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联：小偷偷偷偷东西，千百年来对出的下联无数，不过都很牵强
对联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应用广泛，旋律优美，形式活泼，概括性强，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记易懂，广为大众喜爱。
由于对联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品，历来被国人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培育下一代。古代童蒙教育的“对课"(即“对对子)就是对联写作的基本功训练。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曾有过一段描述：“正午习字，晚上对课。……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为什么初入学不久的孩子就要“对课”？
首先，通过“对课”，可以掌握字、词、句等语言基础知识及写作技能。因为要学会对对子，就必须掌握字的形、音义，词性，句法。
虽然古代不如现代有一套较科学的语法系统，但起码要具有这方面的语感。
其次，对子作为一种结构形式，普遍运用于诗词曲赋创作中，五七言律诗的颌联、颈联，排律自始至终的联语，绝句也可用联，词谱牌中除一般对仗外，还发展了流水对、扇面对等型式的对仗句，骈赋乃至民歌民谣中都十分注意对联艺术的运用。
再次，对联的修辞，更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章写作中，如戏剧的唱词、小说的回目、行文的妙语警句等等，往往由于对联的运用，大大增强其艺术魅力及效果。
如果再从对联丰富的格调，诗的意象，词曲的句法等兼众体之长方面考究，学会对联写作，也就打下了诗文写作的基础，那么童蒙教育期间开设“对课”，实属我们古人的一着高招。
然而，“对课”现状如何？如今除了七八十岁以上进过私塾的人外，大多数中国人，至多只了解个大概。这是语文教育中国宝的失落。
究其原因，大约是民国以来，提倡新学，反对“旧学”，连同“对课”也反掉了。新学是从西方学来教育制度，照搬外国，摒弃了中国蒙学的优秀遗产和传统，当然不会有“对课”的立足之地。
再者，对联虽说身为诗词赋“众姊妹”之长，兼众文体之美，可是在文坛上却没有地位，在文学史上更没有位置。人们只把它当做“诗余”、“雕虫小技”。
对联国宝虽屡遭磨难，但仍放射着它的光芒，虽历尽沧桑，仍萌发着蓬勃生机。1983年中国楹联学会诞生，继后又有三百多个地方楹联组织建立，联系会员达六万余名。总会发行的《对联杂志》、《中国楹联报》，成了联界的窗口与喉舌，全国已有近千种联书问世。
更令人欣喜的是，对联已经渗透到近些年的高等考试之中。
09年北京大学保送生暨自主招生、文艺特长生笔试出了上联“博雅塔前人博雅”，要求学生以北大的景物对下联，着实难倒了不少考生。有网友对出的理想答案是“未名湖畔我未名”。
与此同时，名校的面试环节也开始“回归传统”，考起了对对联。在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里，老师给出若干个上联，学生只需要挑出其中的一个，对出自认为最满意的下联，写在答题纸上即可交卷。但想要真正对好一句下联，就得拿出“十八般武艺”。内容是否恰当，平仄工不工整，都会影响最终得分。
考场里“大眼瞪小眼”的学生并不少。才思敏捷的才子才女们最快的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答卷翩然离场，缺少灵感的只能枯坐两小时，最终无奈交卷。
各种奇葩答案也应运而生。如“小偷偷偷偷东西”的下联，“大盗盗盗盗南北”、“大侃侃侃侃南北”、“捕快快快快抓人”、“路通通通通开封”，甚至还有公开叫板“警察蜀黍”的版本“警察察察察不到”，不过都比较牵强，不甚让人满意。
我们仔细研究上联会发现，一共7个字，连续出现4个“偷”字，第一个偷字和小偷是一个词汇，代表着某种职业，最后一个偷字和末尾的“东西”，组成了一个词汇，并且这是具备动词属性的词汇。而中间的偷偷，属于修辞的属性。想要比较完善的对出这个对联是很难的事情。
对联是中国文化瑰宝，让我重新审视它、认识它，把被遗弃的瑰宝拾起来，抹去它面上的积尘，推陈出新，让它焕发出奇光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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