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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适时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财经 新华网客户端

近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发表演讲,就我国税费改革问题发表看法。高培勇认为,减税降费的政策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来获得减税降费所需要的支撑财源。与此同时,高培勇也指出,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压缩政府支出规模,另一方面也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部署适时、适当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高培勇:适时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以下为高培勇发言全文:

我认为无论是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还是资本市场的新征程的开启,企业都是基础,营商环境都是核心内容。不论提到企业还是营商环境,减负总是一个着力点和着重点。在当前中国,每当说到减负总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减税降费议题。

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减税降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帜之下,以降成本为目标,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当我们说它不同于以往时,是有一系列的显著标志。

第一,以往谈论减税降费时,无论是教科书教给我们的,还是实践当中反复操练的,一般不会特别提及给谁减税。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无论是给企业减税还是给居民个人减税都有助于扩大需求。扩大需求是减税的目标,而近几年的减税降费,特别提及是给企业减税降费,给实体经济减税降费,减的是社企税费,这与以往是不同的。

第二,以往减税降费的时候,无论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还是实践当中反复操练的都会聚焦所得税的削减,聚焦于涉及所得的收费削减。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所得环节距离需求最近。无论是减企业所得税还是减个人所得税,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需求。然而近几年的减税降费,基本上没涉及企业所得税。

尽管就中低收入阶层而言,个人所得税减了一些,但总体上个人所得税是增加的。今年由于疫情冲击,两个税种和其他税种走势截然不同,一个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另一个就是个人所得税。从今年一月到十一月,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幅度达到10%以上。

我们减的是什么税和费呢?一个增值税,另外一个是社保费。这两个费和税均发生于企业的成本核算环节,而不是它的利润分配环节,这一点与以往不同。

第三,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减税降费和操练的减税降费,基本上实施途径都是政策调节。减税要减多长时间?这都是有时限的。道理非常简单,政策都是奔着逆周期调节去的。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减税降费也自然而然随之变化。但是近几年的减税降费,其实施途径不是政策调整,而是制度变革。

增值税的削减直接改变增值税税制,社保费的削减直接改变社保费的费制。税制和费制一旦变动就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不仅是去年减、今年减、明年减,只要制度不做出新的调整,这种减税降费的优惠就会持续下去。这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开启资本市场的新征程无疑是必由之路。

现在问题是这种持续性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减税降费能不能做到可持续。要可持续就必须找到足够的财源支撑,拿什么去支撑这种持续以企业为中心的减税降费?这就如同家庭过日子,给别人的钱多了,找别人要的少了,无非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自己少花,减少支出。第二,找其他地方、找别人去拆借一部分。第三,“堤内损失堤外补”,另收创收途径。对于政府而言,减税降费的可持续问题同样面临三种选择:

第一,给企业减多少税和费,政府就削减多少支出。也就是经常说的以政府的紧日子换取老百姓的好日子,这无疑是最理想的。问题是能削减到多大的程度?今年以来削减的力度是空前的,非必须、非重点支出压缩50%以上。现在的问题是哪些是非必须的支出?哪些是非重点的支出?我们又能把多少支出归入这个范畴?基数取决于最终压减的幅度,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能够弥补一部分减税降费之后留下来的亏空,但不能解决全部,甚至不能解决大部分。

第二,增列赤字、举借国债。目前总体上是这样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减降多少税费,增发多少国债的办法去实施这种减税降费,将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资源配置格局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从根本上来讲,不会。因为原来找你收多少税费,现在改为向你借多少债务,这两者之间在实质层面上不会带来资源配置格局的削减和调整。

二是会不会对财政本身的收支造成影响?会的。因为即便政府的债可以不还,通过不断地发行置换债的办法来实现新老替代,但是政府债务所附加的利息是不能不支付。随着政府举债而添增的利息,将叠加到政府支出既有规模上,从而会增加企业和个人未来的税费负担。这种办法可以短期或者在特殊的条件下用,但不可长期使用。时间长了可能引发财政赤字货币化之险,会引发财政风险。

第三,结构性调整。某一部分收入减降下去,另外一部分收入相应增加上来。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中国税制改革结构性优化道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税费改革方案中,大家可以看到大前提是稳定税赋。接下来提到的是增加直接税比重,隐含的前提是降低间接税占全部收入的比重,而提高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这种结构性优化的道路显然对于中国减税降费的可持续性是具有支撑作用的。

展望世界范围内的税费改革之路,结构性调整基本上是主要现象。因而要使中国的减税降费之路具有可持续性,让企业能够长期的获得这种优惠、获得这种支撑,那么需要逐步增加直接税。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无疑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不可能一味减而没有相应增。

近期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已有相应的部署。在论及明年重点任务时可以在最后一段找到一句话“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为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显然必须持续地推进减税降费的进程,为了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的进程就必须完善减税降费的政策,而减税降费的政策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关键话题就是如何来获得减税降费所需要的支撑财源。

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论及,都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一点,留给我们可行的选择,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压缩政府支出规模,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在压缩政府支出规模的同时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部署,适时、适当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通过增直接税、减间接税,增直接税费减间接税费,可以有助于我们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的改革。(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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