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徐天
“她是我的噩梦！”北京家长张静这样形容儿子豆豆在小学低年级时的班主任。一周至少有三天，她会被温老师叫去学校。理由多样，豆豆没带作业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跟同学打闹等。每天，全班家长都会收到温老师群发的20多条信息，对当天表现不好的孩子一一点名，并要求家长到校沟通。最夸张的一次，早上7点20分，张静送豆豆去学校，临时被温老师拦下，要求她留下陪读，因为豆豆课堂纪律不好。直到中午，她才被“赦免”离开。
两年的时间里，张静几乎不工作，对温老师的召唤随时待命。她的喜怒哀乐似被控制了，负面情绪占据了生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肉眼可见地滑向冰点。她与先生吵架到凌晨，自责怎么就教育不好孩子，又互相指责为什么不对孩子多付出一点。
她也开始反思，从不给正向反馈的温老师，教学方法对吗？一次沟通时，她说：“温老师，咱俩商量商量，是不是去看个医生，到底是我有心理问题，还是您有心理问题？”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参加家委会，也不再去学校与老师当面沟通。张静清楚地知道，因为孩子，自己与温老师存在难解的矛盾。
张静不是孤例。两方冲撞产生出的家校矛盾，已是不可忽略的、极具广泛性的问题。11月，江苏一位家长因不满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在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中怒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河北沧州，因为不满儿子班主任再三地向自己暗示“索贿”，河北沧州的家长汪文月向教育局实名举报；辽宁沈阳，第127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因举报教师金某有偿补课遭到金某丈夫殴打。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极具中国特色。家长产生民主化诉求，但家校关系不仅仅与家校双方有关，还被教育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以及内卷带来的普遍焦虑所影响。想要解决家校矛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且道路漫长。
模糊的边界
大女儿的一年级，在杭州家长方棋看来，唯有“很痛苦”这三字可以形容。
她和先生从没有给女儿报名过幼小衔接课程。入学第一天，差距就出现了，老师上课教拼音，其他孩子有基础，只有女儿跟不上。别说在规定时间内拼读了，女儿就连正确拼读都成问题。为了完成家庭作业，方棋夫妇每天晚上轮流给女儿补课，一小时起步。他们理解不了，一贯聪明乖巧的女儿怎么连拼音都学不会。补课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夫妻俩都对女儿吼过，也互相指责过。同住的爷爷奶奶心疼孙女，与儿子大吵，一家人鸡飞狗跳的日子直到女儿上了三年级才慢慢好转。
还没缓上几年，小儿子也入学了，方棋特意给他报了幼小衔接。没想到，她每晚依然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在儿子的家庭作业上。作业花样繁多，每天阅读30分钟图书，听15分钟英语材料，并跳绳15分钟。方棋需要对不同作业形式拍照、录视频，并上传打卡。
除此之外，学校还有家长网上课堂，每周一个主题，比如如何表扬和批评孩子，方棋需在课后提交100字感想给老师，一周一篇，雷打不动。她还要隔一段时间就去学校站岗，帮忙维护上下学秩序。她赞同家校协同，但也觉得，有些事情不应该由家长来承担。
这是学界近几年在探讨家校关系时的重要议题，家校权责分界。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重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代的变化使得许多社会角色处在动态调整之中，学校与家长也是如此。边界模糊，定义重组，权责正在重新划分。双方对彼此的认知既有传统的认知，也有新的理念在其中，这种情况下，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NNPS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爱普斯坦就此提出了一个理论，交叠影响域。吴重涵指出，家校双方的权责会在某片区域交叉重叠，需厘清双方各自的定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指出，家庭教育本质上说是生活教育，而学校教育则是系统的知识教育。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庭教育不应承担辅导孩子学习、批改作业等任务，应警惕家庭教育的学校化、知识化倾向，尤其是学校不断给家长增加任务，将家长变为助教。
批改作业的变体很多，大部分学校都不会将这种要求摆在明面上。对包括方棋在内的许多家长来说，当助教的时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是为了孩子必须付出的。在家校权责边界上，还有更多的重叠区域。在学校眼中，家长可以承担多重角色——开学前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大型活动的免费劳动力、更多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的中间人。
上海一所著名的小学，每年会有主题活动。校方提出，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室。通常，校方会给各班提供两三千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但家长若希望布置地符合期待，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都远远不够，不少家长选择自己出钱。有一个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一个班级以意大利美食作为主题，班上几名家长自费尝遍上海排名前20的意大利餐厅，并请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餐厅主厨，在活动当日给学生们做意餐。
在一二线城市的优质中小学，家长自发自愿“为学校做贡献”的情况并不罕见。吴重涵发现，有阶层优势的家长在参与中具有优势，而弱势地位的家长则处于“雪上加霜”的不利地位。但总体而言，家长所承担的小时工、免费劳动力等角色，通常是被学校要求“扮演”的，家校矛盾由此产生。
吴重涵曾在江西省内做过大量走访调研。他发现，同样是请家长到学校帮忙监考，两所学校的态度不同，最终结果大相径庭。一所省内重点学校，要求家长提前来校报到，给他们分配好监考考场、讲清监考准则。考试当天，与监考家长再无沟通，也没有老师现身。一位大学教授作为家长参与了监考后说，“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
而在一所偏远的县城中学，一位农村背景的家长也被要求参加监考。家长此前认为，教师工作是铁饭碗，一周只上几节课，还能拿几千块钱，工作真是舒服透了。监考时，老师始终在场，且与家长有诸多沟通。后来，这位家长告诉吴重涵，原来老师带班多，光是上课备课、批改讲评作业的任务量就很大，与自己想的不一样。
“同样的事情，是单纯将家长当劳动力来使唤，还是着眼于建立信任关系，其结果截然不同。”吴重涵指出，在当前交叠影响域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如果非要对这一区域分割清楚，并一一划定权责是归属学校还是家庭教育，这种思路并不正确。他认为，大家更应关注，在交叠影响域中，家校应如何建立信任、开展合作。
家长挑战教师专业主义
开学了，浙江金华的十几名家长围堵了校长四天。孩子所在班级刚刚迈入五年级，要经历第三次班主任调换。家长们得知消息，立刻炸了，“五年换三个班主任，这也太频繁了。而且这次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怎么能带好孩子？”家长们要求换一个有经验的班主任。
这所学校是金华有名的小学，家长们冲着教育资源而来。校长也有自己的考量：第一任班主任是老教师，教完一年就退休了；第二任班主任是年轻教师，但教完四年级就离职了。他向家长解释，这些都是客观原因所致，新教师是学校管理层多次讨论后确定的，不可能家长一闹就换人。博弈到第四天下午，双方相互妥协：让新班主任先带班一个月，如果家长还是有意见，学校再考虑是否更换。
类似现象也非常有代表性：家长们都普遍拥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们插手学校教育、与校方进行博弈。最典型的，就是新中产家庭在其中的角色。
上海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上一代家长的学历普遍都不高，通常在出生地读书、工作，且工作包分配，没有经历过激烈竞争。而70后、80后的中产家长则不同，他们通过高考从全国各地迈入一二线城市，实现了阶层流动、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大学已向普通人敞开大门，但优质的高校资源仍然不多。当前，社会内卷严重，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艰难，不少大企业的招聘都标明，要求双一流毕业生、海外知名高校毕业生等。为了不使下一代阶层滑落，中产家长热切地关注教育，期待其带来的高回报率。
围绕着考试、排名，是双方冲突最激烈的战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邓冰清在调研时了解到一个案例，一所重点初中的初三班主任郝老师认为不能把学生逼成考试工具，在一次升学模拟考试后，决定不公布成绩排名，只是让学生熟悉题型。几位家长得知后，与郝老师产生冲突。家长反问，现在哪是减压的时候？
在习惯“鸡娃”的中产家长眼中，分数、排名至关重要。不过，另一派则截然不同，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过留学经历，对西方教育理念有所了解，有一批中产家长对学校提出了“快乐教育”理念。
语文老师钟溪在一所高校的附属小学任教。今年9月，新生入校，钟溪发现，有个孩子的控笔能力极弱，恐怕在读小学前从未拿过笔。钟溪找孩子家长谈话，得知孩子在国外读的幼儿园，没有学过写字。钟溪建议，可以给孩子报绘画兴趣班，增强控笔能力。家长婉拒了，理由是国内的绘画兴趣班要求孩子照着范本画，压抑创作天性。
这不是钟溪碰到的第一个要求“快乐教育、释放天性”的家长。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曾有一名家长，每到期末复习期间，都要给女儿请假，带她出去玩，“因为备考氛围太紧张，接受不了这种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在小学阶段转学了三四次。钟溪所在的小学不允许公布考试排名，钟溪在进入高年级后，会告诉家长，每次考试95分以上的学生人数。一位家长来找她，觉得自己孩子压力很大，希望她不要再公布这一数字。
浙江省的小学语文老师范琳也曾碰到过类似的家长。无论她布置什么家庭作业，有一个孩子总是完不成，甚至有时候是家长代笔的。她去家访沟通情况，家长表示，做作业让孩子不快乐，不如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家长不懂教育，要求千奇百怪。”范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常情况下，她都不会采纳家长要求插手教学的意见。
西南地区一家民办教育集团的部门负责人姜延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课外辅导机构的一对一教学，学校提供的更像是团购服务，学校不可能因为个别家长的要求而妥协。如果今天满足了家长“希望学校不要管理这么严格”的要求，明天面临的可能就是“某个教室墙颜色不好看”的意见，“家长插手学校工作的界限在哪里？”
邓冰清在论文中总结，家长赋权增能意识的觉醒，冲击了教师专业主义。家校冲突，某种程度上说，是二者的权力博弈。孙云晓也指出，随着家校权责边界的模糊，家长的权利在增加。家长对办学有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但不能剥夺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惩戒还是“撕票”？
小学毕业后，豆豆与张静多次覆盘在温老师管理下的校园生活。他们都用了一个词：冷暴力。
豆豆调皮，温老师罚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两年内没有调换过座位。如果豆豆做错了事，温老师会让全班同学集体指正他，哪里做错了、大家应该怎么做。惩罚时间内，豆豆无论上下课都必须在座位上坐着，不准去其他地方，班里的同学也不许跟他玩，放学了不能和他结伴回家。
一段时间里，张静害怕去接豆豆。她怕老师突如其来的告状，也怕豆豆的同学冲她喊今天豆豆哪里没做好。豆豆也同样低落，甚至抗拒去学校。而奇怪的是，温老师带班的三年里，她虽然罚过豆豆无数回，却从来没有跟豆豆深谈过哪怕一次。
最近频频上热搜的河北沧州家长汪文月的孩子顾明，也遭遇了类似的冷暴力。在汪文月拒绝了班主任曹老师的索贿后，顾明虽然每科成绩第一，其他各方面表现也都好，但从未被评上过模范生。在被撤掉班干部职衔后，顾明问妈妈，曹老师是不是故意针对自己？汪文月明知答案，但还是对他说，曹老师想让你有更多进步的空间。顾明突然情绪爆发，他大哭：“妈妈，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你为什么还是向着曹老师说话？”
对许多家长来说，家校矛盾不到不得不爆发的点，他们通常选择沉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用“人质理论”也许能解释这种心态，家长把孩子送到老师手里，就像压了个人质，家长怕被“撕票”。
不过，如何定义“撕票”，老师是在行使教育惩戒权还是在“撕票”，再次绕回了难以界定的老问题上。
钟溪记得，学校曾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例。小学生的奶奶向学校举报，说亲眼看见体育老师打了她的孙女。学校立刻展开调查，但无论是体育老师本人还是同班同学，都说这个孩子没有被打。后来，家长陆续又向学校举报了几次。比如，老师在课上批评了孩子，家长认为批评过重，孩子受到了伤害；彩排运动会走队列时，孩子原本站在最靠近主席台一侧，因她走的不太好，老师将她调换进了中间队列，家长认为，此举给孩子造成了心灵创伤。四年级之后，因为家校双方对“伤害”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孩子几乎就不再来上学。其他学校对这一情况也有所耳闻，孩子没能成功转学。双方争执不下，但受伤害的是孩子。
惩戒问题是当下校园里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家校矛盾中最难以调和的问题。2019年末，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规定了教师可以采取三个层级的惩戒方式，包括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一般惩戒包括点名批评、增加适当运动、面壁罚站等，较重惩戒则包括隔离反省、要求家长到校陪读等，严重惩戒则包括不超过一周的停课停学、专业矫治、转学等。
有人认为，这是教育部为老师授权，让老师敢管学生，也有人指出，这一《规则》如果使用不当，将引发更复杂的家校矛盾。人大附中翠微学校副校长赵志勤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以一般惩戒中“适当增加运动要求”举例：这一问题很难把握，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到底怎么样才是“适当”很难界定。北京教科院副研究员赵澜波也对媒体表示，对于什么情况下采取惩戒措施，衡量标准不够清晰，不好判断也不好执行。有的措施如果被滥用，后果严重。
林小英指出，尽管要从制度和法律上规范教师的惩戒权，但当前恐怕不会有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老师来惩戒。面对惩戒，家长和老师通常都是“各怀心思”。当家长为了某个意见分歧点去找老师谈话时，家长心里的声音在说，我如果直接告诉他，他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诚意，也许会给孩子穿小鞋。老师的心里也有一个声音，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对他和盘托出吗？他会不会去校长那里甚至教育局告我？
林小英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我们所有人都投鼠忌器，很难做到真诚和信任，而教育这件事情最需要的就是真诚和信任。”
矛盾“复杂化”
在儿子顾明大哭一场后，汪文月又尝试与曹老师沟通，未果，她决定去教育局举报。
一开始，举报是顺利的，教育局认定了曹老师索贿。但很快，汪文月的举报信息被学校和其他家长得知，一批家长联合起来声讨她，放言如果她不撤销举报，班上的所有孩子都不去上学。学校让汪文月前去沟通解决问题，在办公室里，一名家长准备了一盆热水，趁汪文月不备，从她背后兜头浇下。
同样是家长，他们站在了汪文月的对立面。林小英分析，在权力强弱势的显著对比之下，其他家长大概不相信个人反抗可以掰倒曹老师，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被冷暴力，更担心自己此前的种种贿赂、示好会成为沉没成本。
几天下来，汪文月与校方以及其他家长的矛盾并无缓和的趋势。她的母亲听到，校长给辖区派出所打电话，希望派出所把汪文月拘起来。隔了几天，汪文月被拘留。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看守所所长问她，你做了什么事，居然要被拘留20天？她痛哭，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什么错事都没做。
林小英说，现在的学校是个多孔的组织，在开放办学的理念指引下，打开了很多空间以供评价和检验，就像一张溃烂的皮肤，容易招来苍蝇。在家校双方之外，许多社会力量都想对学校事务插一脚。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也有可能让矛盾更难以化解。姜延所在的民办教育集团，今年就被家长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过。集团管理的幼儿园在疫情期间推出了许多线上课程，都是老师自己录制，不强制学习、不要求打卡，每天由班主任发在微信群中。几天后，一名家长去教育主管部门举报，理由是自己没时间带孩子上网课，孩子吃亏了，希望幼儿园的网课全部停止。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的处理结果是，集团下属的其他幼儿园照常在微信群发送线上课程，而举报者所在的幼儿园微信群不再更新网课。家长如果感兴趣，可以去集团公众号上下载。
姜延说，教育主管部门往往会在接到举报后选择息事宁人。林小英也指出，现实的许多案例表明，家校双方遇到矛盾时，迅速引入第三方或上级介入矛盾也不见得就是化解问题：主管部门的心态是求稳，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牺牲自己权限所及的人，首当其冲的就是体制内的教师。这样的案例向家长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摆事实讲道理之外，可以投诉、告密。
林小英认为，家校矛盾已经越来越复杂，不过学校至少可以做两件事，一是在校内建立表达不满的途径与机制，让事情能在校内得到解决；二是学校要习惯走下表彰台，不要总想着去教训或教育家长，有时候也需承认自己会失败、会犯错。
边玉芳和孙云晓都指出，家校冲突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事，还与当前的人才评价体系相关。高考毛入学率相较过去已有大幅度增加，大学已不是精英教育，家长的焦虑还来自就业率的倒逼。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彻底改革教育评价问题，家校矛盾的60%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边玉芳指出，想要解决多重原因导致的家校矛盾，需要多管齐下，制度建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最近，越来越激烈的家校矛盾被媒体曝光，教育部、各省市开始重视其中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予以规范。从2018年至今，山东、陕西、浙江等十余个省份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文件，严禁家长批改作业。今年12月，教育部直接明确表态，对于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的，将“发现一起，严处一起”。
对争议不断的“班级微信群”，一些地市也开始探索管理方法。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推出《学校班级微信群公约（试行稿）》，明确规定教师的信息发布应控制在晚上9点前，如无十万火急的事务，家长在当晚9点半至次日7点前的休息时间内也不应该再打扰老师。渭南澄城县教育局甚至作出规定，班级群除班主任外全员禁言。
不过，储朝晖认为，这些规章制度都只能解决枝枝节节的问题，很多问题变体很多，有时候家校共谋，规范难以执行。家校关系中尚有诸多问题没被厘清，需要立法规范，但还不具备立法的条件。而可能更无解的问题是，家长本身的素质千差万别，当国家出台规章制度规范教师的行为，又有谁来规范家长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静、方棋、钟溪、范琳、姜延、汪文月、顾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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