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新冠在英国去世，2005年初，星期天夜光杯曾刊登整版封面故事讲述平安夜聚会上作者与傅聪先生的近距离的深入对谈，将傅聪先生在音乐和人格上的魅力跃然纸上。
在这样一个夜晚与傅聪先生聚会，真令人回味无穷。为了坐得更亲近一点，将订餐时的大圆桌临时更换成了一个小桌子。灯光不是很亮，却有足够的柔和。座中有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周铿夫妇，朱贤杰、沈次农和一位云南籍的学生。外面充满圣诞味道，好像不是在上海，倒像在国外。
傅聪来了。
他上身穿着深蓝色唐装，古典味道极浓，质地是丝绸的，这种面料在灯光下有着微弱的光亮。他的头发如同照片上一样，梳理得一丝不苟。面部最突出的是两道长寿眉，黑白相间，悬空披垂，颇具神韵。他落座时，没有任何多余的应酬话语，也不见丝毫笑意。这使他面部皮肤显出了老年人的干涩与松弛。呵，傅聪真的老了。
完全两个人
头一次目睹傅聪，是在两天前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小音乐厅。他在台上讲课。台上并排摆着两台斯坦威，他与一位戴眼镜的学生坐在各自的琴前。学生按着他的要求时断时续地弹奏着肖邦的第4号叙事曲。灯光下，只见他活跃异常，不仅手臂挥洒得淋漓尽致，比指挥还指挥，而且他的两脚不时地跺着台面，这使气氛相当活跃。这样的讲课对于傅聪而言一定是很过瘾的。那份酣畅，那份自如，那份投入，完全达到了忘我境地。
我当时绝不相信这么富有弹性和活力的躯体是位70岁的老人！就像现在，我同样惊异于他离开舞台就坐于餐桌前时，他的脸色怎么会如此沧桑和黯然，甚至还有几分冷峻。
完全两个人。音乐的傅聪与生活的傅聪。离开音乐，莫非他就像鱼离开了水，跳到了岸上失去生动和鲜活？朱贤杰事先曾提醒我：傅聪的脾气蛮大的，他让我提问要谨慎一些。
“傅老师，你在上大师课的时候，我看你的样子顶多就像30岁。”我是鼓足勇气这样说的，不想他正视我道：“30岁？我像17岁的呀！我跟好多人都这么说。”
一句话，另一个生动的音乐的傅聪又回来了。
有一次他聚会之后颇有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说：“不知为什么在场的人都比我年轻，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年纪大，我的感觉永远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说话时，他笑得很纯粹，一扫满脸的沧桑与冷峻。
不敢看“家书”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雷家书》的意义已经远非“家书”而是“国书”了，毕竟那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一本必读书。但是，傅聪说，“家书”其实我很少看。我不敢看，每一次要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太动感情了，不敢看。我觉得“家书”的意义最简单来说，就是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就是这个东西，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精神的东西。这个精神价值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悲观，我父亲其实也是，你们看“家书”可以看出这点来。可是，只要我还活一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干下去，坚持我的这种理想，坚持我的追求，坚持我的精神价值。
这部“家书”似乎是一把我们走进傅聪世界的钥匙。“家书”可以读出一位高境界的父亲的杜鹃啼血，也可以感受到一条清晰的父子间传承文脉。
傅聪有两个儿子，他说他对儿子完全不似父亲对他那样。他说：我不管他，我根本就不管。因为我自己都忙不过来，怎么有能力去管他们？再说了，我与父亲同处于一个时代背景下，虽然我们是两代人，却都是“五·四”那一代的人。我们都是追求理想的人，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教育。可是我儿子生在英国，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他管我叫“怪东西”（Fenny fellow）。有一次我弹琴正弹得来劲儿，无意间发现他站在那里窃笑。他感觉非常奇怪。他不理解我练琴练得这么苦，为什么还天天坚持练。
他说父亲把他的理想传给了我，我揹负着沉重的包袱来到欧洲就已经够受的了，儿子要是再背上不是更难活吗？我在想，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把我先人之见加在他们身上呢？
接着他又说：其实，遗传的东西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东西儿子身上也不能没有。他在大儿子身上就看到这种使命的东西。因而，他认为大儿子活得照样不轻松。
音乐“苦行僧”
傅聪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头露出。这是因为练琴把手练坏了。他两年前回国时，他的手上缠着绷带，现在，他无论弹琴时还是吃饭时，都是戴着这样一副手套。黑色的手套格外醒目。
傅聪常说他17岁之后才正儿八经弹琴，童子功没打好，他十分羡慕现在的孩子们，童子功好得不得了。为了进行后天的弥补，即使现在，他每天差不多也要练上八个小时的琴。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呀！他认为：就钢琴家纯粹机械性的这个方面来说，到我这样的年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加倍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这几年我的手老是受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弹钢琴的纯粹机械的本事来说，所有钢琴比赛的选手、所有音乐学院里的学生，都比我强，真的是这样！可是，讲到追求一种精神境界，讲到声音的变化，讲到音乐里头的“言之有物”，那他们还是有很大差距！”
谈到他的生活现状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有时候都看到我活得相当苦，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辛，两者都有。一位叫马育弟的老朋友在长途电话里对他说：“哎呀！傅聪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当他听到我的音乐会后说：“听了音乐会，你不能，还得继续，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你有责任还得干下去！”
傅聪听了老朋友的话很感动，他说：“就是说我命里注定还得辛劳。唉，不过我的手老出毛病。恐怕只有等我的手真的坏到不能弹的时候，才会停，才会有时间到处看看，到那时，恐怕我都走不动了！哎呀，人生真的太有限了。”
“我没有办法去学所有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我不过对几个作曲家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学习过，基本上是全部的肖邦，全部的德彪西，大部分的莫扎特，舒伯特的差不多也全弹了，只剩后期六个大奏鸣曲中的最后一个，我现在还在下功夫，争取尽快拿出来。对我来讲，永远有压力，音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永远在那儿追求，并不是舞台或听众给我的压力。这是高山仰止，一门大学问，事实上是给自己出难题，我一辈子都在学新东西。”
无疑，他是音乐的苦行僧。他与自己过不去，他折磨着自己的双手，也折磨着自己的灵魂。看到他的黑手套在饭桌上舞动，犹似一只滞重的受伤的黑蝴蝶，不禁令我联想到梵高的“耳朵”还有燃烧的向日葵。艺术的殉道，殉道的艺术家呵。
我听贤杰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无意间听到傅聪演奏肖邦激动得不得了，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他说他回加拿大后将这篇文章给我发过来。令我惊喜的是，在傅聪最近出版的《傅聪，望七了！》这部书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我跟傅聪提起此事，他显然非常高兴。他说黑塞不仅是大作家，也是大音乐家，他非常懂音乐。还有罗曼·罗兰。他们音乐嗅觉极其敏锐，能够从一首曲子中感知到一片一片叶子如何飘摇着坠落于地。他的父亲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他最喜欢的书。傅聪认为真正的作家是与音乐家有着相同的人生艺术境界的，在这种境界上，完全可以沟通可以感知彼此的。
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是个符号，是一个风吹不散的很坚实的符号。也是不可取代的符号。至少有种承袭的意义。他打趣道：“你说我是符号是说我不是人呀？！”
接着我们都笑了。
其实，我所说的符号的意义，就在于他所强调并执著追求说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他的父亲傅雷对于今天的世界，其意义不也相当于一个符号吗？他说：“我父亲在很多地方都是个先知，我说过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个符号。
艺高心更高
贤杰向傅聪介绍我写过郎朗的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而我在书中也写到傅聪对于音乐的诠释。因而，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郎朗身上。他说头一次听郎朗弹琴时，激动得不得了。郎朗的父亲曾告诉我，傅聪感动得落泪了。我问傅聪是不是落泪了，他说，落泪倒没有，但是非常感动。他认为郎朗的天才是无限的。傅聪的这一评价与巴伦波依姆是一样的。不过，傅聪接下来就尖锐地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点民间艺人的感觉。他担心郎朗在美国那个趣味不高的国度里会影响精神境界的升华。他说郎朗不应该去迎合美国的低趣味。他说郎朗什么都具备，他又那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很快的。而趣味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所以，他对郎朗依然充满希望。
接着我们又问他，中国那么多弹琴的孩子，再过五年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傅聪回答非常精彩，他说：“一批光彩的手指。”
傅聪对弹琴有着高远的追求，他像中国古典文人，非常强调趣味。在他的书中，对趣味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趣味，趣味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比如中国人讲绘画、讲什么能、妙、神、逸——逸品，飘逸的逸；这种品格我想很难具体说出来，但就是有这么一种气质，我想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的流露。”
傅聪也认为霍洛维茨迎合了美国的低级趣味。因而，他也并不欣赏霍洛维茨。说到美国与欧洲的品位时，他当然是欣赏并适应欧洲的贵族气氛的。这时候我问他：“假如欧洲的高贵趣味在美国被冷落，美国市场不认可，那么这种高贵趣味的实际意义有多大呢？”
傅聪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无奈地笑了笑：我也无法回答呀。
我感觉到傅聪有许多无奈。特别是对于媚俗的无奈。于是，我问他是不是越上了年纪越感觉无奈？他回答道：“我一直都生活在无奈之中。怎么办？也不去管他了，弹琴吧。”
我说：“你亏得还能弹琴，将自己沉在音乐之中。”
他认可。贝多芬曾说过一句名言，音乐是他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
傅聪说，有个15岁的初中生写过他一篇文章，题目叫《文人的傲骨与生命的悲情》，他说他认为这个孩子很理解他，因而他将这篇文章收录到《傅聪，望七了！》一书中。
丹纳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有价值，那就是揭示你为之奉献的一切的、笃信不疑的事业的真谛。”其实，读《傅雷家书》读《傅聪，望七了！》，还有当面聆听傅聪谈论艺术人生，所有的感觉都汇聚到丹纳这句话上了。
傅雷是为高贵的艺术而存在的，傅聪亦然。他们父子都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了。他们能否适应这个世纪或者说这个世纪能否接纳他们？
想想傅聪说过的话：“现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听众也越来越缺少精神境界，整个商业化到这种程度——唱片公司要销售唱片，已经不是以演奏艺术本身为准，而是先考虑人的美貌，封面上印什么半裸体照片，非常恐怖！所以很担忧……”
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吗？古稀之年跟自己过不去，拼命折磨自己，将自己的手弹得一片狼藉连吃饭都不顺利了；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吗？问他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怎么尖锐怎么得罪人怎么不中听，他都是真实地和盘端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他周围的人都比他年纪小，而他却怎么会偏偏感觉这些人都比他年纪大呢？他所说的比他年纪大的人是因为比他更世故吧。
沧桑严峻的是他，天真可爱的也是他。那得看他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他情绪丰富变化，一如他在对于音乐的复杂多层面的理解与陈述。无疑，这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从未见过的如此丰富的人：如此自信，如此从容，如此真诚！（刘元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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