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在日军师团番号前面加上师团长的姓名，例如“板垣师团”等。而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在这方面则显得比较混乱，首先在大部分情况下日本报道不会出现“师团”这类的字眼。
番号不简单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日军出于“保密”的考虑。在抗战爆发前，日军大本营为防止外国间谍通过分析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从而推测日军各部队的驻地，专门要求媒体进行保密。
当时日本媒体也有一套独特的番号系统，即用兵团代替“师团”，将联队称为“部队”，中队和小队则称之为“队”。更有甚者，日军的正式文件中，经常将某一师团的番号抹去，直接用一个字代替，如“玉兵团”、“鲤兵团”等。
其实，中国当时以日军师团长名称代称其部队的方式，日本军队早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就在使用。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遭遇重创。为粉饰这一情况，日本的媒体经常将遭遇重创的部队包装成“以一当十”的敢死队。
同时，为突出日军指挥官的高明，日本记者通常会用大队指挥官的名字命名某一部队，如“川崎大队”等。而在日军的官方文件中，也采用了这种命名形式，如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重创的日军第23师团，就以师团长小松原太郎的名字命名，称为“小松原兵团”。
不过，随着战争形势的扩大化，日军大本营很快发现用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麻烦颇多。当时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伤亡很大，许多指挥官或被裁撤或被击毙，因此部队的代称只能跟着变换。面对这种情况，日本陆军专门出台了《1940年陆军动员计划令细则》，详细规定了各部队的代称编号。
首先，对于师团和旅团级别的部队，统一授予单一汉字的代称，即所谓的“兵团文字符”。各联队、大队的番号，则在师团的符号后面加上3—5位数字组成的编码，作为各部队的“通用番号”。
“乡土部队”体制
时间回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日军的兵力一度扩充到76个步兵联队的规模。为增强部队凝聚力，昭和年间的兵役法将日本国内划为16个师管区，每个师管区负责3—4个联队的补充兵员。这样一来，日军各联队的成员大致来自同一地区，也形成了浓厚的地域风格。
随着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乡土体制”也遭遇了许多风波。以日军第34步兵联为例，它主要由静冈县人组成，在1937年9月被送至上海参战。两个月后，第34联队就有1248人被击毙。当第一批被击毙的日军遗骸运至静冈县，引起了当地的极大怨愤。
部队分层次
国内的媒体在提到日军番号时经常会称“某某甲种师团”。实际上，在日军的具体编制里，不同时期的“甲种”含义也完全不同。
据资料记载，日本陆军特别喜欢在部队中分出三六九等，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国内就分出了“近卫联队”和“乡土联队”。到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陆军的师团规模一度增加到21个，为区分这这一情况，日军又设置了“常设师团”的番号。
抗战期间，日军提出了《1938年度》动员计划，在计划中对师团的性质做了区分。计划提出，将17个常设师团改为“甲种师团”，并以其他师团为骨干，编成13个“乙种师团”。当然，这时日军还未明确区别两种部队在装备上的差异。
随着中国战况的扩大，日本陆军的兵力逐渐捉襟见肘，许多装备也面临淘汰的问题。因此，1941年11月22日，日本陆军正式将师团划为三等，即第一、第八和第十等（丙种）师团。从具体装备来看，甲种师团和乙种师团均装备齐全，但丙种师团就没有自己的野炮联队和搜索部队。
虽然“丙种师团”建立的时间较晚，但其并不是日本陆军战斗力最差的部队。1954年4月，为抵抗盟军登陆日本，日军大本营在国内组织了一批本土决战师团。由于缺乏有效的训练，这些师团也被戏称为“急造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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