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这种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并不纯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应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地理认知。
“疆域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因此本文所用的“疆域观”与现代的“国家”和“主权”等概念没有关系。“天下观”和“疆域观”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的研究比较深入，现引用其中一些与本文有关的结论。
首先，“华夷”两分的“天下观”：“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王国维称其为‘道德之团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
然后，关于“华”“华夏”的空间范围：“不知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表述名称”；“禹之迹，就是大禹平奠治理过的地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是文明之区，有别于蛮夷之地。在人们用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的地方时，已经包含了华夷两分的意义，夷狄均在禹迹之外，而宣称居于‘禹迹’之内，则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毛诗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
简言之，即大致是在周之后，近代之前，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世界是由“华”和“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是“天下主”，这个世界是围绕“华”展开的。对应于地理空间，“华”即是《禹贡》中记载的“九州”，且由于这里是“诸夏”所在，因此可以称为“中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的概念，大概对应于一些研究中宣称的“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
“九州”的地理空间，在《禹贡》中有着记载，但由于构成其边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如“黑水”等的具体地理位置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议，因此实际上也就无法确定“九州”明确的空间范围，因此“九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大致范围，但又相对模糊的地域空间。
《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成一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上述认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也就呼之而出了。在“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下，虽然“华”占据了主导，但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天下”，
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由此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就是另外一句在谈及“中国”古代“疆域”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由于对“夷”的轻视，因此“华”才是作为“天下主”的正统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所应直接领有的，而“华”在地理空间上对应的就是“九州”，也即唐晓峰所述“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并不是严格的地理语言。他们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国王朝，还有不知边际的蛮夷世界。只是对于这个蛮夷世界，中国士大夫不屑于理睬”。
当然，“蛮夷”世界也是存在层次的，其中一些是与“华”在地理空间或者文化、经济上有着直接接触或者往来的，而另外一些则几乎毫无往来，对于“华”来说只是道听途说，甚至一无所知。由此形成的“天下”，也就有了包含甚至是想象中的全部“世界”的“大天下”，以及只是包括了有着直接往来或者有所了解的“蛮夷”的“小天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后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更为关注的。
在这种“天下观”之下，王朝所控制的地域空间必然要尽可能全面地包含“华”所在的“中国”和“九州”，而这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王朝统治“天下”的“法理”基础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朝控制的土地也以此为限，毕竟在这种“天下观”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周围的“夷”地加以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但这些并不是必须的。
（作者为云南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超链接注明：头条资讯 » 涨知识｜讲清古代“天下观”与“疆域观”的区别和联系
免责声明
：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