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的父亲名叫钟世藩。
他的一生，很坎坷，却成就斐然。
一、父母双亡，命途多舛
1901年，他失去父母；9岁那年，他在富贵人家做仆人，以此来养活自己。
命途多舛，但钟世藩从来不认命。
他一边当仆人，一边咬着牙学习。
或许，民国那个年代，总对爱学习的人有更多的偏爱。在日复一日的刻苦学习之下，钟世藩考入了协和医科大学，后来还得以出国留学，去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那是一个连读书都分外奢侈的年代，钟世藩却靠着自己和运气，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
那个年代的博士生，可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值钱很多。但钟世藩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毅然决然回国，或许，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心中，藏着一颗报国的朴实之心。
他回国那年，是1946年，我们的国家，还在国民党的手里。
他被任命为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同时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儿科教授。后来，国民党兵败，让钟世藩携带着医院的13万美元，和他的全家人，一起跟着部队撤退。
离开，是荣耀加身；留下，是生命危险。
或许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钟世藩没有离开，而是带着全家人留在广州。
二、医生不管其他，只管治病救人
后来，他将广州中央医院的资料，移交解放军。
据说，当时的财产清单，长达410页，里面包括文书、心健，还有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等。这些东西，若是被尽数带走，中国的医学事业，也将倒退很多年。
如今，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当时钟世藩移交的财产清单——《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
其实，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东西，也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医院里到底有什么，可医者仁心，于钟世藩而言，哪个党派管辖祖国，其实并无差别，因为他只负责治病救人。
后来，钟世藩成了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一级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病毒研究专家。
他不参与内斗，不参与那些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他只研究医学，献身医学，甚至为了研究病毒，治病救人，他还将病毒实验带回了家中。
那个时代，物资条件并不丰富，许多医学研究，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进行。
于钟世藩而言，他已经功成名就，无需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试验，可直到去世，他都在发光发热，都在研究病毒，都在为了治疗更多的疾病殚精竭虑。
这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也是这个年代，许多知名学者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三、遭遇不公，却不忘初心
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成了人人口中被唾骂的对象，他的儿子钟南山甚至被发配到乡下劳动。钟南山本是读书人，却在那时，被迫每日挑着几十斤的煤灰去烧锅炉，来来回回数十趟，每天要挑几千斤。
那是个仇视知识分子的时代，那种羞辱和绝亡，唯有体会过的人，才毕生难忘。
钟世藩的妻子廖月琴，他的儿子钟南山的母亲，因为不堪受辱，含冤自杀。
这位廖女士，同样是医学界的顶梁柱，她曾参与创办广州肿瘤医院，却因为被打为“肿瘤”
需要提及的是，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也是一位知名的医生，她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平反后，钟世藩老先生心里念着的，依然是他的病人，是祖国的万千子民。
那时，他已经70岁了，眼睛不好，身体虚弱，却每日都趴在桌子上，艰难却也坚定得撰写书稿。
那是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也是巨大的医学宝藏。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可他还是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哪怕这个国家曾待他不公。
4年时间，40多万字的手稿，《儿科疾病鉴别诊断》这本书出版了。
这本书，弥补了当时我国儿科医学的漏洞，更弥补了当时我国基层医院医疗器械不足的困扰。
这是经验之谈，却是可以真正用于临床的宝贵经验。
出书后，钟世藩先生得到了1500元的稿酬，他将其中700元给了当时帮他抄书的医生，剩下的钱，全买了书，然后将书送给朋友。
四、弥留之际，劝诫儿子
1987年，钟世藩老先生去世。
临终前，他要求不举办追悼会，还对着身边泣不成声的儿子探讨磁场和病毒毒性的关系。弥留之际，他对儿子说：
“只要能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
这句话，成了钟南山的信仰，也铸就了他在医学面前的敬畏之心。
非典爆发的时候，钟南山也67岁了，但他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不为名利所动，坚持认定造成肺炎的始作俑者不是“衣原体”，哪怕重重压力，他也没有动摇初心。
钟南山知道，人类在病毒面前太渺小了，容不得半点傲慢。
而这些，都是他父亲曾经对他的教诲。
致敬，钟世藩老先生！
致敬，钟南山教授！
致敬，所有为祖国、为人民坚持初心、勇于奉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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