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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蜗牛”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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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蜗牛”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认识读写困难”家长讲座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符畅

图/受访者供图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是周杰伦《蜗牛》中的歌词,简单的语句,唱出的是读写障碍者的真实心声。

对普通公众而言,“读写障碍”(Dyslexia)尚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实际上,读写障碍并不罕见,例如阅读速度慢,容易忘记学过的字词,阅读时容易混淆字形相似的字、漏字或加插字词,抄写时字形比例不合理,文字部件容易左右调换,专注力时间较短等。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2013年公布数据显示,全球学龄儿童中约有5%-10%存在读写困难,但目前国内对该群体的关注度普遍较低。

在学习过程中,读写障碍儿童就像缓慢爬行的“小蜗牛”,想拼命追赶却力不从心,被读写障碍这个“重重的壳”所拖累。近年来,广州已经有部分公益机构关注到“小蜗牛”的窘境,并开展帮扶项目。今年,由羊城晚报旗下公益机构——广州市羊城公益文化传播中心发起的“小蜗牛666——广州市读写困难儿童支持计划”也正式启动。如何守护“小蜗牛”的成长之路?该项目或许能带来一些思考。

“小蜗牛”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汤晓雪正在开展教师访谈,一方面向小学教师普及读写障碍的知识,另一方面收集各班级疑似读写障碍学生的人数和情况

女童老是学不会拼音,原来是读写障碍“惹的祸”

11岁女孩方圆(化名)目前就读于广州市越秀区某小学五年级。在她上二年级时,就表现出异于其他孩子的一些特征。

“二年级了还不会拼音,写拼音的时候总是上下结构调换,或者声韵母颠倒。每次我示范给她怎么写,但一段时间后,她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圆圆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猫猫(化名)说。

发现方圆的问题后,她曾利用课后时间为方圆进行一对一补习,但不论用什么方法,都收效甚微,这也令她感到非常困惑:明明聊天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为什么这名学生在认、读、写方面会有这么大的困难?

这个疑问在不久后得到解答。2017年,社工汤晓雪在该校开展服务时,恰好翻开了方圆的作业本,看到她犯的错误“莫名其妙”,汤晓雪想到了曾经在书上看过的国外案例,通过与“读写障碍”的典型表征相对应,她指出,方圆的表现很可能就是读写障碍。

随后,在家长、老师的支持下,方圆在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发育研究中心接受了儿童发育的专业测评,其中包括读写障碍评估。结果显示,方圆的智力发育正常,同时在读写方面的确存在障碍。

不过,即使有了专业评估的支撑,方圆的学习之路仍不平坦。猫猫老师表示,一方面是同学们的不理解,孩子们不知道“读写障碍”是什么,认为方圆就是“差生”,经常嘲笑她,也没有人和她交朋友。另一方面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很难将方圆及其他读写障碍儿童和普通学生区分开,也没有专门为这类群体辅导、考核的方式。

“孩子自己其实也很努力,可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因此不能用对待普通学生的方式去强迫他们。”猫猫老师说。在学习方面,她不会给方圆太多压力,让她尽自己所能去完成就好,同时也会鼓励方圆多交朋友、多发挥自己在绘画方面的特长。

“小蜗牛”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读写能力小组测评

读写障碍在国内尚未普及,缺乏专门的学习或教学指引

事实上,和方圆一样,受读写障碍困扰的儿童群体不在少数,但由于社会认知度较低,他们中的大部分很难被发现、被理解。

国外有统计资料显示,50%犯罪青少年有读写障碍;而在弃学者和网瘾儿童中,80%以上的人都曾经患有读写障碍或注意力缺损多动障碍,并且仅有 3.8%读写障碍者能完成大学学业。香港的调查数据也提供了相关证据,在未成年犯罪中,70%存在不同程度的读写障碍。

“读写障碍儿童在学习、人际交往方面容易遭受挫败,如果老师、家长不能理解他们,甚至采用打压式的教育,那么孩子的心理状况会很糟糕,感觉自己不被接受。”汤晓雪说。“数据里显示的犯罪、弃学、网瘾等情况,以及数据没有呈现的各种心理问题、抑郁情绪,并不是因为读写障碍者更容易犯错,而是他们在学业方面的困难不被看见、不被理解,甚至被歧视被孤立,更容易与主流社会脱钩,继而陷入各类困境。”

在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读写障碍儿童被纳入有特别教育需要支援计划,由学校、社工、专业训练师协同合作给他们提供多层次的系统帮助,在课业上做出调整,在读写功能上提供专业训练和辅导,从而确保他们能正常学习,最大限度降低读写障碍带来的干扰,发挥天赋,获得学业成就。

而在国内,“读写障碍”的概念尚未普及,教育系统也缺乏读写障碍群体的学习或教学指引,对读写障碍的干预多由社会服务机构或商业机构提供。

在广东,深圳的卫宁读写障碍中心较早展开探索,也是目前全省唯一一家以“读写障碍”命名的社工机构。汤晓雪介绍,该中心借鉴香港专家设计的辅导方法,配合多感官教学法、部件拆字法、手眼协调训练等学习策略,帮助儿童提高学习成效,同时也为读写障碍儿童的家长提供支持。另一家是中山易读写学童启能中心,该中心除了读写障碍儿童的专业辅导,同时也开展3-6岁儿童的预防性介入,降低这些儿童入学后读写障碍的发生率。

不过,汤晓雪也指出,针对读写障碍程度较深、自信心缺失严重的儿童,这样的读写训练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在香港,这一套辅导策略起到较好的效果,是因为有相应的学校政策的配合。譬如,在考试时间和考核方式的设置上,香港教育部门都给出了详细的指引;各校也按规定配备了专职的教职人员,保障读写障碍者能及时被鉴别,并获得相应的教学辅导及辅导津贴。

此外,另一个难点是,“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将读写障碍纳入残障类别,每年给予专项补助金。但在国内,如果被认定为残障,又会陷入难以被社会接纳的困境。”汤晓雪说。事实上,社工也因该项目结缘好几位成年的读写障碍者。他们幼时深受读写障碍困扰,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支持,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并用不同的方式参与读写障碍群体的支持项目。由此可见,读写障碍并非我们日常认知的残障那样是永久性的,尽管在读写能力的发展与多数人不一样,但如果能持续进行针对性的练习,多数读写障碍者的大脑是可以发展出代偿机制,满足日常生活学习的读写需求。

“小蜗牛”需要被看见、被理解

方圆送给猫猫老师的画

呼吁社会为“小蜗牛”提供更多关注和支持

在广州,记者了解到,近几年也开始有部分社工机构为读写障碍儿童提供帮扶服务。2012年起,广州市增城区乐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从儿童服务、家长服务、社会服务三方面给予读写障碍儿童支持。2014年,广州阳光社会工作事务中心发起“明日之星——读写障碍儿童及家庭支援计划”,旨在建立“儿童-家-校-社”四位一体服务模式,提高读写障碍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网络。

今年,羊城公益文化传播中心发起的“小蜗牛666——广州市读写困难儿童支持计划”正式启动,该项目也获得了首届“创善•微创投”广州市社区公益微创投的支持。

羊城公益文化传播中心秘书长符喆明表示,项目将关注读写困难儿童在家庭教育、学校待遇、社会接纳等方面的困境,通过街道社工站的支持,组织师范院校大学生志愿者进驻社区进行专项调研,并参与学校及社区的宣传推广活动,配合专业人士接受家长和教师咨询,引导大众关注读写障碍,进而为读写困难群体营造友善、包容的社会氛围。

汤晓雪也加入到“小蜗牛666——广州市读写困难儿童支持计划”的社工队伍中。她介绍,项目目前已面向越秀区和荔湾区的两所小学开展服务,在荔湾区某小学的前期调研中发现,三、四年级学生中疑似存在读写困难的比例约占10%,后续将对这部分群体进行专业评估和干预。同时,社工将与家长做好沟通工作,如果家长认为有训练辅导的需求,项目也将引入专业训练机构的资源,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训练计划。

“就像把一块肉切碎了,这部分孩子需要分多次吃,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她说,“我们希望以点带面,慢慢推动社会对读写障碍的关注,最好是教育工作者能从政策层面、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支持。同时社工和学校的心理老师从心理层面,给予孩子、家长更多关注和援助。”

【知多D】

读写障碍常见的表征

阅读:

1. 阅读速度慢,有时会出现跳字甚至跳行情况;

2. 读完后也不太理解内容;

3. 阅读时容易疲倦或出现头痛;

4. 反复复习仍未能准确读出字词;

5. 相似字形易混淆,例如:把“毛”读成“手”;

6. 易把字义相似或相关的词语混淆,例如:“高兴”读成“开心”。

书写:

1. 抄写速度慢,看一下写一笔;

2. 抄写时,字体有大有小,忽上忽下,字形比例不合理;

3. 反复复习仍未能正确写出字词;

4. 写字时,笔划容易多一笔、少一笔;

5. 文字部件容易左右调换,例如:“陪”写成“部”;

6. 写字时不按笔划,就像是画出来一样。

专注力:

专注时间较短,在同一活动上专注少于15-20分钟。

(以上素材来源于卫宁读写障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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