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伟
宇文利
胡献忠
常兴华
胡敏
廉思
沈杰
马中红
金德楠
奚佳梦
于万欣
冯颂雅
吴易唯
郑健
邓洋洋
大学毕业，就业该选择“北上广”还是新一线、二线城市？传统工科生该怎么面对网络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独生子女怎样为父母养老？青年如何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去？
“十四五”时期，是国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于正在大学校园的“Z世代”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他们踏入社会、找到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未来，处于发展和上升期的“Z世代”既有宏图抱负，也有许多“问号”。
12月19日，由中国青年报社和北京大学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办，中青校媒承办的“十四五与青年发展”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天，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青年教师、学生代表和创业青年与专家展开对话。
研讨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王均伟、北京大学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宇文利、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胡献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常兴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胡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沈杰、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中红，面对青年人的疑问，一一作出解答。
就业的选择
吴易唯（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我是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现在面临就业和读研的选择。如果去北上广发展，就业机会多一些，但是本科生在这些城市发展压力很大；如果回到二线城市，可能很难有相关的工作岗位。我该如何抉择？
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理解年轻人的处境。我想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选择职业时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的确，年轻人要考虑职业和事业的关系。我是学外语的，最早从事的工作是在大学当英语老师。后来读完研究生，有机会选择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做公务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业选择时可能会有倾向性，不同年龄阶段做选择的时候会有这个年龄段的倾向性。当然，选择职业可能有一些机遇和条件限制，其实具体职业选择不是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人生要为何种事业而努力。与自己人生的完善、更高的人生评判、价值观、人生观联系起来时，可以把职业这个词转化为对事业的判断。你对所从事的事是否真正感兴趣，能否在做这件事中找到动力，这恰恰是最重要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我进入到公务员行业。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真正喜欢这个工作，也不适应。我发现，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里工作。不管多累多辛苦，你都觉得这份事业不累，因为你找到其中的乐趣了。在新岗位上，自己有一些想法可以实现，这种感觉特别好。“风物长宜放眼量”，所以，选择自己可以投入的一件事，比当下的考量更重要。所以现在最需要思考的是，你到底为事业着想还是为职业焦虑的问题。一旦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到哪里去工作，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郑健（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我注意到，“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这种规划会给戏曲艺术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马中红（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这里的重点是文化体制改制。我的理解就要逐步从强调文化事业转向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体制强调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免费供给，文化产品的生产主体主要是体制内的剧团剧院，为民众打造文化精品。这一块依然会对从事戏曲艺术和文化艺术的专业人才有大量需求，因为要保证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获得。文化产业的转型，意味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加入到文化创意、文化传承、文化传播的领域，尤其基于互联网、新技术的数字文化产品供给，需要大量掌握这些技术的懂得文化的专业院校的学生，学戏曲艺术专业的学生，只要掌握了真本领，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的增量，只有数量得到保障，才会有品质改善。另一方面，数字媒介、新兴技术所打造的数字文化产业，现在应该刚刚走上快速道，有许多可开拓的空间。打比方说，我从苏州来，大家都知道苏州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昆曲、评弹、苏剧是传统的三朵花，如何激活和提升它们？苏州还有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和芭蕾舞团新三朵花，如何让它们增加演出场次，成为百姓消费得起的文化艺术？苏州还有年轻人的小众文化艺术，比如江南小剧场、青年话剧、脱口秀等等，如何让它们发扬光大？未来，这些都指望你们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专业人才。当然，随着拍摄、制作等技术降维，就像人人都有麦克风后对新闻业的冲击一样，人人都有摄像机后，数字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也会变得日常化、普遍化，民间人才也多，这些对行业肯定会有冲击，但是，最核心的创意能力、有质量的内容还是稀缺的。
郑健（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中国的新青年离开体制怎么活？如果抛弃体制，不去抢“铁饭碗”，我们如何更好地生存在社会中？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体制外怎么生存？这些年来，我做了大量体制外青年的调查，在调研中发现，他们都生活得十分精彩。体制外青年有什么特点？环境带来的压力促使他们不断学习，长期处于奋斗和成长的状态。
我也调研过一些体制内青年，他们当然也很优秀，但是环境的相对稳定安逸让有的人开始慢慢丧失奋斗前行的动力；但是体制外青年不同，没有了所谓的“铁饭碗”，他们要想在社会中生存下来，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中央政策，不断地研究市场规律。也许你会说，这样活得多累啊，但我想说，那就要看你自己到底追求什么了。奋斗的过程虽然艰辛痛苦，但也收获了一般人无法体会的快乐和自我实现带来的喜悦。当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邓洋洋（淘洗洗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
我从大学开始创业，没有过多思考后面要不要进体制内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就继续创业了。我认为，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本质都是不断进步的路径，放长远来看是一样的，你只要获得自己内心的满足感就可以。
科技与创新
冯颂雅（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近年，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给化工材料等传统工科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携手同行，这给传统工科带来新的挑战。我们需要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向绿色化工转变。
作为传统工科的学生，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国家未来有什么样的政策引导，能够帮助我们把创新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呢？
常兴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期，科技创新驱动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参与全球发展已势在必然。当前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进展，科技进步贡献率已从“十三五”初期的55.3%提升到了60%左右；科技创新指数也已进入了世界前20强。必须看到，我国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短板和弱项较为明显。“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了“十四五”及到2035年发展目标：到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是光荣使命，也有很多的具体工作要做。对各领域各地区也有不同的要求。如对走在经济发展前列的东部地区，必须站位高，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引领。
刚才说到传统工科的学生，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我们知道，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弱项中，就有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强化原始创新，也正是我国今后科技创新中需要不断强化的。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工科的学生仍是大有可为的。当然，我们的学习，包括今后的工作，包括可能要从事的科研工作，也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创新学习的过程。目前在学校里学习，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掌握学习、研究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受益终身的东西。
邓洋洋（淘洗洗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据我了解，很多创业者包括小微企业也很希望做一些研发的工作，我们就有专利大概40项，我们是根据市场需求做专利，而不是为数量。对我们来讲，研发成本投入很高，我们也拿过一些投资。将来是否有更多支持小微企业做创新的制度？现在很多偏向于终端研发阶段的支持，而小微企业这块比较薄弱。
常兴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输血站”。近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12.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6.1万元，比上年增加1.2万元。也必须看到，我国科技投入还存在较为分散、效率不高等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及一些地方出台了不少支持中小微企业，尤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感觉力度还远远不够。今后，要进一步创新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大对科技型企业，尤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得微观主体有活力，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可以想象，今后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会越来越多。
于万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博士）：
在一些国家，很多科技创新是依靠企业来主导；但是在中国，马斯克把人类送到火星是很难被理解的。我认为，要实现科技创新首先要做到体制创新。
对于一线科研工作者来讲，阻力不小。在创新的主体问题上，我国不是以企业为主，资本资源合理再分配；国内更多的是靠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或者高校。重大项目分配的时候，无论是资源上、财力上、配备上，都会有一定的倾斜，但不一定实现把最合适的资源给到最有能力和实力的单位。
还有一点不完善的地方是，很多科技从业者会搞科学课题或工程项目，这是需要精耕细作的事情。但是，现在对科研工作者要求很高，其实科研工作者很难通过5年或10年的工作研究就拿出一个大成果。对国外回来的优秀青年学者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就逼迫他们很难真正把科研成果实现产学研结合。
常兴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充分认识到，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导科技创新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当前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一些很大的成就，和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是分不开的。
我们也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如深圳这几年发展很快，与企业创新推动有很大关系。企业捕捉市场的能力非常强，其科技成果直接就要转化，这种转化使得企业的产品更能满足不断拓展的市场需求，当然这也推进了企业的做强做大，也促进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科技体制改革角度，我们必须看到目前的问题。如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高端的领军人才很少、缺乏原始创新能力、科研投入分散、效率不高等，需要通过改革来不断解决问题。
在座不少人可能今后会从事科研工作。对青年科研工作来说，包括科研项目的分配、科研项目评价奖励制度改革，把青年科研人才培养成中高端人才，在体制机制上不能唯论文、唯职称、唯年龄。这里最重要的，在于科技体制改革能否给大家一个公平的环境，不是非要向某一群体倾斜。
责任与担当
郑健（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
面对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作为独生子女，我们这一代人怎么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常兴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就养老问题，“十四五”规划《建议》有充分的阐述，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及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
应对老龄化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就养老本身，我认为最核心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供养，一个是养老服务。养老保险解决了基本的经济供养问题，就养老服务来说，核心是日常照料和看护，也包括精神慰藉等。国家相关部门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已有基本的界定。我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社区居家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应占据主体地位。居家养老是以公共服务为前提的。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政府有责任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督促检查等方面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制度保障。从一些地方经验来看，其一开始就把居家养老提高到公共服务的层面，明确由政府承担责任，从而使得居家养老具有鲜明的刚性特征，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工作。政府在资金供给上不仅有投入办养老机构的单一做法，在投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可提供相关福利补贴，接受补贴的老人用自己的收入购买服务。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居家养老对象，需要政府采取补贴的形式，为其购买服务，缓解日益迫切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机构资源不足的矛盾。再有，政府有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结合自身职责，分项规划，加强协调，通力配合，从不同的方面对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提供支持。
金德楠（北京大学博士后）：
我觉得很多国内问题应该放到国际的视野中思考，无论是养老问题、住房问题、福利问题。一些国家有这样的做法：通过技术的发展，产生更高的价值，进而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实行价值的再分配。
于万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博士）：
我是一名高校本科生的辅导员，做思政课程辅导。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学生把思政课当成一门“鸡汤课”，老师授课的内容在学生耳朵中变成“鸡汤文”，有的老师会讲一些哲学思辨，但是学生的接受度有限。教育部提出“课程思政”，要求高校打造思政精品课，但也有高校老师不理解，比如，英语课为什么要讲思政。作为一名思政辅导员，有时候我拿着指挥棒不知道往哪里指。如何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把思政工作做好？
廉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青年朋友们对当前社会现实有一些不满和抱怨，我们要向他们认真分析哪些是国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能空谈空想，要放长眼光、着眼发展；哪些是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的问题，不能过于急躁，要耐心包容，看到进步；哪些是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不能盲目对比，要客观理性、立足实际。我们要向他们答疑解惑，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具体论断，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需要澄清，引导广大青年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国当前发展中的问题。
思政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升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但是在教育过程中有时过于注重对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轻视了思想方法的养成，对现实的解释和关切不足。在科学知识与理想信念之间的桥梁是“正确的思想方法”，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科学知识和理想信念之间就会出现断层，理想信念也会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通过不回避、深层次、成系统的思想碰撞，以平等的姿态，高超的思辨，从感性上吸引，从理性上说服，才能赢得当代青年对党主张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的真正信服。
奚佳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和价值旨归，“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线图。青年作为主体，青年的现代化如何理解和实现，如何融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去？
胡献忠（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中国青少年研究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
“人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最早恐怕是由西方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并首创10项指标体系。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语境下，人的现代化实际上首先应该是青年的现代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20世纪80年代的“50后”，到新时代的“00后”，一代又一代青年身上总会比其他人群展现出更多现代性。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较少保守，最先接触到新思潮、新技术，是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中国现化代的方向在哪里，出路在何方？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哲们就已经开始探索了。实践证明，全盘西化、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肯定是走不通的，照抄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是死胡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波澜壮阔、无限生动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追求伟大复兴过程中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模式创造一种新的文明。
当代中国，网络化、全球化、市场化深度叠加，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中国人民更加地坚定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新文明的和平崛起将更加深刻地影响世界。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态势下，中国传统举国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新的旺盛生命力，曾经鼓噪多时的西方政治制度、西方价值观的短板和缺陷则彻底暴露无遗。这一发生在身边的国际案例，给广大青年上了一场生动的国家政治课、国际关系课，推动他们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历史总是富含智慧和哲理，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词中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以来青年现代人格标准的最早范本，很值得当代青年深思和借鉴。
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青年，你们有很多优势，你们处于学习能力强、身体状况最好的黄金时段。青年变革性也强，不墨守成规；但是，青年的思想容易变化，就此而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都有。如何在这个社会大潮中把自己变成引人注目的浪花，青年需要找准方向、找准原则、找准定位，这样才能有一番作为。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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