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滨路上的安达森洋行仓库，相信许多人不会陌生。但你可知道，这个仓库和故宫文物颇有渊源，并成为故宫文物南迁这场大迁徙的见证者。
12月25日，位于安达森洋行旧址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初步对市民开放。当天下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冯贺军以《故宫文物南迁之路》为主题举行讲座，与到场市民分享了故宫文物南迁背后的故事。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一角 （南岸区文旅委供图）
南迁 前所未有的文物大迁徙
“现在看来，故宫文物南迁十分必要，但其实当初在作出决策之时，也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讲座中，冯贺军说道。
他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随着文物南迁的消息传出，社会各界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冯贺军说。
“虽然有反对的声音，但当时社会上的很多人依然主张文物必须南迁。”冯贺军说，例如一名叫多奇云的普通市民就致函故宫博物院，指出日本侵略军如果继续南下，北平就可能成为战场，建议故宫博物院未雨绸缪，采取措施，把文物运到安全的地方。
“经过反复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冯贺军说，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1933年2月6日晚，首批2118箱故宫文物由午门出天安门，运送至正阳门西车站。2月7日晨，首批文物离开北平，掀开了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壮举、前所未有的文物大迁徙——故宫文物南迁的序幕。
惊险 瑞典国旗让文物逃过一劫
那么，位于南滨路上的洋行仓库又是如何与故宫产生渊源的呢？
“故宫文物南迁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质由南迁、西迁、东归、北返、南渡几个部分组成。”冯贺军说，而位于南滨路上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则是故宫文物西迁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冯贺军表示，故宫文物从北京运出后，首先运往上海。3年后，文物又从上海运到南京。七七事变后，这批珍贵文物又从南京分南、北、中三路向西部地区疏散。北路到洛阳、西安，再经宝鸡、汉中、成都，落脚峨眉县；南路先到长沙，后经桂林、贵阳，落脚安顺华岩洞，后又转至重庆巴县；中路文物经汉口，至宜昌、重庆、宜宾，最后运到乐山储存。
“1938年5月22日，9000多箱故宫文物全部抵达重庆。”冯贺军说，在渝期间，故宫文物主要存放在川康银行、王家沱吉时洋行仓库，以及安达森洋行仓库。“其中，安达森洋行仓库内共存放了3694箱文物，是重庆存放故宫文物最多的地方。”
“选择安达森洋行的仓库，除了因为这里面积大、空间高，有便利的水运交通外，更重要的是，安达森洋行仓库的建造者安达森是瑞典人。当时瑞典在二战中是中立国，安达森洋行仓库被视为中立国的商民资产，不易遭到日军轰炸。”冯贺军说，故宫文物到达洋行仓库后，每当天空出现日本飞机，安达森就会安排人员将瑞典国旗挂上房顶以求安全，最终让这些珍贵的文物逃过一劫。
互动 考察团向世人推介大足石刻
“故宫文物南迁途中，故宫博物院不仅在文物保存地举办展览，宣传华夏文明，同时也与当地文化机构互动。”冯贺军说，其中，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专门组织考察团考察大足石刻，并撰文阐述其价值，更是双方互动、推动地方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典范。
1945年4月，当时在渝的马衡与杨家骆、何遂、顾颉刚等人组成考察团，专门赴大足对大足石刻进行考察。
“据史料记载，当时该考察团先后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石窟，察看了南山、石门山道、佛造像区，开大足石刻科学考察之先河。此外，考察团还摄制电影片一部，拍摄照片200余帧，摹绘200余幅，详细还原了大足石刻的相关状况。”冯贺军说。
“考察团在大足工作期间，当时的主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考察团成员的行踪和工作。”冯贺军说，考察团成员回到重庆后，先后撰写了《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大足石刻古文孝经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多篇文章，向世人介绍大足石刻。
“在这些报道和文章的助推下，大足石刻开始广为人知。”冯贺军说，特别是考察团制作的碑刻拓本等在渝展出后，曾在美术界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
记者：黄琪奥
编辑：崇云丰
校对：袁文惠
审核：王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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