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级森严社会环境之下,女子若因诗歌、文艺而沉缅情感、寻求自我,其结果多半要归于迷失与不幸,只有极少数的妇女,能够在挥洒才情的同时,拥有正面积极的人生与人生观,且对世道人心有所贡献而得到真正的敬爱。李清照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宋代另一才女朱淑真,则是失败的典型。
我们先来看李清照的生平。这位千古一人的才女,有着千载难逢的好运,她生于官宦之家,又嫁得赵明诚这么一个宽厚、有学问的宰相之子,生活幸福。夫妻二人一同编撰《金石录》,对于学术大有贡献;
李清照不让须眉的诗文与《漱玉集》更是文学史上的辉煌一页。从各方面来看,李清照都是极为特殊的特例,而我们就可以问:为什么只有她能,而一般妇人不能?解释了这个,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社会伦理要压抑妇女的才情。
在我看来,李清照之所以能幸福,有两大原因:第一、她有个好老公;
第二、她有事业。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之中,如果妻子比丈夫强,丈夫的心态又不够健康,则阴盛阳衰,容易激起丈夫自卑的心理造成反扑而酿成悲剧;即使女方得势当了一辈子家,待到过身,权力依然要回到父系手中,父系更会借机铲除外戚,历朝历代的宫廷之事都是例子。
李清照比赵明诚聪明,诗词作得比先生好,还每让先生唱和,“明诚每苦之”,但明诚并不因此就在妻子面前自觉矮了一截,除了他宽厚的秉性且真心喜爱娘子之外,还有个主要的原因让他无须自卑。他才情虽有不及李清照,但是学问扎实,而且他们夫妻二人共编《金石录》,有共同的兴趣与事业。
根据清照《金石录后序》的亲笔记述,他们俩夫妻在二三十岁间:
“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给,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共同是正校勘,整集牵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夫妻二人,有志一同,又都玩得起记忆游戏,而且李清照也还是给赵明诚做帮手,自然阴阳调和,如胶似漆,相辅相成。及至后来遭逢变乱,宋室南迁,收藏亡佚,明诚病故,李清照还是能守着几件文物,继承亡夫的遗志,编成了《金石录》。
再对照她再嫁的传说,可以知道丈夫的素质对一个才女的重要性:不少宋人笔记记载,李清照四十九岁时再嫁给了一位进士出身的张汝舟(当时妇女改嫁仍是常事)。李清照原想求个晚年伴侣,岂料张汝舟婚后原形毕露,不仅向她要钱,还又辱又骂,虽至于打,但做下贪污舞弊之事,李清照求他休了自己而不得,只好在故人綦崇礼的指点下出面告夫。
后来张汝舟虽被判罪,但李清照也犯“告周亲”被判处二年徒刑,然后因綦崇礼出面营救,才只坐了九天牢就出狱。此事的真假历来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此中伤李清照的人格,也有人爱护李清照的名节而为其辩护;
人们如何看待这个故事是另一有趣的课题,但这个故事至少告诉我们:所托非人,是妇女的不幸。在自尊与情感都比常人强烈的才女身上,更是加倍的不幸。
所以还是要赵明诚一般学问、修养都好的丈夫,才配得起李清照,才能有她理想中的幸福生活。此外,李清照与赵明诚无儿女,赵明诚居然也不纳妾、不在意,更属难得。这种男人很少,古代更少,所以伦理教条只好压抑女性的才情与要求。
对照另一位才女朱淑真,丈夫的重要性更为明显。
朱淑真的丈夫是个粗鄙的市井之徒,这使她不仅鄙薄厌恶,而且怨恨交集,反映在她的诗集《断肠集》中,最后朱淑真也郁郁而终(一说赴水而亡) 。
她是一个远比李清照不幸的女子,其故事也是典型的才女悲剧。稍后我们可以再从她们诗词来比较两人的差异。
先说事业。李清照的晚年依靠弟弟李迒、赵明诚的兄弟赵存诚、赵思诚、与士林故友度日,他们在关切她的生活的同时,更加关注她的编辑进度,除了情义的原因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金石录》是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著作。
因为有这么一个事业的寄托,李清照的晚年生活纵然悲苦,但决不至于走投无路。事业给予她存在的价值,让她能够联系遥远的过去,得到士人的尊敬与称许,与文明的长河同在。看不顺眼李清照的人,顶多在词风与再嫁一事上讥刺她,但是对《金石录》这本书就没话说了。
传统伦理教妇女少学诗词文艺,因为文艺没有生产力,不符合耕织与生养子女的需求;不管什么社会,人的地位最终还是要看你能做出什么贡献。李清照的特殊,在于她的成就已超出寻常生产与风月文艺的层次,也超出了世俗的道德标准,达到了历史与学术的等级。在她之前,只有班昭稍可比拟;在她之后,近代以前,也没有第二人。
或许,也是因为金石学的陶冶,以及中晚年的流离,才让李清照有了这等大格局、大气魄,而能在寻常的闺阁、婉约诗体之外,更有感时咏史、雄浑忠愤之作。
请看《渔家傲》:
豪放浪漫,浑不似平常的婉约,又能曲折尽致。虽然感慨,欲往蓬莱避世,但这是一种与天地同在的宏阔感慨,可与屈原、庄子相比。之所以特别拿这阕词来看,是由于“学诗谩有惊人句”一句,可视为李清照对她才情的自省。学得这些诗,作得这些词,于时局又有何用?仍是前途茫茫,朝纲不振。然而,李清照并未提及她女性的身份,或许她在此已超越性别,而以诗人、士大夫自居。
对照朱淑真《自责》诗: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确有功。闲无消遣只看诗,又见诗中话别离。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
这一整首诗几乎为传统伦理压抑女性的原因下了最好的注脚。
为什么朱淑真也认为“女子弄文诚可罪”,而还是“绣折金针”这种有生产力的事情比较踏实?我想,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实在没有给女性太多发展的价值空间,而朱淑真既在爱情、亲情上落空,也找不到其他能够安身立命之所,余下看来比较安稳可靠、并且容易被人承认的寄托,也就是“绣折金针”了。
她得不到情,而恨自己多情;她以诗词抒怀,却又知道自己原不该看、不该写这些,再怎么咏月吟风,也还是“添得情怀转萧索”的一场空,所以“始知伶俐不如痴”。就这样,她在忧郁与罪恶感中越写越难过、越难过越写,终而走上绝路。
确实,如果她不那么多愁善感,或许就不会那么痛苦。如此看来,教妇女少读诗词的教条,似乎也有几分愚民的道理。但如果只把它看成愚民又未免失之肤浅,痛苦不会因为愚痴而消失,愚痴只能让人比较麻木、比较容易控制。在我看来,教妇女少读诗,还有一层较深远的用意:不使情感脱离现实,走向钻牛角尖的死路。
诚然愚民不是治本的方法,但一般女子的生活,毕竟难出闺阁;或有情怀,也止于风月,难及天地。良家妇女学得文艺,又不能做官也不便抛头露面地教授,又能做什么呢?终究还是得依附在丈夫、儿子身上,不然也只能靠些有生产力的活计,有几人能如李清照一般在学术中占得了一片天地?
天下国家之路既绝,诗词之于女子便只能启发对情欲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的不满,让你有了好似比一般人清高的自觉,而远离了实地,即使那是一块多么令人窒息的实地。
然则,这悲剧乃是由于传统社会缺乏男女平权的思想,而学习文学或许会让自己在这环境之下的痛苦更为剧烈,但并不是说不学文学就没有痛苦了,愚夫愚妇,和才子佳人,都决不缺乏乖舛。
男性文人落入迷失与不幸的例子不少,例如卢照邻、李贺等人。
本文说传统伦理压抑女性有为其着想的一面,但并不否认这些教条让这悲剧的根源更僵硬、牢固。由此观之,再看两首朱淑真的词作,便能有新的心得: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着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减字木兰花春怨》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清平乐夏日游湖》
这两阕词,悲凄的极悲凄,开朗的极开朗,一反礼教约束的端庄姿态,而放肆出了一种真实情感。
然而,和作者的生平相连,读这样的词,却不会让人有得以纾解,反更为《春怨》的孤绝,为《夏日游湖》的叛逆与不可能而抑郁。这些是好诗词,但是不能令人喜爱;人若是喜爱它,或也不免走上与朱淑真相同的断肠路。
相较之下,最终能走出自己一片天地的李清照便更是可钦、可爱。但是,传统的女子困于见识与环境,即使是才女,又有几人能达到李清照的境界呢?所以,伦理对女子的压抑,以及《红楼梦》中贾母、薛宝钗对这类教条的认同,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通过李清照与朱淑真的这番对比,回头来看现今忧郁症层出不穷的社会与文坛,相信对广大的迷失在什么之中的文艺青年们,也能有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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