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汣琰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乾隆皇帝的诗歌创作。
众所周知，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他晚年有一段特别得意的自卖自夸，说仅凭自己一人之力，创作出来的诗歌数量，已可匹敌《全唐诗》：
“本朝辑《全唐诗》，一代三百年，二千二百余人之作，才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今予诗五集，厘为四百三十四卷，总计四万一千八百首，而《乐善堂全集》在潜邸时所著者尚不入此数。是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
唐朝300年，2200多名诗人，只传下了48900多首诗歌；我爱新觉罗·弘历一个人，活到快90岁，就写出了41800多首，还不包括早年没做皇帝时的作品。
简直厉害极了。
其实，这“厉害”还可以继续往上加码。因为结集出版《御制诗》时，乾隆亲自参与编辑，删汰了许多作品，且删汰的规模不小。按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的说法，乾隆平生作诗“至十余万首，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有一部分诗作是乾隆负责拟定主题，由群臣负责形成文字；还有一部分是乾隆出具草稿，由他人负责润色成型）。
然而，这四万多首被乾隆保存下来的诗，却几乎全是烂诗。钱锺书《谈艺录》对乾隆四万多首《御制诗》的总体评价是：
“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 “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
什么叫“以文为诗”？就是将日常生活中聊天式的谈话内容，强行弄成五言七言。比如他写过一首题为《汉昭烈》的诗，内容是谈蜀汉的正统问题：
南阳卧龙足兴刘，草庐三顾以诚感。遂许驱驰据益州，称王而已帝未敢。曹丕篡汉乃正位，斯有礼矣殊虎耽。平生非无用智谲，复汉业心不可揜。通鉴纪魏纲目汉，斯义为正取辑览。
全诗大意是：南阳有卧龙诸葛亮这样的大才，刘备三顾茅庐以诚意感动了他。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占据了益州，刘备也只敢称汉中王。直到听说曹丕篡汉之后才正式称帝，这实在是很讲究“礼”的行为。刘备这人平生也用过智谋诡计，但他复兴汉朝的心思不可磨灭。以前的史书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以后哪家为正统，须以本朝所编《御制通鉴辑览》的说法为标准。
显而易见，这首诗，不过是乾隆以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将自己对“历史正统”问题所持的一段议论，强行弄成了七言之句，然后名之曰“诗”。
而这，正是乾隆四万余首诗歌的核心写作套路。
乾隆朝服像，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乾隆为什么要这样写诗？而且还一写就是几十年、四万多首？
对这个问题，乾隆自己有过一番解释。他说，自己的诗歌创作，继承的是杜甫、白居易的“诗史”传统。也就是那种“不尚辞藻而能纪事实、具美刺”的写作风格，不搞那些华丽的辞藻，只求能纪事，能对现实问题有所歌颂或者讽刺就行。
他还特别写诗赞美杜甫，说他“歌谣写忠恳，灏气浑郁积。李韩望后尘，鲍谢让前席。缅想浣花溪，披读仰高格。诗史非妄评，良足娱朝夕”——杜甫的诗里充满了对唐王朝的忠诚和期盼，满满的都是“灏气”，其他诗人全比不上杜甫；自己总想起住在浣花溪边的杜甫那高贵的人格，觉得他无愧于“诗史”之称，读杜诗实在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在乾隆自己看来，其诗歌吟诵的主题，实与杜甫、白居易等人处于“同一境界”。他说：
“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意思是：我写诗，从来都不会去碰风啊月啊云啊露啊。但那些与国家大政和典章制度有关的东西，我必然会写诗来纪录。即便是娱乐中提笔，也一定要追求以小见大，或者纠正某些错误。我写诗，那是以杜甫的“诗史”为参照的。
问题是，效仿杜甫与白居易那般关注现实，并不等于诗歌创作必须摒弃审美。杜诗《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所以是名句，既因为它旨在写实，也因为它提供审美。但乾隆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试图将自己那种极端枯燥的文风推向全国。
1788年，他下达了一道整饬文风的谕旨。内中说：朕刚刚阅读了各省士子进献的诗册，见到有人“集御制诗文”，也就是从乾隆的御制诗里集句，“体格颇新”，本想着要好好奖赏一下这个人。但翻看了该士子应试的考卷后，发现他的写作风格和朕并不是一路，居然有“霜叶红”“火云烘”这样的语句，实在是让朕笑死。可想而知，这个人进献的诗册，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找人代笔，实在可恶。
然后，乾隆就在谕旨里号召全国士子，在文风上向自己学习：
“朕所做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 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若朕所制各集俱不过词章能事，则朕早将御制四集诗文概行废而不存矣。”
大意是：朕写的诗文，全都关乎政治与教化。往大了看，主旨是考究为政得失，往小了看，主旨是关心民生依归，全是在纪录现实。朕的几大本御制诗就在那里，尔等可以随便翻阅，看看里面有没有那种一连十多首诗都是在吟风弄月、与政治民生毫无关系的情况？朕喜欢的是文以载道，而不是词章优美。如果朕的诗集是在词章上下功夫，那朕早就把这些诗集全都毁了，不会让它们在世间流传。
乾隆御制诗集内文
这道谕旨，也透露了乾隆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诗的核心动力之一，乃是将写诗当成了一种施政工具。
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懒与文人争绮句，每先农事切豳诗”——他把诗写得那么烂，写得毫无审美，是因为他写诗时关注的重点不在审美，而在通过诗作，来向周围的群臣乃至整个清帝国传达他对现实政治的理解。
比如他写诗谈汉武帝，说他“然其大过在钩弋，理无因子杀其母”；写诗谈汉文帝，说他“其间善政不胜书，继世之君诚最好”；写诗嘲讽钱谦益，说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这类遣词造句，虽已可与洪秀全那些干瘪的“天父诗”差相仿佛，但读这些诗的人，都不会忽略其中包含的施政理念。
因为写诗的核心目的在此，所以即便是他最欣赏的杜甫，一旦涉及到施政理念上的差异，乾隆也要写诗批评。杜甫曾赞美在马嵬坡诛杀了杨国忠并逼迫唐玄宗缢死了杨贵妃的陈玄礼，说他是“于今国犹活”的大功臣。乾隆完全无法认同这种观点，写诗说“元礼乘危谓忠义”，批评杜甫颠倒黑白，将国贼说成了忠臣。
郎世宁绘《乾隆半身冬装像》
还有一个问题是：传递施政理念有许多办法，为何乾隆要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写诗这种手段上？
这就要说到乾隆几十年如一日写诗的第二重驱动力：他有写诗癖。
乾隆有写诗癖，并非后人依据四万多手存世之诗作出的揣测，而是乾隆自己承认过的事情。他曾说，自己平生最大的癖好就是写诗，若连着几天没有写，“辄恍恍如有所失”，有时候甚至做梦也在写诗。故此，他曾写诗自嘲，说自己是一个“破诗魔”：
“诗思竟如何，都于静后多。茧丝抽更细，春水皱生波。得意全由此，忘言亦任他。古人多达者，谁是破诗魔？”
他也知道，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政务上，不该写那么多诗。御史李慎修曾上奏批评乾隆写诗太多，劝他“勿以诗为能，恐有妨政治”。乾隆召见了身体佝偻、个子矮小李慎修，当面表彰他“是何渺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认为李慎修的话非常有道理。但回转头，他又开始写诗记录此事，说什么“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我也知道不该没完没了地写诗，但一闲下来，就忍不住要写，没办法。
除了李慎修，乾隆自己也常劝自己要少写点诗。但他劝自己的方式，却又是写诗。比如他说：“赋诗何必多，杜老言诚正。况乎居九五，所贵行实政。”可见对于写诗这件事，乾隆在心理上已有一种远远超乎常人的“瘾”。他也曾多次试图戒掉这种“瘾”，其中一种办法是在廊檐处“止留余地一处可以悬诗”；结果仍归于失败。然后，越到晚年，这种“瘾”就越大，越发控制不住——读书有所得，必须凑成诗，然后再用一大段文字来详述自己的感想；考据有所得，也必须凑成诗，然后再用一大段文字来详述考据的结论。
乾隆后来将施政与写诗这两件事情结合到一起，说自己继承的是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史”传统，其实可以视为他对无法控制的“诗瘾”的一种变相管控。
他成功地将自己的“诗瘾”，与自己的“职务”统合到了一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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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四库别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感谢殆知阁提供检索。蔡锦芳：《乾隆皇帝的诗学观》，《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崔岩：《从御制诗看乾隆帝的文化认同——兼论清帝国的汉化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崔岩：《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探微》，《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整饬文风谕》，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三月。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0一。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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