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将过去，这注定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在这个被新冠疫情的阴云笼罩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去”。因为疫情，我们被迫遵守严格的隔离规则而失去自由行动的空间，我们为许多生命的消逝感到痛心却束手无策。在这一年中，我们也不得不和许多伟大的思想者告别，他们无法抵抗时间的无情，却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新冠疫情对世界的改变广泛而深刻，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注定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共存——好在，我们还能从这些作家、学者的作品中看见思想的力量和人类的尊严。在即将迈入新的一年的时刻，我们希望用对他们的纪念，开启充满希望的众多未来。
整合 | 刘亚光
乔治·斯坦纳
美国文学批评家
2020年2月3日去世，享年90岁
犹太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和教育家，写过大量关于语言、文学和社会关系的著作。1969年任职于剑桥大学、1974年开始担任日内瓦大学比较文学与英语文学教授。《卫报》曾将斯坦纳描述为一个“通晓多种语言和博学的人”。斯坦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其作品《巴别塔之后》对翻译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此外还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何谓比较文学》等作品。斯坦纳同时也尤其关注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影响，在《语言与沉默》中，他提出有关伟大的艺术是否可能与野蛮并行的严肃问题。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
——《语言与沉默》
饶平如
作家
2020年4月4日去世，享年99岁
中国抗日战争老兵、绘本作家，曾在出版社做编辑。1946年，饶平如与毛美棠结婚。1958年9月，饶平如被认定为“反革命”，被送至横浜桥的劳动教养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此时，饶平如与毛美棠已经两地分居长达20余年，期间主要靠写信交流。1992年，美棠因肾病引发糖尿病和尿毒症，2008年3月19日不幸离世。此后饶平如一直创作绘本，记录他和美棠相处的时光。2012年，他的孙女把这些画作发布到微博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2013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绘本整理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出版。2015年10月，该书亮相法兰克福书展。
碎裂山河恨不平，东南处处有啼痕。
十年磨砺青锋剑，壮志何愁事不成。
——自题诗，摘自《平如美棠》
叶永烈
作家
2020年5月15日去世，享年80岁
中国科普及传记作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生前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一级作家，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和香港海外文联名誉主席。1978年8月发表了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即行销160余万册，在当时中国的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叶永烈还曾写作多部名人传记，并出版长篇都市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美丽》,也是中国经典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当今，各“界”之间互相渗透，何况“界”之上的天、“界”之下的地本来就紧相连、互相通，大可不必“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越界读书，使我受益无穷。
——《越界读书》
学科间的互相交叉，说明科学是一个整体，是互相关联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它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决不可孤陋寡闻，决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巧织科学之网。
——《交叉》
舒昌善
翻译家
2020年7月6日去世，享年80岁
德语翻译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系，德国哲学博士、德语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舒昌善先生半生躬耕不辍，致力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曾译介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良知对抗暴力》《蒙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多部茨威格的作品。2019年，舒昌善在旧版《蒙田》基础上，补充了十篇蒙田随笔。
拿破仑因在关键时刻重用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格鲁希而兵败滑铁卢，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 生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一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重兵把守，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这里突破攻克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一举灭亡，欧洲历史从 此揭开新的一页。 一九一七年三月，列宁获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到临时政府手里。 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乘坐一节封闭的车厢，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七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 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上这些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玄奥”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公允的结论。或许人们有时还会问：假如拿破仑当年不重用格鲁希，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东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假如列宁当年不乘坐封闭的列车返回俄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会爆发？ 不言而喻，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中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假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倒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读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后应有的一种感悟吧。
——《人类群星闪耀时》译者后记
雪儿·海蒂
性教育家
2020年9月9日去世，享年77岁
美裔德国性教育家、女权主义者。生于美国，1967年，海蒂从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随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史学博士，但并没有完成，她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当时哥伦比亚的保守气氛与她的女权思想格格不入。1995年，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德国籍。海蒂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性学研究，出版过著名的畅销性学读物《海蒂性学报告》，自1976年出版以来，该报告已售出5000多万册。该报告基于3500名女性的观点，揭示许多女性并不会因为性插入获得刺激，从而挑战了男性对性的假设。该书还大力鼓励女性掌控自己的性生活。作家朱莉·宾德尔曾评论：“海蒂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性革命惨败之后，她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性革命。60年代，女性从未感到自己有权享受性快感。她第一次把女性的性快感放在首位”。
如果男人私下会质疑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会更快地改变？第一，许多男人认为改变——允许感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子—— 意味着倾向“女性”化，而且必须永远温文尔雅。男人害怕他们必须舍弃所有旧的理念：力量、拥有权力、控制自己、行动等等。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我们的理想是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强壮、有权势，而同时又有能力感觉自己的脆弱，以及需要安慰和协助。第二，许多男人迟疑着不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坚守旧有的男性刻板形象，其他没有改变的男人——或许是他们的雇主——将不再尊敬他们，不再与他们结交。
——《海蒂性学报告》
郑克鲁
翻译家
2020年9月20日去世，享年81岁
中国文学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9年出生于澳门，其曾祖父是晚清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962年，郑克鲁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翻译家李健吾，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译有《茶花女》《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等多部法国文学经典，此外，他也是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重要作品《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凭借这本译作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奖。译作之外，他编写的教材《外国文学史》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我会翻译到不能再翻译了，恐怕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我只不过就是没事干，用翻译来充斥时间的流逝。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 我认为翻译中‘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念，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能不用意译就尽量不去意译；‘达’，就是要有文采，没有文采也不行，白开水不能译成白开水；‘雅’是达到一种美学标准。我的大部分作品，‘信’与‘达’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
——《郑克鲁：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什么》
《文汇网》采访，2018年4月15日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2020年9月18日去世，享年87岁
美国法学家，金斯伯格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并与同校的马丁·金斯伯格结婚，在成为母亲后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法学院，之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毕业后进入学术界，任教于罗格斯大学法学院，主要教授民事诉讼，成为该领域少数的女性之一。曾获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直至其去世，继桑德拉·戴·奥康纳之后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首位美国犹太裔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其任内曾为多个著名案件撰写意见，包括1996年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9年奥姆斯特德诉L.C.案和2000年地球之友公司诉莱德劳环境服务公司案等。金斯伯格法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倡导性别平等和女权进步，她通常被视为美国最高法院持自由派立场和较为温和的大法官之一，也因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而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关注。
仔细察看便会发现，妇女被置于其上的至尊宝座实际上是个囚笼。
女性获得权力时，壁垒就会崩塌。当社会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当女性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就会有更多女性各尽其能，而我们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金斯伯格语录
王家范
历史学家
2020年7月7日去世，享年82岁
中国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早期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上世纪80年代起转向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以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历史通论》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该书最新的增订版与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等人的著作，一同被出版社收录于二十册的“当代学术”文集，此外还著有《史家与史学》《明清江南史从稿》《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等。
假如文学催人产生爱憎，哲学要人思考“存在”，那么历史则是教人学会冷峻。离开了故事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但阅读历 史绝不只是讲故事、听故事，更需要冷静思考这些故事是怎样发生的，为 什么会发生,对当时以及后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不同于社会学，对 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关注过程重于计算结果,辨析过程的个性重于辨识理 论上的共性。借助于这两种方法，历史学常常能显示出某种观察的“冷峻”或判断的深刻性。所以，请大家相信，读历史还是有用的。
——《时间，空间与经济理性——序论》
邵燕祥
诗人
2020年8月1日去世，享年87岁
诗人、散文家。194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1958年初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至1979年获平反。出版诗文集70余种。他的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
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
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
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
驿站荒凉。荆棘蔓草
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
我叩问人民；秦赢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
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
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
而华清池四季温汤。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
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
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
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
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从来草野高于庙堂，
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
——《云南驿怀古》
大卫·格雷伯
人类学家
2020年9月2日去世，享年59岁
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曾师从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以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雷伯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2011年11月，《滚石》杂志称赞格雷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主题：“我们是99％ ”，尽管格雷伯在《民主项目》中写道，这个口号“是集体创造的”。格雷伯著有《狗屁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和《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等畅销书。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现代社会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依然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别的地方，比如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喜欢的同事等等。所谓“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它们可能光鲜亮丽，待遇极佳，但却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得更好。
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比如说他们被雇佣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橱柜制作工匠，之后却发现他们得花很长时间在炸鱼上。这项任务实际上也不需要做——至少，需要炸的鱼的数量非常有限。但不知为什么，每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同事可能比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做橱柜，没有公平地承担炸鱼的责任时，就会陷入愤恨的情绪。不久，作坊里就会堆满炸得很差劲的鱼，这是每个人做的唯一的事。我想，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经济的道德动力。
——《论狗屁工作现象》
简·莫里斯
作家、历史学家
2020年11月20日去世，享年94岁
原名詹姆士·莫里斯，英国著名记者、游记文学作家、小说家、历史学家。1926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二战期间入伍，战后曾担任《泰晤士报》与《卫报》记者多年，曾报道多个重大新闻。1953年，莫里斯作为随行记者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闻。1960年，他在报道联合国大会时目睹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议。1961年，他在以色列旁听并报道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莫里斯早年受性别认同障碍困扰，最终于1972年在卡萨布兰卡接受了变性手术，从此成为一名女性，并改名为“简”，开始专职写作。她的著作超过30部，包括小说、历史与旅行文学作品，还曾以编辑身份整理出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旅行随笔。莫里斯的作品中，《威尼斯》获得了海涅曼文学奖，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Last letters from Hav）曾入围布克文学奖。2008年，莫里斯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
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因此，这是我工作成果的实质。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
约翰·勒卡雷
小说家
2020年12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
本名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英国著名谍报小说作家。勒卡雷18岁到瑞士伯恩大学攻读外文文学，之后进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1956年毕业后，在伊顿公学任教。1959年，开始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后被MI6（通称“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吸收。任职期间，勒卡雷写下生平第一本小说。上世纪50年代，因机构中存在苏联间谍，苏联窃取了大量英国情报。勒卡雷用小说影射了这一现象。冷战期间，他主要负责招募、管理和监视“铁幕”之后的间谍。勒卡雷的作品也不断被搬上大银幕，他的名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于1979年和2011年被翻拍成电影。
2016年，勒卡雷的个人回忆录《鸽子隧道》出版，他在书中呈现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疏离而复杂的情感以及对间谍身份的多重反思。
我声称自己从未踏足过情报世界的说法，听起来也一天比一天虚伪。这都要感谢我那些前同事，他们简直毫无保留地四处吹嘘我的身份。一旦碰上这种问题，我也只能无力地反驳说，我只是个作家，只不过碰巧当过间谍，并非摇身变成作家的间谍。结果，我收到的明确回应却是，别想了：一日间谍，终身间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虚构出来的小说，但其他人却相信了，所以——接受现实吧。
——《鸽子隧道》
黄宗英
演员、作家、编剧
2020年12月14日去世，享年95岁
曾出演过许多经典的黑白电影，如《幸福狂想曲》（1947年）、《乌鸦与麻雀》（1949年）、《丽人行》（1949年）和《武训传》（1950年）等。黄宗英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后来发展成为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凭借《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橘》和《小木屋》等作品而三度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所颁发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黄宗英总共有四段婚姻，其中与第三任丈夫赵丹的婚姻持续了32年，直至赵丹于1980年去世。2005年，黄宗英与赵丹共同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导演彭小莲拍摄成电影《上海伦巴》。
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有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卖艺黄家》
傅高义
社会学家、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
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精通日文，能说汉语。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傅高义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更是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他曾多年在香港研究广东及广州，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均已在中国出版。此外，还著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亚洲四小龙》等研究作品。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 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
——《邓小平时代》
整合 | 刘亚光
编辑 | 石延平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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