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潘石屹摄于2019年。
大雪节气前，作为一个幸福的“故宫人”，祝勇已经静静欣赏过这个冬天故宫的第一场雪。
祝勇生于1968年。一年又一年的故宫生涯，他已经算不清楚，自己见证过多少场故宫的雪了。
他也算不清楚，自己为故宫写了多少万字了。只记得写故宫的书，将要迎来第十部。
祝勇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作为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名正言顺地和故宫长厮守，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个幸福的职业。今年又恰逢故宫600年华诞，故宫几乎成了全民“网红”，故宫的一年四季，故宫时间深处的那些往事，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力。而祝勇，却在这关于故宫的喧嚣着，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自己的书写，这时候，故宫于他又是宁静的。他特别珍视故宫这个宁静的环境，觉得很温暖。
自2011年始，他呆在这六百年大宫殿的边上，近一点，远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地看着，就这样以一个学者、一个作家的姿势，看了数年。祝勇也从人们心目中的那个写大散文和历史随笔，同时制作着各种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祝勇，成为一名“故宫专业户”。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一瓢深情，正是故宫。
作为一个沈阳人，他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走着走着，就从“盛京”走到了“帝京”，又走进了紫禁城。
岁末的一日，祝勇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温州。当天晚上，他在温州琦君文学馆领了琦君散文奖作品奖。这是个收获的季节，第二天，他在瓯江边上匆匆地采了风，下午就匆匆赶回北京。他在故宫上班，回去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一个人，对故宫要多年如一日地保持专注，保持新鲜感，甚至还要保持着一份痴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故宫六百年》的得奖，或许正是一种岁月对痴人的奖赏。
“在故宫，可以慢慢沉下来。”祝勇说。那么，徘徊在故宫内外庭院的他，在想些什么？
他有他自己看故宫的方式。有人说祝勇应该写一部关于故宫的小说，祝勇说，如果他写一部故宫的小说，那一定不是宫斗的，也不是歌颂帝王的，而是一部关于人的、充满复杂人性的小说，与所有写明宫、清宫的小说都不同的小说。
对于当下的一些文化怪现状，从六百年的时间深处擡头的祝勇保持着自己的那份清醒。他说，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如果还像有些人那样只关注龙椅，关注宫斗，脑袋后面的辫子还没有剪掉，与现代性的立场相矛盾了。
记者在温州与祝勇匆匆见了一面，不及深聊，等他回京后，继续我们的对话——
在故宫上班。
【就像写一个人，每天与他朝夕相处】
《钱江晚报》：故宫的书至今写了几百万字了吧？总共多少部？
祝勇：我没有算过总字数，因为它在不断变化中，还会增加，也有一些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修订以后再版，或者干脆不出版了。写故宫的书，目前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九本，明年春天出版第十本。这十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起了一个总名：《祝勇故宫系列》。明年十本出齐，估计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一个纪念版。
《钱江晚报》：我们知道你开始写历史文化随笔是90年代初吧？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将历史题材的随笔渐渐聚焦到了故宫上面？
祝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年，完成了十集纪录片《辛亥》，我就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在此之前，零零散散写过一些关于故宫的书，比如《旧宫殿》。我写《血朝廷》时还没有调入故宫，出版时差不多就调入了。2012年开始比较集中写故宫，尤其在散文方面。第一篇散文是《永和九年的那场醉》，2013年在《十月》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叫《故宫的风花雪月》，当年出版了一个集子，就以这个篇名为书名。2014年又在《十月》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叫《故宫的隐秘角落》，后来也出版了单行本。前几天在温州参加“琦君文学奖”颁奖，遇到《十月》主编陈东捷先生，我还对他说，我在《十月》杂志上的专栏是我写作的一个拐点，从此“专业”写故宫。
《钱江晚报》：自从你上班也在故宫，等于每天身在其中，跟故宫进行着对话，在故宫内外，你看世界，看历史的心情，眼光是否发生了变化？
祝勇：就像写一个人，每天与他朝夕相处，对他十分熟悉，对他的认识也就更深，与偶然一见的感觉不一样。故宫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对它的节律、气息，我都非常熟悉。但我对它依然有新鲜感，这就是古代经典建筑的力量所在，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永远让我感到震撼，在它背后，还有太多没有说出的秘密，我对它的认识，永无止境。
《钱江晚报》：在写关于故宫的随笔系列时，你觉得讲故事重要，还是让曾经在这个禁城里的人物们一个个鲜活起来重要，或者，表达你对历史思考的一些观点是第一重要的？写了这么多年的历史随笔，你能够概括一下自己的“祝派历史”的风格和趣味吗？
祝勇：我对故宫的书写，有感性的成份，也有理性的成份。没有感性就不是文学了，文学是人学，就是寻找人与人精神相通的地方，曾经在故宫里生活的人已成历史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像帝王将相、宫女太监，这是他们的特殊之处，但在我看来，他们也是普通人，处在特殊时空中的普通人，或者说，他们就是人，假如忽略他们穿戴的凤冠龙袍，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我试图通过自己的笔触，寻找我们与他们的精神连接点。甚至于，已经无法区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其实都是“我们”。“他们”是历史中的“我们”，“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们”在自己时空中的困境、纠结、选择，“他们”的一个又一个“选择”，使“他们”最终成了“我们”。这涉及到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又是一个理性命题了。在我的书写中，感性和理性是融在一起的。写历史不能戏说，不能猎奇，“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我希望我的作品有“交流感”，历史不是与现实没有关系的过去，所有业已消失的人物都与我们有关联。我不敢说有什么“祝派历史”，但我的确有我的风格和追求。
故宫老照片。
【故宫有无限的“新”的事物吸引着我】
《钱江晚报》：作为一个中国人这几年特别关注的历史写作“富矿”，你面对它时，会不会感到瓶颈，或者因为可能的明清两个断代历史的时间跨度上的局限，会不会有审美疲劳？还将继续挖掘、穷尽故宫这个宝藏吗？如果将目光暂时从故宫上移开，那么你会关注什么？
祝勇：我写过的每一个题目，都是可以无限延续的，比如《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秘角落》。如果只是关注一个点，或者只用一种方法去表达，的确会产生审美疲劳。所幸的是，故宫是您所说的“富矿”，有无限的“新”的事物吸引着我。那些“新”的事物，其实是旧的事物。因为旧，离我们过于遥远，所以让我们感到陌生，因为陌生，所以感觉“新鲜”。越是“旧”的事物，我们可能越发感觉到“新”。目前我在尝试一种更“新”的写作来表达故宫，当然，对我来说是“新”的。
前些日子开始阅读美国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与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所写的煌煌大著《文明的故事》，共十一部十五卷，我目前正在写一个多卷本，虽然不像《文明的故事》那样规模宏大，但我可能会像《文明的故事》一样，提供给你一个整体的历史观，不是碎片化和专业化的，像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在此期间，我还会写一些灵性的、短小的作品，表达我对故宫及其收藏的文物的感触。
《钱江晚报》：在故宫，哪个房子是你呆过最多的？你跟它有什么故事吗？你最喜欢其中哪个建筑，为什么？
祝勇：我呆过的最多的房子当然是我的办公室，在紫禁城西北角，在城墙内、角楼下的一个前后三进四合院，原来是故宫里的城隍庙，是清代雍正年间建的，供奉的是城隍之神，以保佑这座宫城。故宫里许多建筑我都很喜欢，但我尤其喜欢这组建筑，因为它和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在故宫工作这么多年，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无数的春秋冬夏，对它已无比熟悉，对它的一砖一瓦也很有感情。现在故宫研究院就设在这座小院里，有不同门类专家在这里工作，大家相处和谐，像一个大家庭。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在研究院，每一位专家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在各处的领域里都有极深的造诣。我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们答疑解惑。故宫博物院是一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
《钱江晚报》：“2020年的第一场雪，比平常来得更早一些”，我看到你的朋友圈晒出了银装素裹的紫禁城，故宫每年因雪而成为“全民网红”，你觉得这种“红”，是基于某种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与探究，还是因为审美，四季的风花雪月这些元素？
祝勇：故宫是美的。故宫的美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与自然，与生命联通的。有人问我，故宫什么时候最美，我说故宫四季皆美。人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用此来形容故宫，再合适不过。比如北方的冬天，百花凋落，给人肃杀感，尤其下雪，更让人感到彻骨的荒寒，但故宫的古建筑，在白雪映衬下，不仅不显得肃杀，却反而显得更美、更壮丽。这让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代建筑师的美学造诣。四季晨昏，故宫各有其美，所以故宫本身也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时节表现出不同的节律与韵味。这觉得这是人们喜欢故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钱江晚报》：《故宫六百年》刚获得京东文物考古图书榜第一名，你对书的畅销这件事怎么看？写作时会不会追求畅销，比如为了更畅销，寻求一种更接近大众的表达方式，或者放低自己的身段和姿态“与民同乐”？
祝勇：我在写作时并不追求畅销，畅销其实也不是作者可以“追求”来的。在写作时，我比较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想法写，这样作品才有个性，我喜欢写作个性，讨厌千篇一律。假如读者喜欢，我想读者喜欢的是这种表达上的个性。写故宫的书很多，我相信我的写法与任何人都不同。但另一方面，表达的效果也是重要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交流，把读者当作“倾谈”的对象，这不是取悦读者，而是心里不能没有读者。巴金说过，“把心献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品位，相信好的作品会赢得更多的读者。
【尽管有许多人，最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钱江晚报》：写故宫，意味着经常要聚焦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变幻，那些角逐，那些人性深处，那么站在那么高的位置，你写作时又如何跟芸芸众生里的低微处接上呢？是否需要去体察低微处的尘土飞扬？
祝勇：紫禁城是一座城，城里什么人都有，就是你所说的芸芸众生。帝王、后妃其实也是芸芸众生，太监、宫女当然更是。万物众生皆平等，我们今天回看历史，应当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看他们，不应神化帝王，而不见宫殿里的普通众生。紫禁城六百年，所有人的命运纠集在一起，形成了历史大命运。在这座城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历史命运的一部分，都是荡气回肠的，尽管有许多人，最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是可以被看见的，好的作品会见证他们的存在。历史的进步，体现为我们不再以封建等级观念来看待他们。
《钱江晚报》：你是否注意到了明清两朝进出故宫的外部力量，比如那些外国人，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有一个群像吗？他们眼中有一个相似的中国吗？你对谁最感兴趣？他们在故宫的出现，是否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到来？你怎样看待这些人的影响力？
祝勇：我写过一本书，叫《远路去中国——西方人与中国宫殿的历史纠缠》，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祝勇故宫系列”出版了，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本书讲了五个与中国宫殿（包括太平天国在南京的皇宫）有关的外国人，实际上是把故宫六百年的历史放到一个更大的尺度上，也就是世界的尺度上去考量，也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外国）历史打通了。六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和世界脱离过关系，中国历史也是和世界（外国）历史互动的结果，这本书就用五个外国人的命运诠释这个道理，许多读者很迷这本书，因为它把中国世界和世界（外国）历史对接起来，严丝合缝，而且有着神奇的对应、互动的关系。
《钱江晚报》：人们常常从故宫了解中国的传统性，有人说“故宫正是了解中国的好教材”，那么假如要从故宫这个视角打量中国的现代性呢，你觉得有什么话要说？
祝勇：我们平常所说的“故宫”一词，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故宫”的意思，是“从前的宫殿”，就是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生活、理政的地方；第二，人们把“故宫”当作故宫博物院的简称，故宫博物院，是一个收藏了多达186万件套文物的博物院，当然，紫禁城这座建筑，也是这个博物院里的收藏，而且是故宫博物院内最大的文物。这两个意思经常混用，分不开。
简单说吧，第一个意思里的故宫（即紫禁城），是一个历史遗留物，是皇宫；而第二个意思里的“故宫（博物院）”，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博物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成果。帝王的皇宫变成了人民的博物院，空间没有变，但它的属性变了，表明中国的巨大进步。
博物院（馆）的建立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成果，在帝制时代，没有博物馆。也正因中国走向了现代，有了博物馆，今天的游客才有可能走进紫禁城，去观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如果还像有些人那样只关注龙椅，关注宫斗，脑袋后面的辫子还没有剪掉，与现代性的立场相矛盾了。当然，这样的观众只是少数，更多的观众还是痴迷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件套文物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
《钱江晚报》：你在琦君散文奖的获奖感言中说：“故宫是一个六百年的宫殿，经历了明清两代的皇宫。六百年当中有无数人在这样一个场域里生生死死、悲欢喜乐。我觉得紫禁城六百年或者说故宫六百年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有很多人生活过的痕迹和情感在里面。在回望故宫六百年的时候，不应当仅仅看到的这些建筑、这些物质化的遗产，更多的是看到这些人。《故宫六百年》这个作品，是跟曾经在故宫生活过的人的一个对视，或者是对话。”你觉得故宫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那么不同的人看待故宫都会有不同的态度，那么这个“故宫”的符号的内涵是否会变得很多元，而很难真正去给它下一个定义呢？好像你自己也是一边写，一边发生某种自我怀疑，“我到底想写什么呢，写了什么呢？”
祝勇：说实话，我不喜欢关于故宫的纪录片里的那些空镜，我觉得空镜太空，我觉得故宫里面是有人的，但那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想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去把握。有一次一个电视台做节目讲到皇帝选秀，说女孩子过了这一关就好像走上了“星光大道”，我觉得这完全是那个节目导演的想象，历史的情境不是这样的。我看史料，发现有女孩子得知自己选秀成功后大哭的，一入深宫，人生的悲剧自此开始，怎么笑得出来呢？前几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老师说我还应该写一部关于故宫的小说，我想，那一定不是宫斗的，也不是歌颂帝王的，而是一部关于人的、充满复杂人性的小说，与所有写明宫、清宫的小说都不同的小说。
《钱江晚报》：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大散文写作，你对散文写作有什么话要说？你怎么看待曾经风靡上世纪90年代的大散文向这些年大火的“非虚构写作”的变迁？这其中什么特质变了吗？是叙述方式还是价值观上发生了变化？跟中国的社会大转型变迁有关吗？
祝勇：在文学方式书写历史人很多，但写得好的人并不多。除了前面讲到过的是否熟悉史料、是否帖着人性写，我觉得写得好与不好，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不是带着“问题”的眼光去回看历史，而不是把历史知识重述一遍。比如故宫六百年历史，《明史》《清史稿》里都写了，明清那么多的笔记里都记了，把它们再写一遍，只不过是重复而已，最多是把文言翻译而白话文。历史写作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从历史中发现问题，其中有些是深埋于人性中的问题，有些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生成的问题。许多问题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流逝，而是滞留在现实中，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话语方式。问题意识对于写作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说，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如今的“非虚构写作”、 大散文写作，与之前的报告文学、散文的写作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在于“问题意识”增加了。许多写作者是带着“问题意识”，而不是带着表扬什么、批判什么的简单目的进入写作的。这背后的原因，是时代的进步给了写作者思考的空间，也给他们的表达提供了更充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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