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知道沈从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服饰考古学家。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纺织文物专业委员会会长王亚蓉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为大家讲述沈从文先生开创中国考古服饰研究先河的故事。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中国是世界上育蚕缫丝最早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凭丝织技艺传播而享誉世界，丝绸产品应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纺织材料的有机质属性，其保存年限大多仅以百年计，又因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造成纺织品不断发生品种的缺失和技艺的中断，从而制约着中国传统纺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而且，在很长时间里，纺织类文物的保护难以得到像骨、玉、瓷、青铜等文物一样的重视，最终导致20世纪20年代中国丝织技艺失去了领先世界的地位。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出访中，发现以丝织闻名的中国在世界纺织文化领域中的地位落差很大，因而嘱托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着手找人著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后来，沈从文先生曾经这样回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肇始：“（20世纪）60年代初春夏间，因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些国家的服装博物馆、蜡像馆，因为它们代表了这一国家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工艺水平。一般印象，他们展示的多是中古到十七八世纪的材料。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新旧材料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地编写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礼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推荐由我来做。”
周总理的嘱托成为一个契机，使沈从文先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古代纺织服饰的研究工作中。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了中文版、日文版，这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
沈从文先生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在自传里说，从小喜欢看当地人做银器、织锦，他对这些很感兴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提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研究工作。他有很深厚的文物和古文献研究的底子，所以周总理嘱托要出一本有关古代服饰的书，他有能力接过这个任务。
沈先生一直对古代服饰研究很有见地。比如，他发现有很多方形的玉片，四边有四个孔，他就在中央美院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这很可能是金缕玉衣的部件。因为沈先生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汉代帝王都身穿金缕玉衣下葬。这个“玉衣”的说法也是沈先生定名的。后来，1968年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满城汉墓出土了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两件金缕玉衣，证实了沈先生的研究推论。
1953年，沈先生在《新观察》上发表了《织金锦》一文，有1万多字，提出了许多新观点，都是别人没有提到过的。织金锦是指以金缕或金箔切成的金丝作纬线织制的锦。以前认为，中国的织金锦到明代才有，但沈先生说不可能那么晚才有，他估计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织金锦。为什么呢？他发现有很多战国时期的金银错，也就是与头发丝一样细的金丝银丝。他说，有这么好的金银工艺，丝织在战国时期又很发达，不可能在纺织中不体现出来。后来在1979年法门寺的考古发掘中，果然在地宫里出土了唐代的织金锦。那时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织金锦的金线只有0.1毫米那么细。沈先生当时推断织金锦很难保存，所以考古才没有发现。他的这些独到的推断，都是出于深厚的文物研究功底。
『我和沈从文先生结缘』
我和沈从文先生是在那段动荡岁月里相识的，并受其感召，从此投身到古代纺织服饰的研究工作中。
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门可罗雀。我是学美术的，要搞一些设计，所以经常到图书馆去找资料。有一次，我正好在图书馆里碰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纤如先生，他了解到我需要一些美术方面的资料时，就告诉我他的好朋友沈从文有这方面的书，并且热情地介绍我与沈从文先生相识。
记得那是1973年，沈从文先生首先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参与描摹《人民画报》上一组金银错文物的图稿，那是东汉华佗提倡的模仿动物健身的五禽戏之熊戏。我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了沈先生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帮手。
那时候，沈先生除了继续整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书稿外，还从事各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但沈先生真正关注的，是如何让民族文化的精髓能够传播出去。因而，他的研究方法注重“史实相证”，希望将实物与文献对照后，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1978年，沈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成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由沈从文先生提议，经胡乔木院长批准，王孖与我正式成为沈先生的助手。
沈先生的研究需要绘画再现和实物取证，而王孖和我早期的工作也正是以此为主。因为长期工作在考古第一线，我们完成了一些先生未曾涉足的工作，这也使得先生晚年的工作更加顺利，能将考古实践与研究相结合。
可以说，沈从文先生开创了中国古代纺织服饰研究的先河。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如今，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成为中国考古界唯一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的中国独有的分支学科。
1978年，王亚蓉（右三）正式成为沈从文先生（右五）的助手。
『“一部埋在地下的《二十四史》”』
沈从文先生常讲，“地上有一部《二十四史》，地下埋着一部更精准的《二十四史》”。
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讲究“视死如视生”， 也就是死了和活着一样，所以王侯贵族大多实行的是厚葬。虽然有大量的纺织品陪葬，但是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岁月更迭，纺织品留存下来的概率极低。
作为纺织考古第一代的实践者，我深感责任重大。墓葬出土的纺织品文物多脆弱变质，现场稍有差池，便会毁坏丝织品文物。所幸自己40余年的一线工作经历，时时自省，也算问心无愧。我先后参与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等考古现场的纺织品发掘、保护、修复和研究的工作。这些工作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历代纺织文物实物链，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2006年至2008年，江西靖安发现了东周大墓，这是我经历的古文物发掘中最艰难的一次。江西靖安县位于宜春市，距南昌80公里。这是一个特别的群葬墓，一是因为埋葬比较密封，二是因为一直被水淹着，所以非常幸运地出土了一批纺织品文物。清理的时候，浸入的沙子、泥浆和丝织品混在一起，稍一用力，它就成了粉末。要知道，它们在水里已经浸泡了2500多年。这次的文物发掘工作非常艰难，整整经历了两年，才把纺织品文物提取出来。
在发掘现场，央视记者采访时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当时脱口而出：“今不如昔啊！”根据我们当时测试的数据，有一块出土的织锦每厘米的经线达到240根，可以说这是中国密度最高的织锦实物，你可以想象25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织水平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丝织品。
江西靖安东周大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丝织品文物，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丝织品。其中的染色织锦服饰，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服装。该墓葬清理出的东周时期的丝织品方孔纱、狩猎纹织锦、几何纹织锦等，使东周时期服饰文化的技艺水平有了文物实证。
『复织2500年前的衣袍』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晚期的刺绣珍品，可谓打开了先秦的丝绸宝库。由于密封状况良好，所以棺木中极好地保存了丝织品文物，开棺之初就让我们惊叹不已。
在完成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之后，我在工作之余，又投入对文物再现的憧憬之中。
棺内出土了一些衣袍，是当时楚国贵族流行的一种服饰。我发现这些衣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腋下都嵌着一个方片。我想：这个方片结构肯定有着某种穿着功能，如果能把它穿在身上就知道它有什么用途了。于是，我开始设想复织这些2000多年前的服装。
要想复织古代的丝织物，先得用古代的原材料，还得复原古时候的染色、织造工艺，也就是完全用古代的技术重新做一遍。从1985年开始，在沈从文先生的支持下，我们磕磕绊绊经过了5年时间，才成功复织了2500年前的衣袍。原来，那个方片就是文献中称之为“小腰”的东西。衣服上身后，腰部会自然收敛，胸部前耸，结带束腰，既方便动作，又保持仪态静雅。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的威尔蒂教授是专门研究服饰的，他看了以后评价说：“中国人真了不得，2000多年前就用平面剪裁做出了立体剪裁的效果！”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锦袍（右）及复织品（左）。
对马山一号楚墓纺织文物的复织工作，沈从文先生十分欣喜，他甚至说：“将多年发掘出的各个朝代的代表性衣物这样一件件地做下去，成熟一件做一件，积少成多，放在屋子里展示出来，就是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了。”
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更是激动地指出：你们的这些工作，其实就是应用实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服饰的再现。实验考古学是一种兴起于美国的新的考古方法，没想到它已经在中国的纺织考古中被应用起来。他鼓励我们不断地继续下去，并说丝织品文物复织是古代服饰研究的最高成果。
『想建一座“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
中国的古文献里，记载着中国人衣着服饰文化从发轫到丝绸流行世界的点点滴滴；半个多世纪的纺织考古发现，也呈现出一条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实物链。从辽宁发现的距今45000年左右的小孤山超细骨针，到河姆渡的纺织机具，再到马山一号楚墓、马王堆汉墓、法门寺唐塔地宫、新疆尼雅遗址、北京老山汉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一系列纺织考古重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中国服饰文化历史的辉煌。毫无疑问，养蚕和织丝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发明。
当年，沈从文先生曾经把建立一座“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的想法报告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可惜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88年沈先生去世，也未能如愿。
我认为，欣逢盛世，若有条件建立“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对于纺织考古学科而言，将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若有识之士联合考古、文物保护、纺织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掌握传统纺织技艺的技术群体，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规划基础上，利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有计划地再现中国历代服饰的辉煌成果，创建集研究、保护、传承于一体的“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应是发扬和展现中国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华发斑白，回首往昔，感到非常欣慰。一方面，沈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事业在推进，他的“让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传播出去”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事业如今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传承有序，一支古代纺织品保护研究的年轻队伍已经基本成熟，并且日渐壮大。
沈从文先生极力倡导服饰文化研究一定要“古为今用”，要把先辈的中国纺织技艺和元素应用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实现中国服饰文化的振兴。我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一些，能够为中国古代纺织服饰的研究工作再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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