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遗址
在重庆渝中区解放西路巴县衙门外，一道围墙将喧嚣与宁静彻底隔绝开来。围墙之外，是熙熙攘攘的行人和穿梭往来的车辆，围墙之内，一座砖石的高台遗址静静矗立。
这座高台，就是破格纳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所在地。
可是鲜少有人知道，这座静默屹立的衙署遗址身上写下了多少历史故事，承载了多少重庆这座城市的辉煌。
12月10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表了《从谯楼到鼓楼——考古视野下八百年重庆府的历史镜像》一文，揭开了从2010年老鼓楼遗址被发现至今，它身上所蒙上的神秘面纱。
老鼓楼首次以实物方式证明，宋代重庆城不是夯土包砖筑成，而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石城。
面阔68米的老鼓楼大大超出了现存所有州府级衙署的谯楼规制，直逼明清皇宫，俨然一个稍小的天安门城楼基座。
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了重庆从普通州府成为西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重要历史时刻，见证了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其行政级别就是府，唐宋期间，中国的63个府中，以老鼓楼衙署遗址为代表的重庆府，是唯一一个成为直辖市的历史上的府。
作为重庆市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衙署建筑遗存，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了重庆定名以来近千年的沿革变迁。
遗址城墙石砖
始建于1245年的老鼓楼证明宋代重庆城是一座石城
老鼓楼衙署遗址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一座残存的高台，但是在考古专家们的眼中，它却是一部真实记载了重庆近千年历史变革的珍贵“史书”，随着书页被翻开，晦涩的“文字”在考古专家们的手中，被一一“翻译”，最终，让这部“史书”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芒。
而作为老鼓楼衙署遗址发掘的负责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就是这本“古籍史书”的重要翻译者之一。
从2010年开始，袁东山就和这座高台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年时间，他埋首遗址现场和浩瀚史书之中，一点一滴地揭开了这座高台背后的故事。
在袁东山的考古笔记上，记录着这样一个时间点——2010年4月28日。
就在这一天，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启动了对老鼓楼遗址的前期试掘工作，开始在老鼓楼布方，挖掘出了一条2米宽的探沟，作为正式发掘前的测探。
第二天上午，考古队员们就发现高台内部填土为保存较为完好的南宋夯土层，基本确认了老鼓楼是一处南宋遗迹。
更重要的是，考古队员们发现土芯外面的包砖上大多刻有“淳祐乙巳”的字样。
“‘淳祐’是宋理宗的年号，‘乙巳’是淳祐5年，”袁东山说，这说明，高台修筑的年代，在公元1245年。
这样的石砖，怎么似曾相识？
“我们突然想到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50年代有入藏高台包砖的信息。”随后，考古工作者们一路追到了三峡博物馆的馆藏之中，“在三峡博物馆的入藏信息中，这些包砖被定为重庆城城墙用砖，当时，正因为它们的入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庆的相关研究者都错误地认为，宋代重庆城为夯土包砖的城墙，而不是现在大量被考古正时的石城”，袁东山说。
几年后，考古工作者们又在北洋政府顾问安特生先生的远东像集里意外地辩识出两张老鼓楼的照片。又在影印民国档案《九年来之重庆市政》里找到了1936年3月至6月扩修解放东路高台基址段的记录。
自此，尘埃落定。
这个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的高台建筑基址就是晚清的老鼓楼们，更是南宋重庆府前的威仪大门——谯楼。
北洋政府顾问安特生先生的远东像集里的老鼓楼
长超68米的老鼓楼成为全国考古出土的第一个谯楼
随着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掘工作一年年地推进，考古工作者们发现这座始建于宋代的高台建筑，是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考古出土的第一个谯楼，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地方谯楼。
那么老鼓楼高台遗址究竟有多大规模？
经过考古工作者们多年的发掘工作，这个高台遗址的规模终于得以重现在人们眼前——
谯楼由高台和其上的城楼两部分组成，高台长68.67米，宽24.37米，高约10米。
“既往最大的地方谯楼是安庆两江总督府衙门钱的谯楼，台长54米、宽18米、高4.2米。与它相比较，南宋重庆府的谯楼建筑体量和规模无疑更大。”袁东山说，明代之后，我国最大的建筑群是故宫，面阔100米的天安门就是故宫的谯楼。
由此对比可知，重庆知府衙署曾经是一组非常宏伟的建筑群。
那么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通过考古发掘，考古专家们得出了结论：这座谯楼横跨如今的解放东路。根据南宋高规格谯楼规制和考古已知的建筑特征与空间尺度，大致判断这座谯楼为轴对称建筑，城台正中为6米多的隔墙，隔墙两边对称分布有5米左右的双门道，门道左右设有藏兵塾，左右外围是夯土包砖的高台，院内突出部分为登楼的踏道。
袁东山说，根据考古材料复原出重庆老鼓楼的面积和规模，大大超出了现存所有州府级衙署的谯楼规制，直逼明清皇宫，俨然一个稍小的天安门城楼基座。
这一超出常规的体量，与当时重庆为整个南宋西线蒙宋战场指挥中心的政治地位和高台兴建者余玠的个人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老鼓楼在1936年修建林森大道过程中被拆除
唐宋期间中国共有63个府，重庆成为其中唯一成为直辖市的府制
从始建至今，老鼓楼衙署遗址已经度过了800年岁月，作为重庆这座城市的重要建筑之一，它也见证了其所守护的这片土地800年间的沧桑巨变，见证了这片热土之上所生活的人民世世代代骨子里所凝聚的精气神。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发展史考古上的空白。从南宋置司到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再到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而宋淳祐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无疑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
此时的重庆城，从普通州府成为了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而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治所，是南宋时期川渝地区抗蒙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当时的钓鱼城、白帝城、成都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了山城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成功粉碎了当时蒙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并导致了蒙哥汗败亡钓鱼城下，客观上对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扩张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修筑城楼是为了防御外辱，但真正能让其发挥作用的，还是它所守卫的这座城市中的人。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度凝炼了重庆先民坚韧豪毅的民族性格，是巴渝儿女前赴后继、不屈不饶斗争精神的典范和象征，是重庆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
“宋蒙战争后，整个川渝地区人口只剩下4%。消失的96%人口中有大家族、大文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或死亡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剩下的人几乎没有记录和文字能力。但重庆这个城市的文脉却没有中断，几千年来一脉相承。”
袁东山说，无论是重庆的原住民还是后来的移民，都传承了在山地生存的智慧和技术，尊重自然、敬天法地，同时，也形成了重庆人性格中的坚韧和乐观。
除此之外，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还对重庆这座城市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
袁东山说，唐宋期间，中国一共出现了63个府，经过考古工作者们的研究和统计，重庆市其中唯一一个成为直辖市的府。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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