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当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难时，所有与会代表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中谁也没有料到，他在揭批斯大林的路上会走得那么远。
当时就有不少人暗暗猜测，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不是在遵从“列宁遗嘱”，或者坚持某项特殊原则，而很可能是实施个人报复，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人们不禁会问，到底是什么让斯大林惹恼或伤害了他的部下，才令他这般刻骨铭心，誓报此仇？
多少个纷繁的岁月已然逝去，在古比雪夫的那件事的精确日期已无从考证。但那件事的确发生过，而且在莫斯科找到了两位知名人物，他们可以对此作证。见到前“苏联英雄”、空军飞行员斯捷潘·米高扬后，他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过后，他还建议去莫斯科大剧院找女演员瓦莲京娜·彼得罗娃。据他介绍，对于那一段历史，她可以讲得更加准确详细，因为她当时就在事发地。
意外枪杀
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斯捷潘·米高扬常去一家门诊部做治疗，在那里结识了两位陆军上尉，他们也在此处进行伤后的门诊治疗。别看他们的军衔只是上尉，但都有不小的来头：一个叫鲁本·伊巴露丽，是著名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另一位叫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斯捷潘·米高扬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交往了大约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斯捷潘当时觉得，列昂尼德是一位好同志，而且老实忠厚。但令人遗憾的是，列昂尼德有点嗜酒如命，这才惹出杀身大祸。
恰巧在那段时间，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一个好哥们儿来此地出差，住在古比雪夫的一家旅馆里。此人可以从一家酒厂买到烈性酒。两人相见甚欢，经常从酒厂买回够喝一个星期的酒，然后躲进旅馆房间慢慢享用。米高扬虽然不喝酒，但也时常去那里串门。他在那里还见到了其他客人，包括一些年轻姑娘。赫鲁晓夫的酒量奇大，但喝完酒后从来不撒酒疯，反而变得更加憨厚，不一会儿就会安静地睡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识了从莫斯科大剧院疏散来后方的两名青年舞蹈演员，并与她们交上了朋友。她们一个叫瓦莲京娜·彼得罗娃，另一个叫丽莎·奥斯特罗格拉茨卡娅。当米高扬离开古比雪夫以后，一场悲剧就发生了。而这个消息是他从列昂尼德来莫斯科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的，后又从瓦莲京娜·彼得罗娃讲的故事中得到了证实。
据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朋友讲，在某一天，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水兵也出现在他们这群人中。年轻朋友在一起自然很是热闹，大家喝得酣畅淋漓，个个早已面红耳赤。在交谈中有人说，列昂尼德的枪法十分了得，简直可以百步穿杨。那名水兵听着这种奉承话觉得刺耳，就不知深浅地与之争辩起来，并坚持要列昂尼德露一手，用手枪打掉他头上顶着的瓶子。虽然列昂尼德一再拒绝，但拗不过水兵的死硬纠缠，就拿起了手枪，打掉了酒瓶的瓶颈。但酒喝多了的水兵认为这还不够，说必须击中瓶身才算完。列昂尼德只好重新开了一枪，但却击中了水兵的眉心，顿时脑浆迸溅。
惹出人命官司以后，按照当时惩罚有过错飞行员的通常做法，列昂尼德被罚“在前线干满八年”。于是，不等脚上的伤完全治愈，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就被派上了前线，去接受雅克－7B歼击机的培训。当列昂尼德路经莫斯科时，斯捷潘·米高扬与其见了面，但他当时对此事却只字不提。
彼得罗娃的回忆
因为各种原因，在斯捷潘·米高扬讲出上述故事七年以后，瓦莲京娜·彼得罗娃才被找到。她不仅身体十分健康，而且准备把所知道的经过合盘托出。因为她是斯大林时代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尔巴科夫的大儿媳，所以她掌握的情况实在不少。瓦莲京娜·彼得罗娃凭着自己良好的记忆，详细地回忆了那段往事：
“伟大的卫国战争打响了，我当时还是一名20岁的女舞蹈演员，并随大剧院疏散到了古比雪夫。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更名为萨马拉。在1941年末或1942年初，我在那里结识了斯捷潘·米高扬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
尽管这场战争十分可怕，但从1941年10月起，剧院在古比雪夫的工作开始忙碌起来。我们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早晨搞排练，晚上搞演出。但也有闲暇的日子，这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斯捷潘·米高扬在舞台上见到了我，大概对我一见钟情，就想和我交朋友。他便时常来看我们的戏剧演出，并对我在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中跳的吉格舞很是欣赏。斯捷潘原来认识另一位演员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就让她从中把他介绍给我，但她始终都没有答应。有一天，当我漫步在涅克拉索夫街头，准备去食堂就餐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的身边，从车里迅速跳出一人，用双臂把我用力一抱，然后猛地塞进了汽车。令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被强行劫持上汽车之后，我一下子认识了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子，他们就是斯捷潘·米高扬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
他们是几个挺有趣的小伙子，曾经在前线身负重伤，然后在门诊部治伤时彼此认识。就以这样的奇特方式，我们彼此也认识了。然后，我把我的女伴丽莎·奥斯特罗格拉茨卡娅介绍给了他们，并且她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开始了约会。我和斯捷潘差不多成了一对，而丽莎与列昂尼德也成了情侣。
就这样，我们四个经常聚在一起，列昂尼德和斯捷潘还喜欢开车带我们去兜风。当1942年的春天来临之际，他们开始载着我们去城外散心。在郊外的森林里，我们尽情地玩耍，非常开心。列昂尼德有一把手枪，列昂尼德和斯捷潘就负责把小木板向天上扔，让我们俩女孩儿开枪打着玩。我的枪法还可以，能够打中这些木板，因为我们芭蕾学校有军事课程，并去射击场打过靶。我打得特别准，以致有人叫我‘伏罗希洛夫步兵’。”
“斯捷潘几乎不会喝酒，而列昂尼德虽然性格非常安静平和，但却喜欢饮酒。 说老实话，我没有看见他喝醉过，从未见过！但关于他经常喝酒，而且酒量很大，这个倒是听说不少。列昂尼德有一个朋友叫彼得，在旅馆开有一个房间。而这个朋友在酒厂工作，他从那里带来了陶瓷瓶装的烈性甜酒，并用它在旅馆房间里招待我们……
斯捷潘和丽莎各自先后去了莫斯科，列昂尼德有点耐不住寂寞，就又联系上了一位马戏团女演员，她是在马戏团做骑马表演的。列昂尼德有了新欢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不再像斯捷潘和丽莎在时那样常见面了，我平常只一个人呆着。
突然有一天，列昂尼德的朋友彼得跑来找我，并对我说：‘不幸! 真是不幸!真可怕，出大事了……那些马戏演员把列昂尼德围在中间，不停地给他灌酒。然后他们就争执起来，说列昂尼德不是会打枪吗，能不能用手枪打中一名同志头顶的酒瓶。列昂尼德就开枪了，但只打中了瓶嘴儿。他们就说，不算，要重来！他们又摆上一个瓶子，列昂尼德又打了一枪，但却打中了这个人。他把他打死了……’
这都是那些马戏演员造成的，但也要怪那个女驯马师，是她把他带进了他们的圈子。我记很清楚，当时的一切都发生在马戏团里。列昂尼德一个人是干不出这种事的，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安静平和的人，而且善良厚道。
在当时，这起可怕的不幸事件传遍了全城，弄得沸沸扬扬。有人告诉我，列昂尼德后来去了莫斯科，由他父亲把他送上了前线，然后就在前线牺牲了。”
虽然两位证人的话稍有出入，但只是出事的地点有所不同，开枪误杀他人一事确定无疑。据多年后的检察官说，列昂尼德只受到“在前线干满八年”的处罚，这极其值得怀疑，背后一定有别的原因。因为那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如果闹出类似的流血事件，有过错的当事人必定会被处以极刑，被就地枪决。必定是国家头面人物进行了干预，才会出现这种姑息迁就的判决。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在古比雪夫失手杀人事发后，赫鲁晓夫的儿子的确上了前线，并被编入一个歼击机飞行大队。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列昂尼德最初真的曾被判处死刑，那么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否就是源于这起意外杀人，又是谁让他死里逃生？
下跪事件
在那样一个年代，一名大剧院女演员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负责苏联高级领导人警卫的著名克格勃将军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知道，并向我们讲述了故事的经过：
那还是在战争时期，有一次，赫鲁晓夫从前线给斯大林打来电话，并坚决恳求斯大林接见他。在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后，赫鲁晓夫便动身飞往莫斯科。
在此之前，斯大林就接到报告说，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是一名空军飞行员，现在犯了重罪，依照法律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像往常一样，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廖贝舍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已经到了，正在会客室里候见。
当波斯克廖贝舍夫出去以后，赫鲁晓夫定了定神，决定把自己的请求讲出来。说着说着，赫鲁晓夫开始小声抽泣起来，然后是放声痛哭。他呜咽着对斯大林说，自己的儿子犯了罪，应该让他受到严厉惩罚，但是不要枪毙他……
斯大林冷冷地回答说：“既然是这样，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听斯大林这么一说，赫鲁晓夫立即双膝跪地，苦苦地央求起来。见斯大林仍无动于衷，救子心切的赫鲁晓夫急火攻心，忽然双手着地，弓着身体爬到斯大林脚边。斯大林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一时手足无措，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斯大林定了定神，身子向后退了一步。赫鲁晓夫就跟着往前爬了一步，一边继续啜泣，一边请求宽恕他儿子。斯大林叫赫鲁晓夫站起来，并亲自用手去拽他，但他此刻已经失去了自制力，赖在那里不动。无奈之下，斯大林只好叫来波斯克廖贝舍夫和警卫。当他们飞奔进入会客室时，他们都看见了这惊人的一幕。
斯大林叫人把赫鲁晓夫扶入隔壁的房间，并请来了医生。医生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护理，让他逐渐恢复了平静，然后又陪送他回到住所。而在警卫人员和医生安慰他期间，赫鲁晓夫口中一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宽恕我儿子吧，请不要枪毙他……”
跪地求情一事发生后，关于赫鲁晓夫家有不幸且斯大林拒绝宽恕的消息不胫而走，并成为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使是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闲谈时，都会提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那次会面，尤其是当谈到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时。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余下的事情，但可以推断的是，斯大林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过后暗地向下面打了招呼，不然赫鲁晓夫的儿子就上不了前线。
向死人发起了战斗
据其它资料显示，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事实上并没有死在前线。早在乌克兰基辅期间，他就因当土匪被抓，其他土匪均被处决，但他却因父亲是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而逃脱了惩罚。当列昂尼德在古比雪夫又出事后，在赫鲁晓夫跪地请求下，斯大林最后饶了他儿子。
当时正值开战之初，列昂尼德戴罪上了前线，当上了飞行员。在第一次战斗中，列昂尼德驾驶的歼击机因远离长机，后来被德军俘虏。他向敌人妥协后，成了纳粹德国宣传战中的王牌。
为此，期大林十分气愤，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列昂尼德弄回来。苏联锄奸队 想尽办法，终于将列昂尼德劫回莫斯科。根据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将其判处死刑。
在军事法庭做出判决后，赫鲁晓夫又向政治局各位成员求情，要求政治局会议讨论重新判决。莫斯科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第一个发言，并强调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并主张维持原判。贝利亚接着说，列昂尼德在基辅和古比雪夫的犯罪事实清楚，而且他已被饶恕过两次。
最后，斯大林总结说：“同意大家的意见。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儿子身上，作为父亲不论有多么悲痛，我都会接受这一公正的判决。”会后不久，列昂尼德就被军事法庭处死。
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为了求得斯大林法外开恩，赫鲁晓夫被迫放弃自尊，做出那种卑躬屈膝的下跪举动，令他在世人面前颜面尽失。但更令赫鲁晓夫忿恨的是，儿子最终仍死于斯大林之手。因而人们普遍认为，“下跪事件”是赫鲁晓夫日后攻击斯大林的导火索，并成为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因。
有一回，赫鲁晓夫曾当着众多亲信的面，口无遮拦地对他们说：“为给自己的兄弟报仇，列宁当时向沙皇全家进行了报复。而我要向斯大林复仇，为我儿子报仇，即便他已经化成了灰。”
赫鲁晓夫后来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恪守了自己的诺言。丘吉尔曾经评价说：“赫鲁晓夫向死人发起了战斗，并且胜利凯旋。”然而，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赫鲁晓夫本人最终也没有逃脱可悲的结局。
每当想到这些，满腹经纶的多库恰耶夫将军就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不是那起意外枪杀，苏联的历史完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本文原载于《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5期，原题为“赫鲁晓夫向斯大林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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