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董牧孜
2020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提起费孝通，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他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然而，费孝通的思考远不止于此。作为“三朝老人”，费孝通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剧烈变动，在中西方文明之间不断求学游走。丰富的人生跨度与思考广度，促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视野也赋予了他世界性学者的眼光，可以说，费孝通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了中国式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世界性问题的独创性思考。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
除了乡土研究，费孝通也写过小说
费孝通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很多人不知道，费孝通早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曾低调写作过一本英文小说《茧》。这本书叙写了1930年代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的种种遭际，为我们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维度。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费孝通名著《江村经济》的“文学版”；而它的创作背景又与30年代左翼文学遥相呼应，体现出费孝通的研究与时代思潮的关系。
这部20世纪30年代中期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长期被封存于作者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的“弗思档案”中，2016年才被发现并翻译成中文。近日，《茧》一书首次出版，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费孝通作品精选”之中。这一系列从费孝通七百余万字的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种，三百余万字，脉络性地呈现费孝通的学思历程和主要成就。
费孝通一生所学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明文化问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层面。除了不曾出版过的小说《茧》，其中，《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美国与美国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单行出版过；《留英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学术自述与反思》《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则是根据主题重新编选；此外，《中国士绅》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联书店曾推出过中译本。
三百余万字的“费孝通作品精选”十二卷。
费孝通的作品曾经一版再版，但此前并没有能贯穿其一生学术思想贡献的系列权威版本。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导致读者对于费孝通的整体性认识是不足的，就连学者对于费孝通的理解也往往顾此失彼。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在“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费孝通作品精选’新书发布会”上指出，从事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大多会把费孝通描绘成一个只是与乡村社区研究、乡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等议题有关的人物，而忽视了他的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大多只知道费孝通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影响；至于海外的费孝通观则更为有限，欧美、日本的学者只知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他的民族论述以及对海外生活的书写则不为人知——尽管费孝通早在1950年代就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中国士绅》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英文版。
《江村经济》英文版。
费孝通是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时往往有两种参照系，一类是主张学习英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类是主张学习俄德日革命性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属于前一类。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看来，不同于孙中山、梁漱溟这样观念摇摆的思想家，费孝通的思想基本上一辈子没有走偏，终身不虞地从乡土出发，走农工互补的道路。
费孝通在每一个阶段只想一个问题，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费孝通思考的中心点就是农村问题。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研究农村问题，但费孝通关注的角度是独特的，他认为农村真正进入现代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但他并不认为我们依靠大工业就能使社会走入现代化。费孝通的思想某些地方非常超前，比如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多元一体”，当时大多数人没有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他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是从更总体性、感受性的角度思考世界性问题；海湾战争之后，他提出“全球战国”的概念，指明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开始转制，农民开始离开乡土到城市里去。这与费孝通此前的结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生了矛盾。如今，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费孝通意识到这一点，他于是从生态研究转向了心态问题研究，指出大流动下的中国之所以仍然稳定，是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个家。这也是为什么晚年的费孝通格外关注中国人的心灵和安置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意识早已贯穿于他的经济研究和社会组织变迁的研究中之。
《乡土中国》英文版。
费孝通的视野，从来没有局限于中国
审视这次费孝通精选集的出版编排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等，是费孝通“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的重要作品。这一时期，从最初的大瑶山到江村，再到后来的“魁阁”工作站，费孝通致力于社会生活的实地研究，继之以社会的结构特征考察，提出诸如“差序格局”、“家核心三角”、“社会继替”、“士绅”及“乡土损蚀”等概念和表述。在其学术求索中，费孝通与西方学术中有关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构成了广泛对话，而他的现实目标可归结为“乡土重建”，其学术思考围绕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展开。
除了乡土问题研究，费孝通的民族学研究也极为关键。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从1935年进入广西大瑶山展开实地调查开始，对民族问题不同层面的关注与研究贯穿了整个学术生涯。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在共和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建言与商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亲身参与民族访问团和民族识别调查工作。此间，他得以将其在“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提出的部分见解付诸实践，也得以在大瑶山调查之后，再次有机会深入民族地区，对边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变迁过程进行广泛研究。选集中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按民族学主题重新编选了费孝通三个历史时期共24篇文章，以呈现其有关民族问题长达近七十年的思考与研究。
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吴文藻。
1978年，费孝通在二十余年学术生命中断之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在这个阶段中，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有弹性的论述，引领了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志在富民”为内在职志，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因应世界变局的发展战略。从80年代初期开始，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接续了他的“乡土重建”事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致力于小城镇建设及城乡、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的调查研究。《行行重行行》汇集了他这一时期（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所写的近六十篇考察随记，内容包括了他先后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不同的乡镇发展类型，以及长三角、港珠澳、京津冀、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西部经济协作区等多种区域发展战略，其中还包含了他对中西部城市发展类型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费孝通开始思考世界性的文化关系问题。到90年代，这些思考落实为“文化自觉”的十六字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费孝通这一晚年的思想洞见其实渊源有自，早在其青年时代，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就一直是费孝通内在的视野和方法，这使他从来没有局限于从中国看中国。他在1950年代前写作的大量有关英国和美国的文章，都是以杂感和时论的形式创造性地书写西方，并由此反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加深他对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的原则性理解。精选集选入的《美国与美国人》《留英记》等作品，加上此次新编选的晚年文集《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1989年至2004年间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关系的论述），较完整地呈现了费孝通一生对于世界性文化关系的思考和探索。
纵观费孝通整体的创作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具体研究了江南的社区，还对中国的传统结构及其核心联系纽带（即士绅）做出过重要论述，在晚年，他又重复这一论述。此外，费孝通还对有世界价值的文化自觉概念展开探索。除了集中考察中国的古今之变，还将其与英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古今之变相比较。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则是从社会学角度重新整合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对于中国民族的既有研究。本来的世界性原貌，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地方性，费孝通的著作则有助于我们恢复中国所谓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原貌。
今天，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再次意识到费孝通的宏阔视野和历史预见力：不论是当年他敏锐地洞察英美两大帝国的世纪轮替和“美国世纪”的诞生；还是后来针对“文明冲突论”和文化相对主义，提出的“文化自觉”“美好社会”“美美与共”等脍炙人口的说法，于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今日看都尤有借鉴意义。
撰文丨董牧孜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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