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天上,跟傅雷先生相会了。
有“钢琴诗人”美誉的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英国去世。
噩耗传来,让笔者回想起2008年5月,傅雷百年诞辰,时年75岁的傅聪为黑白琴键上的纪念侃侃而谈时,依然坦言“没有父亲的谆谆教导,就不可能有我这一辈子的人生轨迹”。
父亲用文字,他用琴声,交流书写人生感悟与痛楚。傅聪坦言,《傅雷家书》中屡次提及他们父子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肖邦和舒伯特,当时他选择肖邦6首练习曲先给百年诞辰的父亲。“肖邦音乐有一种无限的惋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穷的怀念。化成一个字,就是‘情’,这是抒发对父亲感情的最好方式。”
笔者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当时的傅聪依然戴着露指黑手套——是为他战胜身体疾患后保护手部的“硬”装备。他着一袭带暗花的黑色中装,不离手的“福尔摩斯”式烟斗,则是他说话时的搭档。
那时的傅聪,当然已不满足于打开他的提问总是停留于《傅雷家书》,他直白:“很多观众喜欢与我交流《傅雷家书》,可我早已不是书中的那个小孩。这些年走了这么多地方,弹了这么久的钢琴,音乐已成为我的习惯。”
愿他安然奔往那条明亮的相会之路,与父亲愉快地“手谈”。
缅怀傅聪,笔者想与读者共同打开2005年,时任解放日报文艺记者的笔者与李君娜女士,合作采写的这样一篇长访谈——
听傅聪谈“琴”说爱
文/伍斌 李君娜
傅聪要复出开音乐会了。
四年前在上海音乐厅与观众一别后,这位钢琴家因颈椎病和手疾已有四年未曾来沪登台。(2005年)5月8日,他将在东方艺术中心,重新释放出串串凝聚着沧桑人生感慨的音符。
傅聪有点激动,早早从伦敦赶到上海,并主动请本报记者去他下榻的公寓见面谈谈。那天,客厅里日光斜照,摆设规整。71岁的大师看上去精神很好,穿着休闲黑衣坐在沙发上,另一件靛蓝色的唐装,被随意搭在另一边的椅子上。当年,《傅雷家书》中那个需要父亲循循诱导的孩子,如今已到古稀,虽然头顶着“在世的肖邦”“钢琴诗人”等光环,可他全无传闻中的吝字如金、很难接近的样子,侃侃而谈,谈对钢琴、对人生的至真至性至爱……
我无论如何达不到完美
问:你手指上的旧疾恢复得如何了?会影响您的这次演奏吗?
傅:不会啊,手指经过两年的治疗,已经彻底恢复正常了。
问:听说这次音乐会上除了你一向擅长的肖邦作品外,还带来了海顿的作品?
傅:是的,有三首,分别是海顿音乐生涯前期、中期和晚期的代表作品。
问:但是,您以前好像没有弹奏过任何一首海顿的作品。
傅:我很惭愧。我直到最近才开始喜欢起海顿的音乐。以前一直很忽略海顿,直到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教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弹奏了一支海顿的曲目给我听,才发觉他的音乐是如此美妙。有些人会觉得海顿的音乐听了会让人想睡觉,其实,海顿比莫扎特更注重将一些新鲜的元素放入作品中。这跟他的生存环境有关。他很早就被一个匈牙利公爵供养,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安心创作作品。
问: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奏海顿的作品吗?
傅:之前在波兰已经有过一次。波兰有个新的肖邦协会成立,他们用真正“肖邦时代”的钢琴,演奏肖邦的音乐,并邀请我开了一次音乐会。我当时就提出,可否在里面穿插海顿的音乐,他们说没问题。我选了三首分别代表海顿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这次在上海的音乐会,也就沿用了这些演奏曲目。
问:您有“在世的肖邦”之美称,那么肖邦的作品应该是您最拿手的吧?
傅:没有什么所谓拿手不拿手的。只有在每一次的演奏过程当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每一次演奏的好与坏。但是若要谈完美,我觉得我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没有一个演奏家能穷尽音乐作品的全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比所有最伟大的演奏家更要伟大。同时,伟大的作品并没有一个“唯一性”,作曲家在乐谱上完成的每一件作品,经过不同演奏家的演奏,又重新成为新作品。
不向儿子留“家书”
问:尽管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雷家书》的意义已经远非“家书”,而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一本书,但对你来说,《傅雷家书》却永远是您父亲留给您的“家书”。你现在还看《傅雷家书》吗?
傅:我不敢看《傅雷家书》。
问:你曾经说过这一观点。我还是想知道,背后究竟是为什么?
傅:每看一次都会大动感情,太激动了,以至于没办法正常工作。
“家书”已经在我的心里了,不需要再看了。其实“家书”是我父亲追求的一种精神价值。这个精神价值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一切缘于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读懂“家书”的。
问:我们知道,你自己也早为人父。有没有想过像傅雷先生那样,对两个儿子留下有形或无形的“家书”?
傅:没有。我的第一个孩子凌霄是第一个夫人生的。离婚后,孩子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父子间的接触不是很多。我接触更多的主要是第二个儿子凌云。如果一定要说对他言传身教,那也就是他目睹了我在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痛苦和挣扎。但这个可能也对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很惭愧,没有像我父亲那样为子女做那么多。
本图片由李君娜拍摄
问:你会要孩子们看《傅雷家书》吗?
傅:不会。他们生在欧洲,文化和时代的背景截然不同,他们理解不了“家书”里的精神。而且我也不赞成把自己的经历强加到下一代身上。这跟我父亲当年教育我是不同了。我和父亲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但是我和我的儿子之间,却完全不同。基本上,对于子女,我顺其自然。
问:那么你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受您的影响,走上音乐道路?
傅:他们都没有成为音乐人。我的小儿子现在攻读哲学博士,我喜欢哲学,这可能受了我的影响吧。
郎朗如不这么夸张会更好
问:你对现在的“新生代”钢琴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怎么看?
傅:李云迪我不熟,只听过他的CD,没有现场看过他表演。
郎朗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音乐奇才,我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能。如果单论天生音乐上的技巧,他肯定超过我。郎朗这一代很幸福,有最好的老师教,有最好的琴弹。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8岁第一次接触钢琴,中间又中断学习多年,直到17岁才算真正入门。学习音乐的最好的生理期就这么白白流过。而郎朗在这个年龄时,已经成名。即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任何一个学生,在这点上也都比我强。
问:郎朗的演奏方式,你怎么看?
傅:有些人很喜欢郎朗的演奏,但是我看了,觉得夸张得不得了。这么好的孩子,这么好的音乐家,实在不需要这么去做。我希望他的艺术能走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去。音乐家不仅仅要被听众喜欢,更要承担起引导听众走向一个更高境界的审美趣味上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一点。目前的现状是,谈不上“中流砥柱”,几乎是“孤军奋战”。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比赛文化”无文化
问:很多年轻的钢琴家都是从国际大赛上脱颖而出,并为人们所认识,这点跟你当年的情况很像。但是您却不止一次地提及反对音乐以比赛的形式出现,是吗?
傅:比赛把音乐变成一种竞技。名为“比赛文化”,实际却是反文化,毫无文化可言。为了比赛而比赛,却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这都是功利主义的思想。我父亲在“家书”里曾说过,理想的状态是维持一个平衡的对学问的追求。现在我回想当年,很是惭愧。那时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比赛曲目的练习上,没有好好练习巴赫的作品。而巴赫的作品,正是钢琴入门的最需要扎实掌握的基本功。如今回过头来,悔之已晚。
音乐比赛就是一次实用主义的“演义”。现在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了实用主义,没有了真正的哲学。在实用主义者眼里,哲学是荒唐和无病呻吟的。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谜,如果大家都是实用主义,怎么可能会做梦?怎么可能会有美?又怎么可能思想并产生美的精神境界呢?又怎么可能会有音乐?
不太欣赏贝多芬的作品
问:你好像很喜欢苏东坡的《江城子》。
傅:很喜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每次看到这一句,我都会掉眼泪。感情多真啊,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但我又不太喜欢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觉得有点“江湖气”。但是同样豪放的,我又很喜欢辛弃疾的词和曹操的诗。这大概是个人趣味和敏感性所致吧。趣味的东西很难解释。
问:你喜欢真性情的东西。但是据我了解,您并不太欣赏贝多芬的作品,难道他就不真实吗?
傅:也不是不真实。打个比方吧。中国的艺术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的。在唐朝,李白就是道家艺术的代表,而杜甫就是儒家艺术的代表。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李白的诗作,因为都是直接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语言。而杜甫也不能说不喜欢,但杜甫太用力,就像贝多芬;而儒家的作品还有一定的说教意味,这也像贝多芬。其实,贝多芬有些作品未必就好,但是因为他是贝多芬。贝多芬一开口,他首先自己就认定自己说的很重要,别人也觉得他说的很重要。如果单纯从我天生对音乐的喜好上而言,我更喜欢舒曼和莫扎特那样的音乐。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贝多芬是一种“救赎”主义,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更多地带有“逃遁”色彩?对中国的音乐家来说,可能天然要接近于带点“逃遁”色彩的莫扎特或舒曼?
傅:对,以中国人的天性,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取舍。
问:大家都说您是中国文化和西方音乐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
傅:这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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