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征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我国经济去年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仍保持了正增长，内需市场显示了较强的韧性和活力，且出口意外获得海外转移而来的订单，但居民消费却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随着疫情受控和经济恢复而自然复苏。去年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少增约1.7万亿元，全年住户储蓄较2019年同比多增1.6万亿元，呈现收入少增储蓄多增、消费倾向下滑、储蓄率擡高的局面，造成全年消费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疫情只是导致消费下滑的突发性因素，需要同时探究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持续放缓、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两头受挤”背后的中长期因素，才能找到扩内需、促消费的有效政策方向，这也是今后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内需联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关键所在。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加速下滑
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经营性收入受影响最严重，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受影响为甚；非全职人员和城市流动人口等则工资性收入受影响严重。
虽然从统计数据看，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预期目标，年末调查失业率也只有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时期调查失业率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实际失业、隐性失业人数应大于统计数据。另外，由于企业倒闭、歇业、裁员或减薪等各类情况，表面上工作岗位仍在但实际收入减少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去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年收入3万以下和3-5万的低收入家庭，预期消费减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5月份的调查还显示，受访家庭成员反映有26.4%的企业减少了雇佣，15.5%的企业降低了薪酬。
在长短期因素影响下，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出现低速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放缓到4.7%和2.1%。如果将去年的名义增速与前两年的增速平均值（8.8%）相比较，从绝对数值上可以测算，去年居民收入整体少增约1.7万亿元。
图1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变化（2013-2020）
资料来源:WIND、长江产经院
更值得警惕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连续多年呈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跌破40万亿元，下降3.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4%。这种消费疲弱状况看似疫情突袭下的意外下滑，实际也是收入因素主导下的原有趋势因外部冲击而加速下行。
居民消费倾向下行趋势未改
居民收入的去向可分为消费和储蓄+投资两大部分，在给定收入总量的前提下，消费和储蓄+投资呈此消彼长关系。影响我国居民储蓄意愿的因素很多，如经济发展水平、物价及利率水平、收入预期、财务规划、家庭状况等。多年来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预计仍在30%左右，而美国近十多年一直保持在3%—9%的区间。
央行的城镇储户季度调查显示，去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比上季度攀升7.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下降6个百分点。到四季度疫情缓解时，倾向于储蓄的居民仍占51.4%，只略降1.6个百分点，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占23.3%，只略升1.3个百分点。
有关民间调查也显示，去年上半年有超过一半的家庭选择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甘犁）。据两家证券机构（安信证券、中金公司）测算，去年上半年居民储蓄率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12个百分点。
央行发布的人民币存款数据，去年住户存款新增11.3万亿元，与2019年的新增住户存款9.7万亿元相比，多增了1.6万亿元。近些年我国住户储蓄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相对于同一单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言，去年这种储蓄增长速度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
学界以往的研究发现，低收入者跨入中等收入群体时，平均消费倾向（APC，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会略有走低，但近十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已超出了这一影响范围。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0.705，2019年疫情前已降至0.66左右，去年创下历史低点，不足0.62。
图 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APC）
资料来源:WIND、长江产经院
京东的线上消费大数据显示，去年高收入人群的年度人均消费增速好于2019年，而其他各收入群体的消费表现均有不同程度下滑，且整体上符合收入水平越低、品类消费表现越差的规律。
扩大内需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以适当措施调节储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扭转居民储蓄倾向居高、消费倾向持续下行的趋势，将是今后促消费、扩内需的必要条件。
应对短期冲击，纾困力度待加强
如果仅从2010—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社零增长的平均值来看，数据肯定远好于其它主要经济体，很难得出消费疲弱的结论，但如果注意到去年居民收入少增1.7万亿元，而住户储蓄多增1.6万亿元的现实，以及多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消费倾向下行的趋势，就不难发现，某些因素制约着我国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值得深入研究并对症施策。
消费增速放缓，从短期看是疫情严重冲击、纾困政策力度尚有不足等原因。去年疫情爆发后，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纷纷推出针对居民和企业的纾困救助计划或经济刺激方案。以美国为例，如果加上拜登政府正在促成的1.9万亿美元刺激法案，美国前后将有三轮大规模刺激，总金额约6万亿美元，占其2019年GDP的约28%。日本也是三轮刺激计划，总额约300多万亿日元，合3万亿美元。
我国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推出了应对疫情的“规模性政策”，包括新增财政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共2万亿元；减免社保费、动用失业保险结存、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等共约4万亿元。纾困政策力度约占GDP的6%左右。由于我国疫情较早受到控制，所以纾困或刺激政策力度较欧美日本等国都要小一些，这应属正常情况；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政策更偏重于补贴企业，它利于复工复产，而发达经济体往往把重点放在补贴居民（特别是失业人员），使得消费不受太大影响。我国的规模性政策目的是稳就业、保民生，如果撇开刺激规模占GDP比例，单就其中对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困难家庭的救助力度来说，我们的总量和比例相对偏少。
疫情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直接给低收入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美国的直接补贴是针对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或年收入不足15万美元的中低收入夫妇)。日本的第一轮刺激计划中就有39.5万亿日元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民生，包括补贴收入大幅减少的个体经营者、符合条件的家庭等。新加坡今年针对21岁以上的失业、收入减少或家庭月收入低于7800新币的居民发放现金补贴。我国没有直接现金补贴这一项，一些地方发放了消费券，两者性质仍有不同，消费券的使用受时间、地域、购买对象等多种限制。有学者测算，以现金补贴口径计算，我国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发达国家或经合组织（OECD）国家通常达到GDP的几个百分点，从比例上看相差较大。而且历年来，我国公共财政中用于民生支出的部分，比例仍然偏低。2019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的支出合计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6.6%，而发达国家民生支出一般在50%以上（平安证券研究）。
调整政策重心，激发居民消费活力
消费增长疲弱，从中长期看则是源于近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倾向持续下滑，以及体制上和宏观政策上长期偏重投资等因素。激发消费活力的政策选项有很多，在根本上离不开居民收入的增长，并保持相对稳定的消费倾向。
破除准入限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就业优先不只是营商环境的问题，政府应通过产权保护、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和公正监督，确保有效的市场环境和资源配置，更加重视扶持中小微企业，平等对待民营经济。在居民消费扭曲或升级消费未能得到满足的领域，更应继续放开市场准入，如教育、医疗、金融、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其中一些仍然存在行政性垄断及享受超额要素回报率的领域，更应加快改革步伐。
以教育为例，我国数十万赴海外的留学生受困于疫情而得不到原来期望的名校教育，能否允许在国内成立纯正的私立名校？未来我们能不能也吸引来世界各地的自费留学生？在影视、文化、娱乐等行业，各类限制也严重制约了创意、产品和企业的诞生；在通用航空业，由于长期低空管制等原因，我国的市场规模极小，现有业务仅仅是飞行培训、工业和农业作业，私人和公务飞行极为有限，且集中于政务和国企，整个规模仅为美国市场的百分之几。
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最需要突破的是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分割，让更多的进城务工者、流动人口能同样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同时，加快农村土地、宅基地的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发挥三次分配的应有作用，应放宽社会自组织的运营限制，让慈善等机构成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
强化民生社保政策托底力度。临时救助及一般补助应争取能直达居民或特定群体（如学校、社区、医院）。鉴于原标准下的我国贫困人口已大为缩小，建议提高标准，继续保持社保的托底保障力度，防止返贫及中等收入者重回低收入群体。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财政支出中对民生支出予以更大保障，为此需要在压缩一般行政开支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支出结构调整。
调整宏观政策重心，从重投资转向重消费。以上措施或改革的实施，实际也带来宏观政策重心的调整，即从原来偏重于投资转向偏重居民和消费。在整个内需中，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长速度，有利于稳增长和促就业，但目前应当破除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的原有认知。多年来我国投资比例较大，且政府占比较高，政府投资中发展性支出比重过大、公共服务性支出比重较低。过度强调基建投资、政府投资的“行政经济现象”，对民间投资实际产生挤出效应，也一定程度导致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且近年来正面临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的现实。
对于扩内需、促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传统的购物补贴等刺激措施仍可能产生一定作用；着眼于Z世代、高收入者及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愿望，创新消费场景、模式，用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而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则需要相应的更加重视居民和消费的政策及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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