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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3位校长

教育 冰点周刊

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3位校长

张桂梅看学生跳课间操 王倩/摄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编辑 | 从玉华

2020年下半年,我采访了3位校长: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的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去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支教的杭州校长陈立群,还有把8个留守学生送到清北的校长罗湘云。

我毕业于衡水中学。第一次得知我毕业于此时,同事们露出我仿佛来自“地狱般学校”的惊讶表情,抛来一个个问题:你们吃饭只花几分钟吗?你们跑操就像军训一样吗?你们真的紧张到没时间上厕所吗?

看,衡水中学四个字总能引来强烈的好奇。每当这时,我都会说,还好,没那么夸张。但其实,谈到母校对我的影响时,我多数时候是模糊、不自知的。

在母校,我曾因跑早操摔倒影响班级队形被老师批评,因成绩退步被叫家长。后来,我考进一所985大学。在一所一年能有200多人考上清北、一本上线率高达90%的学校,这不太值得祝贺,但于我而言也算不错的起点。

我的同事说,在我身上看到了高中赋予我的抗压能力。毕业后,我常思考一个问题:我的高中经历究竟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

2020年,采访那些校长时,我有一份私心:这些心怀教育理想的校长如何看待“衡水模式”?

采访张桂梅校长,我在华坪女子高中看到“衡水模式”的影子。女生被要求剪短发,每天睡眠5小时,吃饭时间10分钟。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她们跑进食堂,一言不发吃饭,又跑回教室,仿佛看到了高中时的自己。

张校长很认可“衡水模式”,这令我很惊讶。在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学生什么都不用做,学校食堂常年备有面包、水果、酸奶,教室、宿舍都有空调,为了不让我们学习分心,学校有专门人员管纪律,一旦你做了跟学习无关的事,比如吃零食、迟到、在宿舍不睡觉,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一张记录班级表现分数的表格里。

这些,张校长都很了解。她曾效仿衡中的方式管理女高,发现女高不具备这么多人力、财力——作为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学校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分发,其余的钱都要靠她化缘。相比衡水中学的学生,女高学生基础差,她能做的,除了督促老师增进教学水平,只有让学生打时间仗。

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3位校长

2017年9月5日,贵州剑河,久甲小学的师生在换上新课桌的教室里上课。视觉中国供图

这里的学生每天比我们高中时少睡2个半小时。很多人觉得张校长无情,我能理解她,对那些连学都上不起的山里女孩来说,高考是唯一的机会。

后来,我陪张桂梅去一个女生家里家访,破旧的土房子里,唯一的家电冰箱盖着蜘蛛网,被子脏得泛着油光,灶台很久没开火了。女孩的妈妈改嫁,爸爸酗酒。女孩中考失利,本没有机会再读高中,她在村里打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证明,冒着雨来敲女高的大门。张桂梅收留了她。

这样的学生,张桂梅见过太多。她太想把这些女孩送出大山。为了节约时间,女高学生去县里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说孩子们压力太大,该多点时间吃饭,张校长让医生闭嘴。她说,“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我不管,就这么干。”

如果没有张桂梅,黄付燕或许还留在山里。她读女高时,爸爸在工地上做临时工,妈妈在家种地,哥哥患上淋巴恶性肿瘤。为了省钱,她在学校不吃晚饭。

后来,张桂梅去她家对她爸爸说,你家姑娘的生活费以后你们不用拿了,我们学校想办法。2011年,黄付燕考上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卖收藏品、先后在两家公司上班,后来,她又随丈夫去贵州,结婚生子。2018年,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去见张桂梅,想给学校捐款,张桂梅拒绝了。

当时,黄付燕还没找到工作,她感觉到张桂梅有些生气,“好不容易读个大学出来,就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当时,张桂梅让她回去再努力,有需要时候再联系。

这件事后来在网上引起争议。有人说,张桂梅歧视全职太太。张桂梅对媒体回应,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是怕她们被丈夫抛弃,“一旦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你当全职太太会最先被淘汰,磨来磨去,原来水准都没有了”。

张桂梅知道,自己的学生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她们没有退路。黄付燕也公开回应,称校长“话丑理不丑”。2019年,她考上贵州一所小学的特岗教师,她说是女高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在之前的报道中写了女高不够完美的一面,比如,为了让学生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张校长如何把控菜品的温度,让学生在5分钟内吃完午餐,学校也没有开设性教育课程,这些都引起一些争论。但在我看来,这已是张桂梅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正如一位读者所说,“有限的条件内,只能对目标做减法”。

要高分还是要全面发展,这可能是考验很多校长的一个问题。我后来采访了正源中学的校长罗湘云。罗校长坦承,学校追求分数,学校从2018年开始派尖子生去衡水中学学习,按照衡水中学课程表调整课程计划,也用衡水中学的试卷,他认为国家既然是高考的选拔制度,就要努力让孩子出人头地,“教育本来不应该这么做,但你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3位校长

张桂梅家访 尹海月/摄

正源中学留守学生人数过半,2012年至2020年,学校有13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其中8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我采访后知道了学校成绩傲人的密码——这里的学生初二就读完初中的所有课程,随后进入准高一,用4年时间备战高考。

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向分数看齐的教育模式,学生的素质培养都指向为高考服务。相比我的高中,这里的高中氛围轻松许多。学生们不用穿校服,纪律没有那么严苛,休息时间也比我们多,但他们仍以考高分为主要目标。

这自然是有效的。该校多位清北毕业生告诉我,如果不是学校的“2+4模式”,自己很可能只能考上一本。

但当他们进入更高一层的世界,发现封闭单一的高中生活也因此限制了他们。正源中学一个去年考入北大的女孩告诉我,因为高中很少上实验课,在北大她连显微镜也不会用,她去问老师怎么调焦,老师匆匆帮她调好,让她直接观察微生物。她还是不会,又问同学,同学说,我已经观察好了,你直接来我这看。

看老师不停回答同学“高深的问题”,她不好意思再开口。“我到现在都不会用,太难过了。”

我知道,未来他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弥补差距,建立自信,完善自我。但能因此判定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那种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是不对的吗?

我问过张桂梅这个问题,严苛的学习环境会不会让学生变得封闭、狭隘。她说,随着学生考入大学,这些会慢慢改变。我认同她的观点,对一个毫无资源和背景的农村娃而言,考大学更紧迫,这决定了未来的起跑点有多高。

采访过两位校长后,我更加理解了那些山里的孩子、留守孩子没有什么能争的,只能争高考。直到我采访第三位校长陈立群, 他不认同一味追求分数的教育模式。

陈立群曾在杭州学军中学任校长,2016年,他被邀请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任台江民族中学校长,4年时间,他让这所学校从全州垫底的本科10%上线率增至79%。

他不赞同为了分数过度剥夺学生时间的做法,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人与“45天速成鸡”无异,只讲究效率,不注重个性。在陈校长看来,教育者应该先把学生当人,爱这个“人”本身,不论学生品行优劣、成绩好差、家境富贫。其次把学生当孩子,不要试图控制他们。最后再把他们当学生看,他说,教育应该是“奥运会”,各展所长,各显其才。

在台江民族中学,女生不用剪短发,学生每天早、中、晚都有1小时活动时间,还有很多社团活动。一天中午,我站在教学楼前,看到学生们慢悠悠往教室走,毫无紧张的氛围。

陈校长认为,要提高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根本要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每一堂课的思维含量。

台江民族中学成绩的提高证明了他方法的有效。但这并不能说服我,我认为陈校长之所以能在分数面前保持理智,源于这里没有能执行“衡水模式”的人——西部办学面临的很大困难是缺钱,有小学连电费也交不起,小学校长只能拿自己的工资垫付,在这样的条件下,校长们一门心思想着筹钱,保证学校水、电正常运转,工资如期发放。

衡水中学毕业的我,采访了3位校长

罗湘云带老师去钟芳蓉家贺喜 受访者供图

陈校长是个特例。作为被特邀来支教的校长,他有能力、有资源,可以在此施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我问他,假如他在河北任校长,面对升学率的竞争,还能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吗?

他说自己依然不会走“衡水模式”,哪怕成绩差一点。他认为只考虑学生“走得出”、只顾当下“一阵子”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考虑学生长远的“一辈子”,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社会化。

我跟随他去家访,一位今年的毕业生住在山里,我们驱车1个小时,又步行近半个小时,攀上一层比一层高的台阶抵达他海拔近1000米的家,家门口外几米就是幽深的山谷。高考前不久,男生家门口的地面出现了裂缝,陈校长拿出1万元让男生修缮地面。男生的母亲早逝,父亲外出打工,家中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

为了供养两个弟弟,他一边打假期工,一边读书。今年高考成绩只能报考大专院校,他犹豫继续读书还是打工赚钱,陈校长没有替他作选择,只说,要尽好大哥的职责,帮助两个弟弟好好读书,哪怕有一天弟弟们都读出去,没有回报他。男生点了点头。

我听后很感动。多年以后,弟弟们读书有成,若真的离开他,他应该也会很宽慰,有人教过他付出不要强求回报的道理。

后来,我们又去一位女生家里,那天下着大雨。女生家也是单亲家庭,父亲外出打工,她和弟弟两人在家。进屋后,我们发现读初中的弟弟正在念书,一面墙贴满了弟弟的奖状,陈校长本是来给考上大学的女生送红包的,告诉她大学费用会有爱心人士捐助,不用为此发愁。临走前,他又奖励女生的弟弟500元,鼓励他好好读书,并为这个没有雨伞的家庭留了一把伞。

这个一直沉默的女孩在我们上车前,送给陈校长一个拥抱,哽咽着说了一句:“谢谢校长”。

和陈校长交流近10天,我多了一些思考:高考是很重要,一切向分数看齐的教育模式就是对的吗?因为分数重要,教育者就能以此为借口,忽视学生的内心感受和自尊吗?如果拒绝这种教育模式,那些底层成长的孩子还有翻盘的机会吗?还有折中可行的教育模式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没有找到答案。

2019年夏天,我回了一次衡水,发现升学竞争已从高中延伸到初中,甚至小学。

一位来自邢台的家长告诉我,2017年,得知只有在衡水本地满4年学习经历,才有资格考衡水中学公费生后,她将上六年级的女儿转入衡水一所小学,学费一年1.4万元。之后,女儿顺利考入衡水五中,在衡水五中初一部,有7000多名学生,共140个班,她听班主任说,只有前600名学生有机会进入衡水中学。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019年,衡水本地满4年学习经历被要求增加到5年。她算了笔账,如果孩子考上衡水中学,加上学费、生活费,高中至少需要每年5万元的教育支出。她感叹,现在就要咬紧牙关挣钱。

我的侄女也在衡水读书,春节期间看到她因为成绩退步闷闷不乐,我不知道应该劝她不要太在意分数,还是打起精神继续努力。

我曾跟一位衡水中学的老师讲过,高中的学习经历很多时候并不令我愉快,唯分数、唯集体的理念让我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我的老师说,你不要只想学校让你失去了什么,可以想想它带给了你什么。

后来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至今,我也说不清,衡水中学于我的具体意义。在找到答案之前,我打算对我接受的教育保持善意的怀疑,从未来的采访中去进一步寻找答案。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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