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抽象的、文本化的文化史研究转向对物质载体及物质世界的研究，物质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
其实，就物质文化史研究而言，近代中国博览会史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物质文化史所涉及的诸多历史面相，如日常生活物品、工艺品与工业产品、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城市建筑与城市环境史、物质发展的时空变化、物质文化与人的关系等，在博览会中都有呈现，都有可能结合博览会的特定时空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即是从“物”（things）或“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视角出发，结合近代中国博览会会场、展馆与展品，对何以为物、物之分类、物之内涵、物之升华等问题，略作探讨。重点在近代中国自办的历次博览会，尤其是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和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但也兼及某些出国参与的国际博览会。
“格物致知”的过程，既是新知的逐渐累积，也是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
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们构成人们近距离观察百年间中国人日常生活发展演变的最佳窗口，同时，又是汇聚、传播物质进步相关知识的巨大平台，以实物和工艺的尺子丈量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步履。
博览会的诸要素：展馆、展品、分类、陈列、研究、评奖和推广，在物质世界的自然状态与有用状态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使“自然之物”，成为“有用之物”；使“身外之物”，成为“为我所用之物”；使“小众之物”，成为“大众之物”；使“私人之物”成为“社会之物”，最终促成了“物”之转化与“物”之升华，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型。
“格物致知”的过程，既是新知的逐渐累积，也是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就博览会而言，知识体系的形成更多源于对物品（展品）日趋精细的分类和观察；认知体系的转型则往往产生于对物品（展品）的研究、比较与科学的抽象，带有更多理性认知的色彩。前者多是知识的量的累积，后者则牵涉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即如何从擅长东方式的整体性、模糊性思维向西方式的解构性、精确性思维转型；如何从对万物的习惯性“笼统归类”向现代科学的“精确归类”转型。较之于知识体系，认知方式的近代转型似更为缓慢。
简言之，从近代博览会上展品及展陈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与西方传入的近代知识体系相接触、融合与转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地方知识”如何融入“全国知识”甚至“世界知识”；近代中国科学知识和认知体系的基本框架到底如何整合并最终形成。
从博览会上的器物演化史，大致可观察到近代中国制度演化和思想变迁的蛛丝马迹
“道寓于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变迁虽不完全同步，但又相互勾连，相辅相成。
从博览会上的器物演化史，大致可观察到近代中国制度演化和思想变迁的蛛丝马迹：从西器到西艺、西制的探索，因落后而产生的普遍焦虑，模仿与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上升，民族主义的强化，近代民族国家特征的形成，从全盘西化向中国文化本位的回归，如此等等，在在皆是物质之“器”所载之“道”的演化，是物质背后隐藏的思想乃至政治。
从南洋劝业会到西湖博览会，其间虽然只有短短近20年时间，但可以明显看到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的社会震荡之后，民初的中国社会从物质生活到政治文化和社会风尚都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尚新、趋新、革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构建；以民族建国为中心的“工业化”和“革命化”日益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叙事。素来重视经济发展的各式博览会也概莫能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对“国货”和“国货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便是其显著标志。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从博览会这一崭新的视角，另辟蹊径，“问道于器”，更加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和知识转型的具体形式、路径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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