祖，最后却被“不肖子孙”强行改名。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宣帝嗜杀、景帝废立、文帝弑君，武帝篡代，三代四人皆为“滔天逆臣”，却要把唯一的“大汉纯臣”司马芳擡出来遮羞。更不用提这群不肖子孙还替祖先改名，以撇清与曹魏（齐王芳）的关系，可谓尽心焉耳矣！
西晋皇室的脑回路，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两晋一百六十年，因为“高贵乡公之难”（即司马昭弑君），而对“忠节”尤其避讳，转而提倡“至孝”。
魏晋人物记载中，“孝”是频繁出现的字眼，甚至有糜烂繁琐之感。在这种尴尬环境下，“大汉纯臣”司马芳，也便成了最后的遮羞布。
结尾感谢考古工作者，令尘封千年的历史谜案，重见天日。
我是胖咪，企鹅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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