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评论】
没有批判性转换，是一个问题
文/杨小彦（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
冯峰的创作一向和流行符号有关系，所以容易把他的作品和“挪用”联系起来。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对于流行符号的使用要有针对性，要有某种明确的“说明”，而且最好是一次性的。
比如，他以麦当劳符号为对象将之颠倒过来使用的作品，我以为就可以成立。这一作品所针对的符号是众所周知的商标，代表了某种消费主义的观念，冯峰将之颠倒后，显然改变了原来的含义，把人们的联想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作品不属于“挪用”，而是以公共符号为对象的一次批判性转换。
冯峰最早的“鸭兔系列”使用的是一个与知觉心理学有关的著名符号，并生发其中自相矛盾的内容，来源一直有明确的交待，尽管反复使用，也还可以被人们所理解。我对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的疑虑是，手法有简单之嫌，不如他针对麦当劳符号的创作更有明确的意义。
这一次冯峰延伸他对“鸭兔”矛盾图形的解释，但却使用了与“米菲兔”形象高度重合的形象，不仅手法太过简单，而且说明也一直暧昧不清，有让人以为是其“原创”的联想的嫌疑。即使用“鸭嘴”对之改造，也已经有先例。因此，作品出来后引发质疑，是理所当然的。
冯峰的解释是，任何人都可以针对公共符号进行创作，这是一种艺术手法。一般而言这是对的，但对具体作品要做具体分析。他运用麦当劳符号的创作就明显和利用米菲兔图形有根本的不同。关键是，按照这一逻辑，人们是否也可以直接采用冯峰曾经的符号去创作，然后公开宣称这创作属于“原创”？这应该说不过去吧。
这一次事件的确严重地提醒了我们，从批评和理论的角度仔细区分现代艺术中诸如“挪用”“借鉴”“拼贴”等概念的含义，区分有针对性的创作与简单照搬甚至模仿的差别，是有现实意义的。
【新闻追踪】
“广美教授涉嫌抄袭”持续引发艺术界激烈争议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日前，“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冯峰涉嫌抄袭”事件受到公众关注，持续发酵。挪用与抄袭的区别和边界在哪里？事件对当代艺术创作与教育有何意义？引发艺术界业内争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1月15日，微博网友质疑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冯峰“鸭兔元旦”展览中部分作品和家喻户晓的“米菲兔”惊人相似。18日，冯峰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就是在用大众熟知的卡通娱乐形象，再做严肃艺术创作。”20日，冯峰与多位业内人士通过媒体再度回应本次事件。
冯峰《合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记者在“荷兰旅游局官方微博”及“米菲兔中国官方微博”上看到，荷兰艺术家、“大黄鸭”之父弗洛兰泰因·霍夫曼于2015年创作的“鸭兔”作品，冯峰部分《鸭兔》系列作品与其相似。
据核查，霍夫曼的“鸭兔”作品曾作为“米菲兔”60周年巡游活动的展品，公开陈展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上。
网络截图：荷兰艺术家、“大黄鸭”之父弗洛兰泰因·霍夫曼于2015年创作的“鸭兔”作品
挪用和抄袭只是一线之差
挪用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常见的手法和方式。“冯峰特别明显地具有这样后现代的特征。这与抄袭有本质区别，不是简单的剽窃，而是故意的戏仿，利用大家熟悉的、带有商业性的流行形象进行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又和冯峰的思考和他的系列创作结合在一起。”
策展人冯博一认为，网友提出的“抄袭”争议是在集体式的进行道德层面上的判断，而冯峰的作品《鸭·兔》应该放在后现代艺术的框架和思潮中进行讨论。
不愿具名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挪用和抄袭只是一线之差。该教授认为，当代艺术创作使用的挪用手法，目的在于彻底转换原有的文化、商业符号，其效果也是与原来的符号拉开距离，颠覆原来的隐喻和语境，形成新的风格和观念。在创作策略上，选择公共产品为挪用对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保护年代有必要距离。如果是针对当下符号的创作，需要慎重选择，更要进行更多的加工。“让观众能够看到、感受到艺术家长期研究、创作的效果和高度。”
独立策展人崔灿灿认为，挪用已经是当下的艺术创作另外一种创造。
“这是一个编辑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处理器的时代，我们都是在处理过去的信息，给予这些信息新的处境和意义。信息共享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很难去创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听所未听的事件。改变、挪用、戏仿是另外一种创造，就像故事和经典形象一样，它可以有无数个版本，也可以被黑化，也可以被恶搞化，这在互联网中非常普遍，为什么艺术不能？”
中山大学教授冯原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界定挪用的内核和边界一一
第一，挪用必须是公开的（在意图上），第二，挪用要区别无主体的“公共符号”和有主体的商业符号和个人创作，否则，艺术家自己的创作也难免会成为被挪用的对象。
如此，艺术家挪用他人创作若是可以成为创作手段，那他也应该回答以下问题：被挪用的符号到底属于谁？谁有资格对“挪用”的“符号”拥有“原创知识产权”？艺术家“有意挪用”符号，是否就剥夺了符号的“原创知识产权”，使其直接成为是另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艺术家Florentijn Hofman，“大黄鸭米菲”（Miffy Ducky)灵感来源Hofman的系列作品“大黄鸭”
事件像是一场很高性价比的推广
有时候，引发争议也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目的之一。冯原告诉记者，当代艺术发生于两个层面，其一是作品层面，即“本体论”，这是界定是否是抄袭的主要层面；其二是社会反射层面，即“建构论”，这个层面上，作品的目标就是通过行为、策划、造势，以扰动社会大众的神经。
针对本次事件，冯原认为，在“本体论”上是否构成侵权必须要有被侵权者的投诉，并由法律说话，而在“建构论”层面上，艺术就是要引发关注，这与流量经济没有不同一一所有网络争论都是在结果上制造“网红”。
冯原强调，除非“米菲兔”版权方投诉并上升到法律层面，否则整个事件仍然很像是一场很高性价比的推广。媒体市场本质上就是对信息的争夺，不管是成为被骂还是被赞，总之，不管愿意与否，网络上的道德审判在客观上其实就是在制造“网红”，而当代艺术创作者有时候就把这个结果当成创作的成功了。
艺术评论家姜俊直言，如果冯峰的“抄袭”争议没有被大众看到，这个作品反而是失败的。“观念艺术最重要的是挑衅，要挑衅观众对于某一观念的固定认知，继而引发一系列的讨论，在不同的争议的发酵当中，艺术作品的价值会达到最大化。如同汉娜·阿伦特所说，观众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作品其实是给观众打开一个讨论的话匣。可能也正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人们对某些议题认知的加深，促成了这场争论。”
可能让公众对当代艺术产生误解
此次事件更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教育提供谈论的空间。冯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事件是一场公共教育的大课堂现场，一堂关于艺术、关于法律、关于“创造力”的公共教育课。他认为大众对抄袭的痛恨，对版权的维护意识，是对创造力的尊重和肯定，但创造力也需要被读懂，否则，“被商品捆绑的观念，贫乏而粗鄙的语言，杀死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还有，我们想象力表达的自觉。”
而有广美教授认为：“事件可能让部分学生、乃至公众对知识产权、艺术创作方法论产生误解：只要有了观念上的自圆其说，就可以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投机取巧？”
有市场人士及业界专家同样呼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迫在眉睫。有业内人士表示，美术作品侵权现象屡见不鲜，但最终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艺术家、藏家以及艺术爱好者中，多数人都只对“游戏”感兴趣，忽视了“规则”。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崔宇航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示，艺术界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尽量全程留痕，一旦创作完成，可及时去版权协会或其他机构进行版权登记。
使用他人作品时，要注意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如果因无法取得授权擅自使用了他人的作品，当著作权人主张权利时，也应当积极应对，注意核查主张权利一方是否为著作权人，停止侵权的行为并积极与著作权人协商解决方案，避免进入诉讼阶段、扩大侵权的成本。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李力 朱绍杰
审签|陈婉允
实习生|李紫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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