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微信群、规范精减各类报表填写工作……15日，山西省发布《山西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文件，详细列出21条减负事项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201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将教师督查评比考核事项减少一半以上，坚决杜绝向教师强制摊派无关社会事务，并对教师借调、表格填写等事项作出安排。作为落实举措之一，各地纷纷也台了减负清单“按单减负”，以此明确了需要核减的具体项目，把定性化的要求上升到定量化的层面。就在山西出台减负清单之前，全国已有多地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意味着教师减负更加精细化和明确化。
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由来已久，其来源主要为教学性事务负担与社会性事务负担，一方面教学性事务负担日益繁重，项目和数量在不断增加，比如填写各类表格、参加各种考评、参与学校各类评估，大量的内部交流和业务研讨也有流于形式之赚，占用了教师用于备课、家访、课后批改作业的时间，很多老师几乎没有时间去家访，无法实施个性化教学和差异化处理。另一方面，在“从娃娃抓起”的大背景下，各类社会性事务如决堤之水涌入校园，让教师承担了大量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社会性事务。从精准脱贫包联到户，到党风廉政社会满意度测评的宣传，再到法制、安全、文创、防艾等，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大量政府机构，都可以把涉及到自身的中心工作向学校延伸，使教师成为“不占编”的工作人员。
对此，教师减负也始终“行之在路上”而没有停歇，全国性的减负行动也开展了多轮，治理过后又开始了反弹，甚至陷入了“越减越多”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减负始终停留在“减什么”“怎么减”的层次，而没有明确“谁来减”的责任主体，更没有建立“减得不好怎么办”的责任追溯机制，教师减负始终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落到实处，更没有建立用实际结果来进行综合评价的体系，最终雷声大雨点小，远远没有达到实际效果。
相比于“减什么”和“如何减”而言，“谁来减”才是最核心的要素。确定了责任主体才会厘清主体责任，分类治理、标本兼治、统筹规范等机制才会得到创新与实施。在整个减负体系中，政府是教师减负的首要责任主体，并起着源头控制的作用。由于大量的社会事务来源于政府部门，包括很多教学性事务也来源于教育行政主管机构，需要在“政府主导”这个前提下，明确一个具体的主抓主管机构，并辅以第三方评估、群众测评、绩效监督和责任追究等机制，通过外部强有力的监督，方能避免“九龙治水”所造成的责任虚置，让主体责任不旁落。
教师减负是教育减负体系的重要构成，需要吸取教育减负工作的经验教训。教师减负不仅涉及权利与权力的边界，更关乎作风的优化与净化，应在思想认识上有更高的站位，在行动上有更坚决的措施。一方面，应当在全社会树立“教师减负就是教育减负”的理念，将其纳入教育减负一盘棋来实施；另一方面，教师减负也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整治“四风”的题中之义，应当引入和运用现有的整治机制与体系，形成更强大的监督与促进机制。
政府的主导与龙头责任明确后，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作用才会得到彰显，共治共管的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才会形成。教师减负非“系统”“整体”“协同”不可，但让增负指挥员成为减负战斗员，还需要抓好“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同时，辅以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高悬惩戒的考核大棒才能真正产生“驱动效应”。
文/堂吉伟德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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