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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读者：
1、本文选自《博览群书》2020年第八期，杂志原题为：孟子辨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大家对话—义与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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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要治天下事，须读古人书”。4月23日，全国政协启动委员读书活动，用手机微信的方式创建了十多个“读书群”，其中有一个是“国学读书群”，我是该群的群主。按照全国政协的安排，委员读书活动分阶段进行。第二阶段，国学读书群读的是《孟子》和《庄子》，其中，《孟子》由陈来、梁涛两位导读。
陈来《孟子辨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是他为导读《孟子》而写的《孟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一文中“辨义利”这部分。该文有四个部分：一、辨义利；二、重民本；三、申教化；四、倡王道，从多个方面谈了孟子思想的精华。由于这里要集中讨论“义利之辨”，所以只选取了该文的第一部分。叶小文先生的六文是六篇读书笔记，这六篇都是围绕着“义利之辨”展开的。
诚如陈来先生所言，孟子“先义后利”倡导的是一种价值观，它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也是最能超越时空的，孟子“先义后利”等思想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当然孟子思想中不仅仅这一点是超越时空的），对此陈来先生也联系现实作了很好的阐述。叶小文先生从现实出发，讨论了面对“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的现象”，如何才能让“先义后利”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健康发展。
事实上，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中，既要树立“先义后利”的社会价值观，又要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兼顾合理合法的“利益”所得，让人人都有获得的幸福感，并形成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是一个时代性课题。
近年，中央提出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以为，“国学”联系现实、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国学”的学科化，是实现这“两创”的有效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学读书群这样的讨论，已超越了政协委员学习国学这一层面，而进入了资政议政的层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震中
孟子辨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大家对话—义与利”之一
◎ 陈来
《孟子》的开篇是《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跟孟子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各级领导人都只是追求怎么对我自己有利，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那就是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它不能够先利而后义；如果是先利后义，或者是后义而先利，只能导致这个社会的利害争夺。所以从价值观来讲，必须要提倡、倡导先义而后利，这个国家才能够有序生存。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以前也叫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就是要辨别义利、辨明义利，把义和利的关系搞清楚。
今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看这个问题更清楚了，义利的问题，辨义利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古代，应该说我们很早就碰到价值观建设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在当时社会比较流行的主张，就是后义而先利。但是孟子跟流俗的主张不同，坚持一定要先义而后利。这个问题应该说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如何确立的问题。一个社会，每个人当然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可是一个社会，特别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主流的价值观和基本的价值观，必须正确确立。所以每个人可能奉行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定要确定一个主流的价值观，而这个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辨明义利，要对义和利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孟子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反对唯利是图，在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要坚持以义为先，以义为上。孔子已经讲了，“义以为上”。“义以为上”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如果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是以义为上。当然孔子没有把“义”和“利”明确地在价值观上把它做一个对立，彰显出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对文明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孟子就发展了这一点。
荀子明确讲“先义后利者荣”，荀子的这个主张应该说不仅是对孟子这个义利之辨的一种继承，也是对孟子另一句话的发展，即孟子讲过“仁则荣，不仁则辱”。荣辱观也就是价值观，我们十几年前，也进行过荣辱观的教育。特别是新世纪初我们讲八荣八耻，这个八荣八耻也好、荣辱观也好，都是价值观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要以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源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说今年重新温习孟子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孟子书的《告子下》中，孟子在和宋钘的谈话里，又一次申明了这个道理。因为当时宋钘想用这个利字，即利益的利字，去劝说这秦、楚之王，来罢三军之师，来避免战争，消弭战争。于是孟子当时对宋钘说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你想劝说他们消弭战争，罢战，但是却用“利”这个字去说服他们，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这样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终去仁义”，就是最终没有仁义了，把它去掉了，于是人与人之间都是“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个想法，我们看跟刚才讲的《梁惠王》这个例子是一致的，但是有点区别。《梁惠王上》讲的义利关系，他举的例子，主要是讲各级领导，比如说国王下面是大夫，大夫是士，士下面是庶人，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他举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举的是关于各级领导的例子，掌握各级权力的这些人的上下级的关系，是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不能后义而先利。
但是我们看《告子下》举的例子，当然也举了人臣和君主的关系，但是他也举了父子、兄弟，然后他的结论是“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个“相接”它超出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变成更普遍的一种社会交往、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义和利不仅仅是上下级的政治关系要处理的价值观，它广泛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接，这个相接就是相处、打交道。所以义利关系不仅是政治秩序要处理的问题，也是所有人与人相处、打交道的基本原则。人与人相处、打交道，相接不能够唯利是图，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出发。而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怀仁义以相接”，这样一来，从义利来讲，他讲的仁义也就是义利的义，义再进一步讲就是仁义。所以从《告子下》所举这个例子，我们会看出来，《梁惠王上》更注重从治国理政，从政治关系来强调义利关系正确解决的重要性。但是《告子下》这一段，他把义利问题更加社会化，更加普遍化，成为人与人相处的普遍原则，就是强调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先义后利，不能够后义先利。因此我们看这一段，就把关于义利价值观的问题层次扩大了。第一个层次，属于治国理政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属于社会文化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个人层次，孟子讲人生在道德选择的紧要关头，怎么样处理义利的问题？我们熟知的孟子讲，义利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孟子曰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讲的这个例子，他所讲的就是人生的，是个人人生的道德选择。
孟子所讲的这个义利的价值观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国古代价值观体系，它的核心是义利之辨，是辨别义利。中国古代有它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它有一套核心价值。这个价值观的体系，其核心应该说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孟子把它确立为义利之辨。而这个义利价值观，它是讲先义而后利。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是贯通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它的核心很清楚，强调义利问题 ；而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既是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又是社会关系的价值观，也是人生道德选择的价值观。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对价值观的处理，它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重看孟子的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它提供了有利的启示。讲明了古代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义利的问题，而且它能够贯通到三个层次。这个我们再反思、再完善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候，应该考虑。比方说讲仁爱、重民本这六句话，就可以加一条，叫“辨义利”。不仅讲仁爱、重民本，还要加一条辨义利。我觉得这个才能使我们现在这个价值观更多更好地体现出古代文化优秀的价值观。
我认为，关于义与利，孟子并不是认为二者完全不可得兼，相反，如果二者能够得兼，就不必片面把那两者对立起来。我想今天我们讲的“一带一路”，我个人觉得“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二者可以得兼，就是义利双行的这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规划。
我觉得可能有一种不自觉的相混，即把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建设和肯定市场经济法则混而不分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回答也不同，不是肯定一个即要否定另一个。事实上，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运行法则，如市场经济领域是利益法则，政治领域是正义法则，文化领域是创造法则，各有其合法性，不能相互替代。主流价值观不是要取消或替代各个领域的原则，而是在更高的社会层面维系社会的稳定有序，提供更基本的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社会关系的普遍法则。一个市场经济的从业人员必须依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活动，否则其经济活动就会失败。但利益法则只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则，不能泛化为其他领域的主导法则，唯利是图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法则。而治国理政关注的社会价值观，它承认各个局部领域自己的法则的适用性，但它是从社会整体的团结有序和文明发展着眼的，这是有根本不同的。从治国理政着眼的社会价值观建设，不会否认市场经济有其法则，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警惕市场法则侵入家庭、学校、团体、社会，变成人与人关系的普遍法则。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有一种力量力图跨界而影响整个社会，所以更需要有一种力量来驾驭它、对冲其泛化的影响，实现对社会进行引导和约束。更不要说，利欲的追求本身要受到各种法律和规则的制约。
如何从治国理政的方面理解孟子的义利之辨，这里补充一个材料。《孟子荀卿列传》是司马迁做的简单的传记，但是司马迁不仅为孟子做了传记，他还在其中讲了一段话，对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他自己的感想。太史公讲 ：“愚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说国家的乱根源在哪？利这个东西就是乱的根源，根源就是大家都求利，以求利为先。
太史公司马迁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解读，在思想方面的感想，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一个历史学家不仅仅是记述现象，还要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国家治乱的经验。他通过读《孟子》，结合他自己的历史知识，他得到结论是“利诚乱之始也”，认为孟子讲的确实是对的，如果我们讲治国理政，不能够以利字当头，把利字放在优先的地位。我想以司马迁这样一个大历史学家的身份，以他对历史的了解，应该来说他对孟子的《梁惠王上》的思想做了一个有力的见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
孟子所阐明的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就对象而言，主要指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指向官员，而不是针对民众。尤其是义利之辨所引申的公私之辨，主要针对的是承担公共事务责任的官员。对于民众，儒家始终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 ，肯定民众利欲需求的合理性。孟子的仁政王政思想正是以此为基础，来满足民众的利欲需求的。所以在孟子思想中强调义利之辨和重视民欲民利是没有对立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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