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号的《良友》杂志刊载了小方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是小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
方大曾，人称“小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他骑着自行车只身穿越炮火，进入卢沟桥一带，拍到了揹着大刀巡逻的二十九军战士等场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消失”在1937年战火中的年轻战地记者，还曾在“一二·九”运动的现场记录历史。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推行“不抵抗”的对外政策，还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来消极回应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民族危亡的关头，1935年12月9日上午10时30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当时国民党华北最高当局的办公地新华门前，向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共同抗日。
小方自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
游行队伍的前后，出现了小方跑来跑去的身影。此时，他刚从中法大学毕业半年，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中外新闻学社的摄影记者。中法大学校友高云晖回忆这段往事：“‘一二·九’运动中，示威学生队伍和镇压的军警在街头搏斗，他（小方）跑去照了很多相，由于他身材魁梧，长得很像一个外国人，穿着一身西装短大衣，警察以为他是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不敢干涉他，于是很多珍贵的照片得以保存下来。”另一位校友吴志如（又名吴子牧）的女儿吴小珊也有类似的回忆，父亲跟她提到过方大曾，他们一起参加过读书会，组织过学校的“抗日救国会”，“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已经毕业的小方返校参加，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翻阅小方留下的底片，可以看到几张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珍贵记录，有街头游行的俯拍场面，有学生演讲的镜头，还有受伤者毛德贞、翁燕娟的病榻留影。
高角度拍摄的学生游行场景
“一二·九”学生游行现场
“一二·九”运动中的受伤者翁燕娟（躺）和毛德贞。
“一二·九”运动中受伤的翁燕娟和毛德贞躺在病床上。
小方留下的底片中，有街头演讲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底片中有一张学生被捕的画面，曾出现在一部介绍埃德加·斯诺的纪录片中。提起斯诺，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西行漫记》，其实，斯诺夫妇与“一二·九”运动同样关系密切，不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现场影像及报道，他们在东城盔甲厂13号的住处还是学生们的“秘密据点”。
“一二·九”运动中特务逮捕学生，纪录片《斯诺》中有此图。
“我们在斯诺家里商量过这件绝对机密的事（指游行），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十六日两次大游行之前，我们把游行路线、集合地点，都告诉斯诺夫妇了。我们甚至把《告民众书》的基本内容也翻译给他们听了。几个大学的同学在斯诺家里进行筹备活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陈翰伯这样写道。清华大学女生代表陆璀则回忆，运动后，她在斯诺家住了一个多星期，为了掩护她安全离开北平，斯诺亲自开小汽车送她去火车站，直到火车徐徐开动，才放心地和她隔窗挥手告别。
小方家住协和胡同10号，与斯诺居住的盔甲厂13号距离不远。图为小方在协和胡同10号的自拍照。
小方和斯诺，两位看似无关的名记者，在“一二·九”现场发生了交集。那么，小方与斯诺是否有过交流？目前尚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小方很喜欢斯诺的作品。高云晖回忆：“斯诺从延安回来，曾在美国兵营和协和礼堂放映所摄制的电影，小方告诉我，他曾去看过。”小方的妹妹方澄敏也曾说，哥哥还邀请北平基督教青年会的朋友，一同观看斯诺访问延安时所制的幻灯影片。
事实上，小方遗留的照片中，还有数张来自斯诺的延安之行所摄照片，包括陈赓、徐特立的单人相以及延安军政大学照等。
方大曾遗物中斯诺延安之行的摄影作品之陈赓。
方大曾遗物中斯诺延安之行的摄影作品之徐特立。
方大曾遗物中斯诺延安之行的摄影作品之学文化。
这些照片很可能是翻拍的，因为斯诺使用的是幻灯片，翻拍时需要垫一张薄纸，而小方留下的照片上恰好有薄薄一层纸制纤维的痕迹。小方为何能够翻拍斯诺的作品？是否来自斯诺的馈赠？历史无言，未知待解，但这无疑又为这段新闻史的佳话留下了一个令人遐想的注脚。
图文 | 冯雪松（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导演、著有《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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