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娜夜最近获了一个奖，或许是中国最基层的诗歌奖，叫做中国十二背后•梅尔诗歌奖。而在十五年前，她拿到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这一大一小两个奖，似乎可以构成其写作的一种暗喻。
娜夜长期生活在西北。在朔风与黄土、长天与衰草之间，娜夜安静地在书房中完成着一个小小自我的辨认。40岁之后，她过上了一种不断迁徙的生活，从兰州到西安，从重庆到郑州，她的生活图景变得更为辽阔，她的写作也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深广性。
“过了50岁，尤其是过了50岁的女人，她的写作确实要从内心转向外部世界。”不过，这种转向不是断裂的，而是有机的。在外部世界不断开阔的同时，娜夜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丰满，诗歌更加丰盈。
日前，娜夜做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诗人沈苇作为主持。沈苇同样长期居于西部，对娜夜的经历和写作都十分熟悉，使得当天的对谈充分而迷人。
娜夜、沈苇，听友人、作家赵荔红朗诵。
成为诗人是与生俱来的
成为诗人，对娜夜来说，似乎有种命定的意味。
“我现在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件事，（就觉得）一个人会不会成为诗人，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七八岁时，娜夜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抓麻雀，别人都是用谷粒和网做陷阱，娜夜却是在雪地上写上“鸟”字。她觉得这个字是鸟自己，看到它，鸟就一定会飞来落下。
现在回想，娜夜觉得这是自己最初对诗意的一种追寻，尽管是无意识的。
荒凉，是娜夜对童年生活环境的认知。加上因为时代的因素，父母遭遇了各种运动，一家人生活在离火车站很近的一个小站，她的童年愉快。这种气氛影响下，让娜夜回看自己的写作，觉得始终带有忧郁的底色。
在去南京上大学之前，她除了白杨、芨芨草，几乎不认识什么植物。面对这种恶劣的自然和不太愉快的人事，娜夜能做的就是使得自己的内心变得丰盈，“心里要长出湖泊、山水。”
她的方法是阅读。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藏书颇丰，加上母亲是她就读学校的老师，娜夜很容易获得了学校图书馆的钥匙。每天放学，母亲一回家，娜夜就和姐姐拿着钥匙跑到图书馆去。
另外，娜夜从六岁开始学小提琴，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后放下了，但是拉琴的经验让以后对诗歌韵律和节奏的把握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娜夜非常在意一首诗的内在节奏，有时候甚至为了一种节奏而放弃很多东西。写作的过程中，她还会反复默诵、吟诵，推敲节奏。
在忧郁的底色和内心的丰盈这两种力的拉扯下，娜夜的诗歌拥有了独特的辨识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娜夜都被视为爱情诗人，但实际上，她的情诗与一般的情诗相当不同，与此不无关系。
一个诗人，不写爱情是不可理解的
娜夜也曾怀疑，“别人在表达自然、社会中更美好的东西，我怎么好像只是在表达爱情呢？”她一度觉得可能自己写得有些狭窄。
写了三十年后，她不再觉得写爱情诗称其为一个问题。
“一个诗人，怎么可能不写爱情诗呢？不写爱情诗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你的生命不够丰盈、不丰满。难道你对爱就那么漠然，那么胸有成竹吗？”
实际上，娜夜的爱情诗相当丰富，不仅仅是对个体的情爱，也包含了对社会的看法、对人普遍的认识，乃至对人性的认识，对笔下群体各种生命状态的认识。
起风了 我爱你 芦苇
野茫茫的一片
顺着风
在这遥远的地方 不需要
思想
需要芦苇
顺着风
野茫茫的一片
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
——娜夜《起风了》版本之一
比如这首流传甚广的《起风了》，在网上拥有众多版本，大部分都被理解为对某人之爱。但在娜夜的意识里，这首诗的生成还是与她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
面对西北残酷的环境，面对芦苇、风沙，极少的树木，很大块、很有重量的云朵，人的内心自然而然会泛起无助、绝望，“不需要思想”，“没有内容”。
“那种绝望不是来源于生命，而是来源于你处在这个环境中的无助感，你会觉得人之渺小，顿时涌现，‘像我们的爱没有内容’。”娜夜也不知道，面对它们，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这种空隙和留白，带来了诗意的同时，也带来了读者进入其中的多种可能性，误读或歧义也就在所难免。
“很多人对爱情诗是有误读的，尤其是对女诗人的诗。但是我也觉得有的时候诗歌那种歧异之美也是很好的。”
沈苇说，正如芦苇既有江南水乡也有西北戈壁的两重特性一样，娜夜这首诗也是如此，可以看到朴素的人世之爱，也有更为开阔的生命之爱。而后者正是娜夜爱情诗的一个特质，也是她作为优秀诗人的一种非凡能力。
“现在很多诗人回避爱情诗，实际上是在回避爱这个主题。我倒是希望娜夜到八十九十岁还能够写爱情诗。”在沈苇看来，娜夜诗歌关于爱的主题，有一个不断打开的过程，有些诗中已经爱被置于非常高的高度，比如在《神在我们喜欢的事物里》，娜夜写道：“我爱什么——在这苍茫的人世啊/什么就是我的宝贝”。
离开西部，辨认救赎
2012年，娜夜离开兰州，移居西安，开始了一种候鸟式的客居生活。从兰州到西安、重庆，再到郑州，不断变化的生活景观，逐渐投射到她的诗歌语言中去。她发现，离开西北后，她的精神反而真正跟它系在了一起。
“就是以离开的方式接近自己。”沈苇一针见血。在兰州时，娜夜几乎不在诗中直接碰触它，“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在西南重庆，在中原郑州，巨大的差异和不适感，让娜夜一遍遍回忆起西北的风土和人事。她在《想兰州》里，深情描述高原、羊群和低矮的灯火，然后更深情地念叨阳阳飏、人邻、古马、叶舟、阿信等友人的名字。
更深层的改变还在继续。在沈苇的理解里，娜夜早期诗歌有一种内视性，近些年则拥有了一种外观的能力。
“每个写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努力让自己的东西发生变化，比如让诗歌在包容性上、深度上、广度上更丰富一些。”娜夜觉得，生命阅历的丰富必然会带来语言和题材的变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你都得接受。”
但不管是内视还是外观，对娜夜来说，都是遵从内心的写作。这个内心，或许正如娜夜自己说的那样，深植于荒凉的西部和她童年忧郁的底色。
获得中国十二背后•梅尔诗歌奖时，诗人、批评家耿占春为娜夜写的授奖词中说，“在病毒流布而免疫力低下的时代，娜夜认为做一个诗人‘意味着接受各种悲观主义的训练’，但仍需有能力指认‘某个美好时代的象征’。”
娜夜说，“悲观”这个词无须刻意理解，在我们生命开始到终结，它时刻与我们相伴。对她来说，作为艺术的动力，悲观要比幸福、快乐更加有效。不难看出，其与“忧郁底色”的关联性。
只不过，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们的表现和输出形态不尽相同。在当下，疫情肆虐，世界局势动荡，娜夜深感人类面对种种困境的无力，而诗歌也在许多宏达命题的逼视下，显得那么有限，“诗歌也有显得很无力的时候。”
承认诗歌的有限性，实际上背后是一种救赎的愿景。正因为希望能够在诗歌中做些什么，正因为对人类生活和未来的忧虑，一个诗人才会辨认出诗歌艺术的有限性和无力感。
正如耿占春所言，娜夜怀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洞察现代社会的危机所在，也出人意料地在她长期生活的大西北荒凉景象中辨认出救赎的象征。
当她试图“为一匹瘦马 一架风车恍惚出堂吉诃德”时，试图在有限中保留最后的执拗时，似乎就完成了沈苇所言的，从悲观向慈观的转化。
娜夜简介：
娜夜，诗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现为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起风了》《个人简历》《神在我们喜欢的事物里》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天问诗人奖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现居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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