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田家英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中南海内最早死于“文革”的高级干部。田家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田家英（资料图）
“篡改主席指示”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很早就向报刊投稿，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田家英”成了他的笔名。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自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倚重。他的存折、稿费、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时，重要信件送毛泽东批阅，并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
毛泽东写完诗词后，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田家英总是把这些“废纸”捡起来，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1963年，在为毛主席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哈哈大笑：“嗬，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现在看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毛泽东视为知音，他们常常切磋；有时毛泽东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
熟悉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担任1—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都不分巨细，一丝不苟。这样，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1964年，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本，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3种版本。田家英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从上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泽东“笔魂”之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开会那天，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
毛泽东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毛泽东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说贾谊“年少峥嵘屈贾才”，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曾作一首诗曰：“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毛泽东，曾被立案审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
田家英的书生气和正直秉性，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他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田家英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然，而毛泽东却很赞赏。田家英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毛泽东笑容顿敛：“噢，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毛泽东道：“听你口气，贤臣起码算你一个，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算不算？”田家英听了，低头不语，独自吞下“主公”盛怒带给他的苦果。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其间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骂田家英“老右倾”，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毛泽东一份报告，要求处理田家英。
风暴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是雷声滚滚。田家英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3月，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本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说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杨尚昆揹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即所谓中南海“秘密录音”事件)你知道吗？”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脸说：“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从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3人的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主席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据传是“敛藏文物”）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罗、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戚本禹（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22日，星期天，上午。安子文在中组部对应召前来的王力和戚本禹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经毛主席同意，由戚本禹同志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整理交接不要出差错。
下午3时左右。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当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曾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但由于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她似乎对突然造访有些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倒了茶水招待。
约半个小时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到3个人，他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戚本禹曾回忆，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当时在田家英的家里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王妙琼是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永福堂的。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五六点钟，戚本禹接到王妙琼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戚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他，《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曾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田家英还打开了一个从未打开过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保存在这只盒子里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在难熬的夜晚，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在戚本禹回忆中，这天深夜11时许，田家英给戚本禹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戚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田说，不，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戚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你那里。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田家英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这层关系。戚本禹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是田家英的部下。但几天前戚本禹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戚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此次深夜田家英打问消息时，戚也不敢说什么话。不过，戚本禹分析，“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但据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和当时的秘书逄先知后来说，他们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而是戚主动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去秘书室签字，田很生气，挂断了电话。中办机要员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最后遗言“士可杀而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虽说她也是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此时此刻，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这使他内心分外痛苦。
董边当时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因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见上班时间到了。便匆匆走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疏忽检讨了自己。“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作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据曾经采访过董边和何均的王凡撰文说，“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王文称，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工作在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他听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此次永福堂会面，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谁：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陈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待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两个女儿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行政科长路辉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了汪东兴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处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主席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和路辉带了一位行政干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窗口跳进藏书室，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当时，他们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等人报告。此时是下午两点左右。汪东兴、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等坐车赶回中南海永福堂。戚本禹在《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历史要案》中披露：“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喝过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衬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其中一句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报告了周恩来等在京中央领导以及尚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据说毛泽东在得知田家英的死讯后曾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18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
董边回忆，当天下午3时左右，她在班上不放心田家英，正准备回家时，接到中组部长安子文的电话，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西楼会客厅是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董边猜测可能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使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
他们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在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遗体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不可，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年仅44岁的丈夫，一缕英魂已随风飘逝。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田家英的遗体随即被送去火化。董边一家当晚搬出了中南海。
多年后，毛泽东曾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说：“田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奋斗做了大量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摘自《文史精华》）于继增，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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