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被打断的朗读
美国曾有一项关于学生表现相关因素的调查，这项调查首先设定了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社交能力、道德意识等一系列指标，根据这些指标给学生打分，从而得出一条高分表现的“优秀曲线”。研究人员拿着这条曲线与一些相关因素进行比较，看看受到哪些要素的影响。研究人员比对了学生所在学校、社区环境、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诸多因素，但这些要素的相关性都比较弱，唯有一个要素与“优秀曲线”高度吻合，那就是“父母是否从孩子小时候就持续给他朗读”，朗读内容不仅包括各种故事，还有各类优秀作品，并且孩子在听的过程当中不能打断。
家长的朗读与孩子表现优秀的相关性到底在哪里？研究发现，朗读不仅传递有益的内容，更培养了静心聆听的习惯。孩子也许不能完全听懂朗读的内容，或者在倾听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但是由于孩子没有立刻发问质疑，这在无形当中培养了全然接受的空杯心态和积极思考的习惯。面对内心连续生成的疑问，没有现成的答案和直接有效的解决方式，孩子必须全力开发大脑进行深度思考，逼迫自己进行信息关联与联想， 努力从内部找到答案，不仅在无形中锻炼了深度思考能力，形成了反省、反思的生活修炼，更重要的是磨炼了孩子的积极服从性。
二、服从性激发出积极的力量
“孺子可教”一词表示孩子有很强的可塑性，经过培养后必有远大前途，这个成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讲述的是张良年轻时的故事：
有一天，张良来到下邳附近的圯水桥散步，遇到一个穿粗布衣裳的老人。老人走到张良面前，直接把一只鞋子丢到桥下，让张良把鞋子捡起来给自己穿上。张良虽心有怨言但依旧毕恭毕敬地照做了。老人穿好鞋后转身就走，正当张良目瞪口呆地盯着老人离去的背影，老人返身回来跟张良说让他五天以后来桥上。
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在桥上等候多时。老人生气地告诉张良，五天之后再来桥上。
又过了五天，张良一早就出发，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告诉他五天后再早点来。
第三个五天，张良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恭候老人，等候多时才见老人蹒跚而来。老人见到张良，高兴地说“孺子可教也”，随后将怀中一本《太公兵法》交给张良。后来，张良苦心研读《太公兵法》，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许正是这本兵书的来之不易使得张良深知其价值，同时他对老人毫无理由的屈从和忍耐激起他奋发读书的力量。
在汉字中，“孝顺”的“孝”字原意是指儿子帮助老年的父母，由此产生了孝顺父母的含义，是一种极具主动性的被动姿态；“顺”字是顺从的意思，同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沉默。“孝顺” 二字所蕴含的服从行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因此有“百善孝为先” 的俗语。而“教育”的“教”字左半部分就是“孝”字，以服从性为主的孝道文化正是儒家教育的基础和根本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当中的服从教育绝不是简单地灌输思想和知识，机械式地形成早熟认知界定；相反，正是通过形式上的屈服去激发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反复磨炼心性，同时对智力进行深度开发。服从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韧性的积极力量，以一种外在的隐忍去激起内心积极的力量，因此，不孝之人和服从性较差之人往往都是缺乏韧性的孱弱无力之人。
三、铸就“沉静领导”的人格特质
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服从”是一个被权力屈从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主体生成的过程——主体都是以对权力的屈服作为开端的。因此，科学适度的服从教育正是以一种“无中生有”的方式催生独立个体的过程。
接受过服从教育的孩子往往具有深沉而稳重的内敛人格特质，不会有那种听风就是雨、一惊一乍的肤浅表现。他们脑中会过滤掉很多感性的“快思考”以及机械式的本能反应，转而进入到一种沉静深入的“慢思考”状态——大脑始终在不停地吸纳各种信息，他们不仅能接收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消息，更能搜集到一些隐秘的信息，具备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当他们将大量的信息综合到一起的时候，往往在自己与自己的“潜对话”中刮起头脑风暴，让思考变得深邃，能够从存量知识中提炼认知增量，形成系统化认知和场景化判断，在面对棘手、复杂的困难面前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这些孩子永远以空杯心态接纳万物，行事绝不慌张而潦草；遇到问题的时候，在看似被动的外表背后却是超乎寻常的主动性，因为他们具有整体的眼光和全局的视角，在反复的屈从性打磨中，目标变得日渐清晰，更具有持久的耐力。他们具有了谦逊、克制、执着的优秀品质——而这正是哈佛商学院巴达拉克教授在《沉静领导》一书中提出沉静型领导所必备的美德。由此可见，适度的服从教育是在以静水流深的方式塑造一种极具深度的性格，释放出一个让人舒适的、绵绵不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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