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是试金石，是分水岭，处在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现实条件与理想世界的十字交叉处。
——弗雷德里奇·詹生《论懒惰——从尼采到福柯》
自有人类以来，懒惰一直如影随形，它由来已久，且声名狼藉。与出身高贵的闲暇不同，懒惰出身卑贱，长期以来一直揹负骂名，并一度作为“七宗罪”之一而令人侧目。然而，它却是闲暇的秘密情人（闲暇虽与功成名就的工作（劳作）结合，却对懒惰念念不忘），在它们众多的私生子中，无聊和发呆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因为它俩共同发起了旷日持久的白日梦运动，成为人类创造力不竭的源泉。
公元3世纪时，沙漠教父的修行理论家埃瓦格里乌斯·庞帝古斯在《论八恶灵》中定义了八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是暴食、色欲、贪婪、忧郁、暴怒、懒惰、虚荣及傲慢。在此，庞氏将懒惰称之为“正午之魔”，并断言它是所有魔鬼中最难对付的。“它在第四时攻击僧侣，困住他的灵魂直到第八时（即从十点到十四点）”。正午之魔袭击身体和灵魂，剥夺精疲力竭的隐修士所有的意志力。
《七宗罪》电影海报
公元6世纪后期，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将上述的八种罪行减至七种，他将虚荣归入傲慢，忧郁归入懒惰，并加入嫉妒，这便是后世著名且令人胆寒的“七宗罪”（直到20世纪末，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的著名电影《七宗罪》（Seven）中，那个犯了“懒惰罪”（sloth）的毒贩维克多的下场依然令人不寒而栗）。由此，懒惰由恶行逐渐演变为罪恶，似乎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修道制度的创始人之一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在《教规》中强调了劳作的义务。他宣称：“游手好闲是灵魂的大敌，所以在某些时候，僧侣应该动手劳作。”显然，懒惰一直以来都是劳作（labour）的情敌。
《懒惰和嫉妒的寓意画》（“懒惰”被蛇拉出了海螺壳，跌落了下来）
13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他的《神学大全》中为懒惰下了一个在中世纪西方通行的定义。他将懒惰称之为一种“难以承受的烦愁”，它把绝望的情绪扎入人们的内心，使人“对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懒人“就像被酸侵蚀的物体，变得冰冷”。阿奎那将懒惰和遇酸变冷相提并论，无疑是想到了acidiosus（酸）和accidioso（懒惰）这两个词的亲缘关系。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提倡的古代医学理论，都将在忧愁抑郁的人身上过剩的黑胆汁归为疯狂愚蠢。
一个世纪后，诗人但丁（Dante）和彼得拉克（Petrarca）都继承了阿奎那的论调，各自描绘了懒惰与忧郁的紧密联系，忧郁者的懒惰如同一个永远不会结疤也不会痊愈的伤口，会导致致命的消沉。逐渐地，懒惰越出了宗教领域，慢慢侵入了世俗社会。伴随着懒惰而来的还有无知、拖延、推诿、躲避努力，使得懒人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或者逆时代潮流而动。他们的人生一无所成，白白虚度，似乎失去了任何意义。
16世纪，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在《巨人传》中最敏锐地捕捉了这一关键性的转变：从一个价值体系——即专属于修会的静修虔信，转向文艺复兴价值观——即人文主义式的积极介入社会事务。拉伯雷在谴责了修道院生活的百无一用之后，回到了如何善加利用时间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写道：“我从来不强迫自己祈祷，祷告是为人而存在的，人却不是为祷告而生。”拉伯雷认为懒惰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损害了人之为人的原则：对“自由意志”的运用。人是造物的中心，人应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这样的理念标志着与往昔的决裂。在这一点上，同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也不遑多让，尽管让·加尔文（Jean Calvin）把《巨人传》的作者贬为亵渎宗教。
虽然浩荡的文艺复兴运动让整个价值体系得到了重估，但懒惰的处境并没有改善。1580年，法国作家蒙田（Montaigne）出版了影响深远的《随笔集》，与以往那些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再从《圣经》及其注释中寻找启迪，而是从古代著名人物和希腊罗马哲学家入手。他以皇帝或征服者为例，引用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者的理论，他颂扬“站着”死去的罗马皇帝勇气可嘉，赞赏那些“全身心永远投入美好、高尚、正义事业”的人灵魂高贵。在他看来，懒惰是身体无所作为的标志，更是心灵懦弱、灵魂卑贱的象征。
蒙田认为，不仅君主必须自我约束，为臣民作出表率，每个人都应该端正自己的思想，不受恶习腐蚀。懒惰是理性缺席下的忧郁的自由散漫，也是思想的渔网和激情的焦痂。通俗而言，懒人就是“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在乎”的人。17世纪法国诗人圣阿芒的一首题为《懒汉之歌》（Le Paresseux）的十四行诗堪称其完美写照：
我在床上发呆，动弹不得，
被懒惰压垮，被忧郁拖累，
如同野兔被抽去骨头，在牧场上酣睡，
如同沮丧忧愁的堂吉诃德。
我对意大利之战毫不在乎，
更别提选侯和王位，
我为这种懒散高歌一阙，
我的灵魂无精打采，找不到出路。
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无聊在巨大的无聊中诞生了。人们一眼认出它是由懒惰所生。正如众所周知，懒人只想着玩乐——他之所以想方设法找乐子，恰恰是为了逃避令他无法自拔的无聊情绪。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沉思录》中呼应了让他又爱又怕的蒙田：“唯一能抚慰我们苦难的只有消遣……否则我们就陷入无聊烦闷。”另一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在《性格论》中也持此观点：“无聊是通过懒惰进入这个世界的；人们寻求享乐、嬉戏、社交，很大一部分是因懒惰而起。”他甚至直言：“热爱工作的人拥有自我。”而懒惰却滋生无聊，促使人们寻找消遣，放任自流。
如果说，懒惰长期以来被它的老对手劳作（劳动）压上一头的话，从那个时代开始懒惰简直是被踩在脚底下了。经由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提出了著名的“天职说”），以及17-18世纪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对劳动价值的阐发，劳动和工作的世界已呈君临天下之势。由此，在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层面上，懒惰被视为其对立面而饱受批判。先后担任法国财政部长、王室国务秘书和海军国务大臣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在1667年9月22日写给欧塞尔市长和市政长官的信中说：“富足总是来自劳作，苦难则因懒惰而起。”后来，我们看到了科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对法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和影响。
由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提议编撰的《百科全书》于1751-1772年之间陆续问世，其中关于“工作”的条目写道，一个人的“健康、生计、从容、见识，也许还有美德”都应归功于他每日操持的事务。作为补充，“懒惰”条目包含了一条署名为路易·德·若谷骑士的医学博士提交的专业意见：“它是诸多疾病的根源，因为它不仅使体液变稠，使肌体松弛，还会刺激身体，加速老化。”当时的医学认为，懒惰会引发一系列紊乱和病症，诸如痛风、结石、坏血病、忧郁症和躁狂症。换言之，工作促进身心健康，而懒惰则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变质的肇因。由此，懒惰成了一个关乎道德、政治和医学的关键问题。
不过，低到尘埃里也意味着一种否极泰来的可能。同样是法国百科全书派，最早发现了懒惰的天然价值。他们经常利用懒惰的主题来颂扬伊甸园的美好，赞美自然的快乐，歌颂生命的幼年时期和无忧无虑的原始状态。在此，懒惰被定义为原初状态的关键。试问，这是创世纪的哲学虚构还是人类的原始现实？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的状态与对工作的热爱是二律背反，后者伴随着群居生活而产生。工作的世界从根本上与自然相悖，但这是文明的代价。伏尔泰（Voltaire）这样赞颂原初的幸福：“在世界诞生之初，自然那乐善好施之手给予人类的，是永恒的休憩，是纯洁静谧的时光。”
《论语言的起源》
在整个启蒙运动时代，关于为懒惰正名的声音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那里达到了最高峰。在《论语言的起源》（1781）中，卢梭写下了在当时颇为惊世骇俗的话：“人活着就是为了睡觉、无所事事、呆着不动。”被形容为懒惰的无所事事的自然状态占据优先地位，让人焦虑不安、深谋远虑、辛勤劳作的激情要等到群居生活后才产生。他进而直言：“无所事事是人类仅次于活下去的首要和最大的嗜好。”因此，人类主要受两种激情的驱使：一、人生来就懒惰；二、出于社会或伦理考虑，人投入工作。而在这两者之间，前者又是后者的目的。在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1782）中，卢梭在《第五次散步》中认真审视了这一命题：“是懒惰让我们变得勤勉……宝贵的闲暇是所有享乐中我首先和最主要渴望尽情品味的。”是的，懒惰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
最重要的是，卢梭为懒惰定义了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在此，他指的不是一个人“毫无作为”、“不动手也不动脑”的被动状态，而是一种超越了所有物质利益的心境。人的精神摆脱了功利思想，能够海阔天空的思考。换言之，这并非麻木不仁，而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存在，一个潜在的伟业，一则丰产的允诺：“我喜爱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着手做很多事，却一件也不做完。”为此，卢梭比较了各种情形：如果缺乏活力与计划，懒惰就等同于奴役，但是如果注入激情和兴奋，懒惰就会让自由充满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卢梭第一个区分了积极懒惰和消极懒惰，并指出了懒惰与自由的内在亲缘关系。我们将看到，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两百多年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后世旨在解放人类劳动力的一切科技发明和创造都源于积极懒惰，从汽车到飞机，从洗衣机到空调，从数学公式到原子弹……这正应了卢梭“劳动是为了懒惰”这一观念。看来，情敌也有成为朋友的可能。
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人类导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最先发现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他一阵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不仅无法享受劳动的创造性，还被工资制捆绑，而不得不忍受剥削，并逐渐异化。换言之，劳动者对懒惰的渴望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与压榨。在卢梭去世的一百年后，懒惰终于迎来了彻底翻身的机会——不再作为一份恶行、一项罪孽、一种疾病，而是一种自由的权利。这一响彻世界的声音，由马克思的弟子和女婿、第一国际的成员、与朱尔·盖德一同创立法国工人党的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于1880年在《平等报》连载发表的著名长文《懒惰的权利或拒绝工作的权利》（副标题为《驳斥1848年“劳动权”》）中掷地有声地发出。
在《懒惰权》一文中，拉法格勉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蔑视“生产至上”的邪恶理论。他提醒说“灌输给他们的话都居心叵测”，宣称一个世纪以来他们疯狂投身于的工作“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可怕的灾难”。他明确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希望宣扬“懒惰的权利，它比肺痨似的‘人权’更高尚和神圣千万倍”。在他笔下，懒惰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这个阶级“包括了所有文明国家里的生产者”，他们解放自己后，也解放了全人类，让做牛做马的人恢复自由。如果说懒惰原先只是个人的拒绝，现在则给予了所有被压迫劳动的人们以革命的巨大力量。
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致力于拆穿骗局，他驳斥《圣经》中提到的“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的诅咒。劳动不会使全社会变得富有，远非如此。股东和商人赚到财富，反而会让生产这些财富的人一贫如洗。同时，他认为无产阶级被一种异化的对工作的病态热情所绑架，不停地要求老板“给”自己工作。然而，劳动狂热的代价是肉体折磨和精神困顿，这会剥夺无产者的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是所有智力衰退和技能恶化的肇因。”唯有懒惰，即罢工，才能还他们公正，恢复他们被掠夺的人性。因此，法拉格高歌：“哦，懒惰，艺术和高尚德行之母，安慰人类的焦虑吧！”
在19世纪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罢工浪潮中，西方世界就像发现美洲新大陆似的发现了东方这一失落的伊甸园——懒惰不仅争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也迎来了令人翘首的华丽转身。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混合了好奇与惆怅，诱惑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从波德莱尔（Baudelaire）到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再到卡尔·于斯曼（Karl Huysmans）的高度的写实主义，诗人们从来自遥远神秘的地方汲取素材，创造了全新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是“奢华、平静与享乐”。波德莱尔认为，三桅帆船的温柔摇晃像极了自然悬浮的状态，是慵懒幸福的最佳写照。是的，东方所独有的“慵懒”一词，第一次为懒惰披上了一层华美的外衣，它是懒惰的东方式的诗意和梦幻形式。前所未有的，懒惰成了一种生活的艺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在他著名的《阴翳礼赞》（1934）一书中有一篇《懒惰之说》的妙作，直陈“‘懒散’、‘倦怠’是东方人的特色，称之为‘东方的懒惰’。”并说这种根深蒂固的特质“孕育于我们的气候、风土与体质之中”。
《阴翳礼赞》
如此一来，东方充当了一面神奇的镜子，它照出了由19世纪的现代化造就的西方世界。懒惰原本是一场信仰与诱惑的对决，现在却成了放缓工业文明仓促步伐的法宝。人们也用它来对付因生命进程加快、真正生活却在别处而引发的焦虑。忧郁的懒惰从逃避现实，转变成了一种对历史现实的否定。换言之，懒惰从原先的可憎、反社会、异常，而今成了对被错失的时间的梦想，不是用来祈祷或礼拜，而是用来发现一个失落的世界，东方仍然保留了对这个世界的回忆。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人宣布，塔希提（Tahiti）是一个天堂，西方人可以向野蛮人学习“生活的学问”，在塔希提女人中找到犯下原罪前的夏娃。在此，高更寻回了在工作至上律令支配的现代西方社会中逐渐消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以高更为原型写成了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这部小说风靡全球的持久影响力从未消失。
进入20世纪，懒惰在经历了权利化和诗意化的双重加持后，几乎形成了与工作至上的世界相颉颃的态势，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母亲的护荫。1932年，被誉为“西方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下了著名的《懒惰颂》（In Praise of Idleness），他在文中郑重其事地写道：“在当今世界上，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正在造成大量的祸害，幸福和繁荣之路在于有组织地减少工作。”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罗素与其说是在歌颂懒惰，不如说是在歌颂它的母亲——闲暇，正如他后面的警句：“必须承认，明智地运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结果。长时间工作了一辈子的人，突然无所事事，一定闲得难受。但是，没有相当的闲暇，人们将与许多最美好的事物无缘。……闲暇培植了艺术，发现了科学，产生了各种著作，发明了哲学，并改进了社会关系。甚至被压迫者的解放也常常是由上面发动。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走出野蛮状态。”
作为全世界最懒惰却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之一，法兰西民族有着令人着迷的特质。自从卢梭最早唱出关于懒惰的颂歌，直到20世纪下半叶，法国人对于懒惰的颂扬依然不绝于耳。著名思想家、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为此专门写作了一篇随笔，名为《懒惰的权利》，他精妙地指出：“我将以福楼拜的名义来引出这种懒惰的形式，后者把它称作‘腌渍（masinate）’。在这种情况下你什么也不做，你的思想四处涡动……我常有这样的‘腌渍’，非常频繁，但它们都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最多十五到二十分钟……接着，我的勇气又回来了。”随后，他又引出了分神的艺术，“懒惰可能是尽可能多地切割时间，使之多样化。这就是我在工作中引入分神的时候小规模地进行的活动。我切割时间。这是一种变得懒惰（向懒惰）发展的方式”。最后，他给出了一个东方式的关于懒惰的诗学定义：“静坐无为/春来/草自生。”
《惩罚的社会》
1972年，另一位享誉世界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出版了《惩罚的社会》，他在书中秉承了卢梭的论调：“人类的时间和生活在本质上并不是劳动，而是乐趣、快乐、休息、需求、瞬间、偶然、暴力等。”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福柯著名的生活美学观：“从自我不是给定的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一件艺术品。”或许，这正应和了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言：“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这位放荡不羁的懒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灵魂》这篇文章中得出的这一结论与马克思的想法很接近：让工作实现自动化，以便人们都有时间来发展和实现自我，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
关于懒惰的最振聋发聩的当代言论来自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他在《冷记忆：1987-1990》中谈及了自己家庭的三代人，祖父作为农民直到去世之时才停止劳动，身为公务员的父亲在到退休年龄前就停止工作（由于患病而提前退休），作为大学教师的他在“这条人生链已经持续到了懒惰的最高阶段”。鲍氏认为“这种懒惰具有乡村的本性。它建立在论功行赏和‘自然’平衡的感情基础上，永远不应该做太多”。在此，鲍德里亚回到了关于懒惰的自然属性的命题上，并写下了自卢梭以来关于懒惰的最叛逆不羁的文字。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9年“消失的技法：让·鲍德里亚的摄影”特展上，它被印在一面白墙上，在我们这个永远在强调进步、竞争和高效的时代里，显得不合时宜却又发人深省，令人过目难忘：
懒惰是一种宿命的战略，而宿命是一种懒惰的战略。……不管事情如何发展，我不会改变这种看法。我讨厌同胞们的积极活动、创新动议、社会责任、雄心壮志和相互竞争。这些都是外生的、城市的、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价值。这些都是工业的品质。而懒惰，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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