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英] 弗兰克·富里迪
摘编｜罗东
《阅读的力量》，[英] 弗兰克·富里迪 著，徐弢、李思凡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纵观历史，道德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模糊的。道德高尚常常是通过优良的身体属性表现出来的，而道德败坏则常常是通过丑恶的身体病症表现出来的。将媒介消费当作一种疾病来对待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网瘾、心理创伤、反社会的暴力倾向以及大脑的认知功能受损等等，都被看成是同21世纪的媒介有关的状态。医疗化——利用医学的权威来审视日常生活的过程——在当今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因为人类体验的不断拓展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个需要接受医疗干预的问题。
因为世俗化和科学的兴起，人们常常通过对心理或生理疾病的叙述，来表达他们的道德关切和文化关切。例如，最近几十年来，常常有人通过强调媒介和阅读对认识能力的影响，来批评媒介的过度利用以及随意性的阅读方式。这正是剑桥大学的文学评论家、新批判主义之父理查兹（I.A.Richards）的意图。他于1929年试图将阅读问题同“难理解之思想的快速传播”关联起来，并认为这种传播“彻底扰乱了人类心智的完整秩序，因此可以说，它使我们的心灵丧失了可控性和连贯性，从而蜕变到一种肤浅、脆弱和混乱的低级形态”。理查兹担心的是读者领悟“难理解之思想”的能力，而这种担心不仅涉及信息量过大的老问题，而且还涉及过大的信息量对于认识能力的影响问题。
当然，阅读能够激发心理的和生理的反应。书面文本对于想象的影响力是它所特有的和真正美妙的特性之一。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曾经声称：“良好的阅读行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它可能使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他把阅读所引发的心理和生理剧变描述为一种精神性的或审美性的反应——其他人则几乎总是从健康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过程。人们常常从医学的视角或者伦理的视角来论述阅读对读者的影响，而这里的目的则是探讨这两种论述之间的相互关联。
乔治 · 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年-2020年2月3日），文学批评家。
阅读引起情感和身体的剧变
世界将如何通过阅读及其对读者的影响而进入人类的心灵呢？对此问题，我们是很难准确预测的。有关特定书籍和阅读实践的争论常常聚焦于身体和道德的话题，例如，它们究竟是启迪了读者的心灵还是腐化了读者的心灵，以及它们到底是强壮了读者的体格还是削弱了读者的体格。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那样，苏格拉底把写作称为一种“药物”，传递出了这样一种主张：阅读有可能成为一味良方，也有可能成为一剂毒药。
在现代早期，人们曾通过生理学的激情理论来解释阅读的影响，而这种解释强调了文本所引起的情感反应同读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激情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是感性的灵魂（有时是理性的灵魂）的活动，是灵魂对感官印象和其他刺激做出的反应”——并且被认为可以影响人类的行为,使之趋向于特定的活动方式。
许多著名人物都曾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人们注意阅读所引起的情感和身体的剧变。他们把这种剧变归因于阅读所引发的兴奋和烦恼，并且认为这种兴奋和烦恼破坏了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生活的掌控能力。哲学家和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年）确信，他本人从来没有摆脱过自己在学生时代阅读过的“《高卢的阿玛迪斯》中的冒险传奇以及其他离奇故事”的影响。波义耳声称，这些冒险故事“通过扰乱他的思想而伤害了他”，因为它们“使他养成了一种漫游式的思维习惯，以致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2020）剧照。
阅读文本和理解文本的活动常常被比喻成身体的进食和消化活动。直到20世纪之后，吃饭的比喻依然经常用于有关阅读的讨论之中。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提出忠告说：“有些书是可以品尝的，有些书是可以吞咽的，还有极少数的书是可以咀嚼和消化的。”他对于品尝、吞咽、咀嚼和消化的区分是同各种不同类型的阅读实践相对应的。按照培根的建议，只有极少数的书籍值得人们“勤奋和专注”地阅读，进而彻底地消化。正如他在一篇评论中解释的那样：“消化，本是一种对有用成分与有害成分进行的必要分解，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恰当的阅读活动’的文字性比喻。”
在19世纪，对书籍的认真消化被当作一种健康的阅读方式而得到推广。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提议，人应该像“牛”吃草一样对思想加以缓慢而仔细的思考，“进行反刍，再次咀嚼”。然而，当阅读被比喻为一种新陈代谢的消化过程时，常常意味着书籍的消费可能会出现过量情形，尤其是新近出现的阅读公众更容易导致书籍的过量消费。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对其所处身时代的出版业的飞速增长深感不安，他评论说：现在的公众“贪图精神食粮，为了能够吞咽得更多而不惜囫囵吞枣”e。许多批评家都在指责普通读者不加选择地“暴食”书籍；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廉价的惊险小说在道德层面相当于今天的快餐食品。
18世纪的评论家们对于大众文化中不讲究精神品质的文学实践表示担忧，而他们的担忧常常可以同密尔的情绪产生共鸣。英国评论家梅考克（A.L. Maycock）于1929年声称：“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都阅读得太多，因而给心灵的领悟能力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正如暴饮暴食会使原本有益于健康的饮食丧失其意义一样，过度的阅读只会妨碍我们的思考，并使我们的思想处于一种迟钝的和不活跃的状态。”梅考克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过度阅读“更为有效的精神自杀方法”，并且预言：除非我们能够采取某些行动来遏制过度阅读的影响，否则“当代印刷品的强大洪流便会吞没我们，并将我们卷入那令人震颤的精神错乱之中”。
电视剧《聊斋》（1987）书痴篇剧照，“书中颜如玉”，书中女子一跃而出。
通过消化活动的物理类比来描述阅读，表明了一种对阅读的道德批判。相应地，如果读者阅读的书籍数量超出了评论家们所建议的健康阅读量，便会被指责为“吞食书籍”；这些吞食文学作品的读者会被指控为“犯有滥用自然之罪”，而且其罪行比那些仅仅用食物“把胃填得太满”的人更加严重。文学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冗长的论证，他对于“暴食型阅读”的警告构成了一种对未经消化的书籍消费的道德批判。罗斯金将阅读的审美维度与精神维度转变为一种存在于阅读的身体表现和道德表现之间的令人不安的张力，而这种转变是以一种言过其实的道德说教的口气表达出来的：“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你必须严格按照道德规范来阅读，正如你为了获得身体上的营养而必须按照道德准则来进食一样。”在罗斯金看来，阅读与饮食方面的道德准则禁止人们为了追求享乐或满足感性欲望而进行这些活动。他解释说：“你不能为了吃的快乐而吃，也不能为了阅读的快乐而阅读。”但他也承认，在正当的情况下，“你的晚餐和你的书籍”都是可以被享受的。
在19世纪，罗斯金的观点在那些反对流行文化和大众阅读的文学批评家中广泛流传开来。正如凯利·梅斯（Kelly Mays）所描写的那样，“甚至在吃饭过程中，若是在理想状态下，更高级的精神力量——意志、理性与判断——也应该完全掌控一切”，然而，由享乐主义和追求享乐所导致的“书籍吞食行径”却抑制了读者的想象力。梅斯解释说：“当阅读受到感性欲望的驱使，而不是出于对营养价值的理性考量时，这种阅读将混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正当等级关系。”
在关于阅读的道德风险和身体风险的解释之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读者根本无力去抗拒印刷文本对他们的强大吸引力、诱惑力和蛊惑力。书籍具有损害道德的力量，所以它们必须得到监管；而出版审核可以起到保护道德的作用，就像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而需要对某种传染性疾病的感染者进行隔离一样。一位美国评论家在评论“印刷品毒药”的时候指出：一个利用“淫秽故事”来“毒害社会”的“肮脏之人”就是“道德腐烂物、瘟疫源发地区和麻风病患者”，所以理应像“昔日的麻风病人”那样“遭到社会的抛弃”。
在一篇对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评论中，作者也采用了类似的口气将这部小说指责为“一个从法国颓废主义的肮脏文学中衍生出来的故事，一本充满了道德和精神腐败物的恶臭气息的有害书籍，一项探讨如何从道德上和身体上毒害一位鲜活美好的高尚青年的自鸣得意的研究”。
纪录片《书谜》（The Secret Life of Books Season，2014）剧照。
阅读，被视为一种“道德毒药”
露西尔·埃尔芒格使用了“精神毒品”一词来贬低她所蔑视的出版物，而这种说法延续了许多世纪以来的那种对文学作品加以妖魔化的传统。在有关异端问题的神学争论中，把书籍比作某种毒药的描述手法也极为常见。托马斯·摩尔爵士在抨击某些鼓吹宗教改革的文学作品时，便曾指责这些书籍是“有可能让读者染上‘传染性瘟疫’的‘致命毒药’”；其他批评家则使用“道德毒药”或“文学毒药”之类的词汇来提醒人们当心书面文本具有损害身体的能力。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78—1860年）把“不良书籍”称为用来“摧毁心灵”的“思想毒药”。作家西德尼·达克（SidneyDark，1874—1947年）认为，对于新出现的阅读公众当中的大部分人而言，书籍消费只能起到一种麻醉药的作用，并且“书籍只不过是一种麻醉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终究会像可卡因一样摧毁真实的生命和生活”。
道德毒药给寻求满足感的公众带来的危险常常同那些被视为淫秽出版物的书籍有关。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的道德家们往往对淫秽加以宽泛的定义，并且随心所欲地利用淫秽一词来描述出版物的“毒害”作用。《关于印刷的毒药》（Concerning Printed Poison，1885年）一书的作者约西亚·利兹对“淫秽”与“廉价小说的恶劣影响”进行了区分，认为后者虽然并不“一定是淫秽的”，但依然构成了一种对社会的毒害。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淫秽出版物和煽情报纸的剧增引发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对阅读的医疗化和道德化解释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1880年，纽约反堕落协会发表声明称：“随处都可看到，这种文学毒药正在危及社会生活的根基。它正在污染我们年轻人的纯洁生活和心灵。”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伦理学家安东尼·康斯托克在1875年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那些兜售淫秽作品的“精明而狡诈”的商人已经“成功地将一种病毒注入天真而纯洁的年轻人体内，如果不加阻止，这种病毒将比身体里最致命的疾病产生出更大的破坏性”，进而表示：如果能让我们国家的所有老师、父母和监护人听见我们的声音，我们将会呼吁：“要一刻不停地小心守护你们的图书馆，你们的衣橱，仔细了解你们的孩子或被监护人的通信内容和交往对象，以免你们的家庭的甜蜜和纯洁受到污染和损害。
康斯托克呼吁家长查看孩子的信件并监管孩子的阅读材料，而他的呼吁不仅仅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道德污染的高度关注。康斯托克对家长的建议凸显了这样一种焦虑，即老一辈是否还有能力引导和教育自己的孩子接受道德秩序的价值。阅读教育和儿童读写能力的培养之所以成为道德关注的主题，是因为孩子的敏感心灵容易受到破坏性的影响。
电视剧《正常人》（Normal People 2020）剧照。
就像罗斯金认为过度的阅读比过量的饮食更危险一样，人们认为这种通过阅读来传播的道德毒药远比那些物质性的毒药更能导致可怕的后果。《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自称是一名反对“英国小说的污染和堕落”的活动家。他抨击瑞克里芙·霍尔撰写的一部描写女同性恋者孤独境况的小说《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年），并声称这部小说是在宣扬“堕落”。他希望这部小说所招致的愤怒能迫使社会承担起“将这些麻风病患者的麻风病从社会中清洗出去的使命”。道格拉斯声称：“我宁愿送给孩子们一瓶氢氰酸，也不愿意让他们读到这本小说。因为毒药可以杀死身体，而道德毒药则可以扼杀灵魂。”
如果读者未能在阅读活动中表现出自身的高雅以及必要的选择性和阅读品味，就会被批评家们视为糟糕的读者。尼古拉斯·达姆斯曾提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乃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批糟糕的读者”。这些读者并不缺乏解读文本的技巧，但是他们缺乏良好的阅读所必需的道德品质。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注意到良好的阅读需要“更高级”和“更纯洁”的思想形式，然而它们在现实中经常缺失。因此，他们将读者区分为两种：进行阅读的人和善于阅读的人：“每一天，阅读小说的狂热以及出版社制造出来的垃圾以及连垃圾都不如的东西充斥着书店和十分之九的客厅。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是善于阅读的人。”在这篇报告的作者们看来，人们进行的这种“阅读”实际上正是一种堕落的表现。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2006）剧照。
阅读医疗化的趋势
昔日对阅读所做出的道德化表述已逐渐减少，而关于它的医疗化语言却日益增多，以至于任何形式的媒介问题都可以通过那些关于健康影响的术语来加以表述。埃里卡·詹姆斯（E.L. James）撰写的三卷本的准淫秽小说《五十度灰》就是一个例子。自从该书第一卷在2011年出版发行之后，它便荣登世界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的榜首；如今，该书已销售过亿册并被翻译成了52种语言。
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们对那些以描述性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做出的反应形成惊人对比的是，今天的人们并没有对《五十度灰》的内容表现出多大的道德愤慨。虽然众多的评论家曾经批评过詹姆斯这部小说的低劣写作质量及其对女性的描写，然而他们仅仅是把它当作又一部普通的小说来加以评价。西方主流社会也对它的出版无动于衷，以至于《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将该作家题名为“年度出版人物”，而且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愿意公开承认自己阅读过此书。事实上，当由该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上映时，《五十度灰》便成为全国性的热点话题，而且有部分公众声称：他们感到好奇的是自己能够从这部电影所展示的性行为中学到什么东西。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五十度灰》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接受而没有引发社会对于其影响的担心，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了一套关于心理和生理健康缺陷的语言来进行表述。针对这部小说的影响展开的学术性研究发现，这部小说的读者往往同不安全的性行为和酗酒等“不健康行为”有关：在它的读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一生当中有五个或更多的性伴侣。
《妇女健康杂志》（Journal of Women's Healthy）上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阅读《五十度灰》是陷入一种混乱的性关系的表现。这项研究所依赖的证据是，此前没有人研究过“健康风险同阅读那些描写女性受到侵犯的流行小说”之间的关系。沿着前人在探讨维特的影响时所提出的那条陈旧思路，这项研究公开承认，经验证据的缺乏并不足以妨碍它针对阅读某种小说的影响提出强有力的结论：“尽管缺乏关于这一主题的经验性研究，但是学者们依然认为，个人常会在小说的影响下改变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信念和态度。”虽然这份研究报告的几位作者不言而喻地相信，阅读某些类型的小说可能“对态度和信念产生有害影响”，但是他们却小心谨慎地避免对其加以公开的道德批判。
现在的批评家们表达自己对某类小说的担心常常是使用一种讨论健康风险的语言，而不再像过去的批评家那样使用一种道德化的语言。这种倾向对于人们看待阅读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读写能力过去常常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优点，而今则更多地被当作一种认知技能。作为一种认知技能，阅读被剥夺了所有道德上的可贵属性。它还面临着文化贬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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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英] 弗兰克·富里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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