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最后为何没成行？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从那时起，人们就对十大元帅十大将有了说不完的话题，讨论最多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具备享有这种殊荣的功绩和能力。
解放军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南方三年游击加上陕北方面；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中的5个野战军。这几大力量直接影响人员的定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在学术研究中很少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后来也确实有5位被授衔，分别是：
董其武，抗战名将，曾在傅作义部队中先后任参谋、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率部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等；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首创"绥远方式"；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第69军军长；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明仁，抗战名将，早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历任28旅少将旅长、陆军第80师少将副师长、中将师长、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淮海战役前夕，陈明仁在湖南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陶峙岳，抗日名将，曾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第1军中将军长、第34、37集团军副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总署副长官；1949年率部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55年授上将军衔；
孔从洲，抗战名将，早年在杨虎城部当兵，曾任国民党少将师长、中将军长，1946年率部起义，先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运周，我党杰出的地下党员，长期忍辱负重战斗在敌人内部，曾先后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110师师长；淮海战役期间，率110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起义成功，对我军取得这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曾任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吉林省体委主任、中央监委副主席，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因为他们5人当时都有军职，所以必须首先，但是比他们更高的国军将领该如何安排呢？
比如傅作义，当时就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不提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这位促成北平解放的大功臣值得“天坛一样大的奖章”，确实应该大写一笔。但问题是，当时还有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人，比如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能“一刀切”，这几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没有授衔。
其实，综合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每个人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
站在今人的角度上，尽可以对每个人评头论足，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相信这20人是“最佳组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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