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禹康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3军团第3师政委黄克诚在火线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以为上级又要调换他的工作，没作多想，便向师里交待了工作，从前线撤了下来。
黄克诚喘息未定，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就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面容严峻地对他说道：“这份名单上的人，是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3师中久经战斗、英勇忠贞的基层指挥员，其中有两名连指导员，还是黄克诚来到第3师后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凭他对部下的了解，根本就不相信名单上的那些人会是什么“AB团”分子。黄克诚十分清楚，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肃反方针之下，所谓押送审查，实际上就是置之于死地的同义语。黄克诚向肃反委员会据理力争，并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会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
然而，肃反委员会只相信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据”。黄克诚自知再费唇舌已无济于事，便转身离开。
在赶回部队途中，黄克诚已下定履险抗命的决心，决意设法保护名单上的那些同志，不使他们被捕上送。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他已顾不得许多。
过了几天，肃反委员会不见第3师的“AB团”分子押送来，便一再向黄克诚催问，其言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黄克诚暗自思忖，这样硬顶下去，恐不是个办法。即使自己被撤职、杀头，也终难确保名单上的同志不被处置。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同志暂时上山躲避，等过了这阵风头之后，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似乎再想不出其他更好的万全之策了。
◆1936年，黄克诚（后右一）与罗荣桓、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李伯钊在陕北。
名单上的那几名干部非常理解政委此番用意的苦衷，他们二话不讲，老老实实地按照黄克诚的吩咐，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躲藏起来。黄克诚则每天秘密派人给他们送饭，并一再关照他们好自为之。
又过了些日子，肃反委员会亲自派人到第3师来捕人。但找遍第3师所有的部队，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找见。黄克诚则对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当时正处于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期间，战事频繁。到了打仗的时候，黄克诚便派人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干部，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兵参加战斗。一俟战斗结束，又马上上山躲藏。那几名干部明知凶多吉少，可没有一个人打算逃跑，作战中愈加勇敢顽强。一来是，他们与黄克诚相知甚深，知道师政委为了保护他们而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忍做出对不住师政委的事来。二来是，他们决心以忠勇献身精神，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红军的心迹，宁愿牺牲在战场，也决不当逃兵。黄克诚见到这种情景，愈加坚信这些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决心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好。
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那几名干部见平安无事，以为风头已过，便有些放松警惕了，战斗结束后也不急于上山躲藏了。此事终于被肃反委员会所察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有两名连指导员马上被肃反委员会派人捕去，不久即遇害。黄克诚得知，不禁痛心疾首。他径直来到军团政治部，怒斥肃反委员会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1959年6月，黄克诚迎接彭德怀访东欧归来。
黄克诚前次抗命拒不捕人上送，早已引起肃反委员会的不满，现在他又来为“AB团”分子鸣冤叫屈，自然更不为所容。肃反委员会不容分说，当即下令将黄克诚抓捕起来“审查”。
正当肃反委员会欲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将黄克诚处决之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火速从前线赶来，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由于彭德怀的干预，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是却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使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的事，黄克诚当时并不知情。肃反委员会释放他的时候，没有讲明原委，事后也无人提起此事，包括彭德怀本人也从来没有对黄克诚谈过这件事。因此，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被批判时，有人说他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当年的“救命之恩”，竟使得黄克诚莫名其妙，不知此言何所指。经过有关人员在会上的“揭发”证实，黄克诚才总算得知当年之所以没有被肃反委员会杀头，原来是彭德怀干预的结果。黄克诚在晚年时，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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