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这个话题，是非常重大的。江畅新著《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一书大体上可以用“不同凡响”这个词来评价。
与以往有关著作相比，其特色主要是有更开阔的眼界、更理论化的思考，以及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之间对照的意识。所以有很多地方很出彩，我很赞成。
国内外价值观念研究中一个普遍常见的问题
好话就不多说了。我提一个国内外价值观念研究中普遍常见的问题，就是在谈论价值和价值观念时，人们往往急于寻找规范性的结论和标志，却对自己的理论、元理论，或大前提和思维方式，缺少自觉，未能保持哲学反思的层次和境界。因此导致描述和分析停留于现象罗列、话语堆积的层面，越弄越多，却始终不得要领。
我觉得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分析和描述，本身缺少一个恰当对位的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这些年里，大家挖掘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但有两个前提性的节点，往往是含混不清、不大自觉的：
一个是对价值和价值观念是什么，只有大概的理解，并未深入地、精准化地把握。
例如以为价值观就是“让人变好的那些观念”和“重要的好词”。按照这样的理解去整理传统价值观念，上哪儿去找呢？
首先就是去找古典文献，挑选其中的精彩话语和概念，却不注意这些说出来的话语，与中国人、中华民族长期内心信奉并践行的理念是什么关系，古人“说到的”与“做到的”完全是一回事吗？
《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江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另一个是，这些挖掘梳理出来的东西，本身有一个怎样的结构和逻辑？比如江畅这本书中，第二章叫“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第三章叫“传统价值观的主导观念”，第四章叫“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精神”。“主要思想”“主导观念”“基本精神”这样的概括和分类，虽然能看出一定的层次感和差别性，但终有陷入概念五里雾之感慨。“主要”“主导”“基本”这类表述，究竟依据什么，能够揭示和解决什么问题？似不明确。
在我看来，这也和近些年出现的一种话风文风有关，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词语，只给人以概念过多，却难得实现“自我辩证平衡”的游戏感。我觉得，深入的学术研究，非但不宜受这种语风和文风的影响，而且应该反过来，澄清、校正和过滤淘汰那些似是而非的空洞概念。
说到价值观念的结构和逻辑问题，我认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体系，就是像每个人的脸都有五官结构一样。
我们观察人脸时，自然要对脸的结构要素有所把握：眼睛、眉毛、嘴巴、鼻子、耳朵等。这样，无论进行“横向比较”（你的脸和我的脸），还是“纵向比较”（你过去和现在的容貌），都有具体的根据，描述分析起来也有条理，不至于“鸡同鸭讲”，不着边际。
就是说，对价值观的理解，一定要有它的一般结构性框架，这样去挖掘梳理一个思想文化体系在历史上形成的多维多层观念，才能构成一个真实、完整、清晰的体系。
价值观念座标系的五大要素
为此，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专门做过调查研究。我的文章《文化传统的认同与改造》一文提出，价值观念作为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的系统，相当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价值座标系。它的一般结构，是以主体为原点，向空间三维辐射，并有时间动态性的向度。
就是说，这个座标系一共有五大要素：其一，主体的定位和自我意识，简称“主体意识”；
其二，关于社会结构和秩序的信念、理想，简称“理想信念”；
其三，关于社会规范的立场和选择，简称“规范意识”；
其四，关于实践行为的心理模式，简称“实践意识”；
其五，关于首位价值或本位价值认定，简称“本位意识”。这些刚好和人脸的“五官”相似，也可以看作是人的“精神面目”或“灵魂形象”的结构要素。
这个座标系明确后，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覆盖整个价值观念领域，方便深入、具体、动态地考察梳理某一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内容。对于其中每一维度上的特征，都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例如在同样的问题上，中国人怎么看，西方人怎么看？当然也可以进行历史的比较：对于同一个问题，古代人怎么看，走向现代化的我们应该怎么看？这样才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描述和分析。
例如，说到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取决于你怎样界定“信仰”。西欧人习惯说的信仰，只是指宗教（而且多半是基督教）信仰。据此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但是，如果按我们的理论，信仰作为价值观念的一种最高形态，并不等于宗教信仰。那么就会看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流，是一种“有信仰而无宗教”的状况。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天地”，但并没有把天地塑造成上帝、真主那样唯一的权威之神。
作为最高的信仰对象，中国人的“天”是能覆盖一切神，包括中国、西方、古代、当代各种神的“一级概念”，而所有的神都可以放在“天”之下，作为“二级概念”予以接受和包容。
所以中国民间能够把三个教的教主（老子、孔子和佛祖）放在一个殿里。这大概是世界上仅有的现象！这种信仰的人本化和包容性，也是其他信仰体系少有的。中国历史上没有长期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就是证明。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方式非常人本化，自由度和包容性很强，这是其优点。
当然也有缺点，就是不怎么太“认真”。这个缺点，也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其他方面。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转换的最大问题
我发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转换的最大问题，首先是座标系的原点，即主体性定位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讲“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时候，到底是指谁的价值观念？再者，要实现它的“现代转换”，是谁的需要、权利和责任？我想，我们的本意是指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如果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那么首先就得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主体。
但实际上，有些说法和做法，已经把中华民族给割裂了。种种主体性的盲目和割裂，导致讲到价值观时，只是一大堆概念掰来掰去，却拿不准分寸，最后只好无奈地堆砌在一起，既没有全面的系统，也看不出核心和外围的层次关系。
总之，目前遇到的价值观念冲突和挑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还是这个主体定位问题。江畅这本书中讲到的“六大转换”，首先就确定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对此我非常赞成！六个转换之间的结构和层次关系，我觉得首先还是主体定位的转换。
中国历史这么久，人这么多，社会上的价值观念永远是多元、多层、多维的。那么我们要关注、反思和引导的，是谁的价值观？这就一定要明确而自觉。例如有些宣传口号，弄不清党和政府的价值观与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把政府置于人民之外或之上，这就颠倒了本末。
譬如自古以来“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一些好词，似乎对谁都适用，效果也都一样。若不是结合当下人民的需要和能力，将其进一步深化具体化，就叫缺乏人民主体意识，就只会使善意的口号变成一堆空话和套话，根本无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澄清的。对于江畅这本书来说，我这点意见，是希望可以“锦上添花”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李德顺
编辑：袁昕
流程编辑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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