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最近，一部由钱锺书选定、杨绛抄录的唐诗手稿，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排印成书，并正式发布。该书定名为《钱锺书选唐诗》，是近四十年来未对外公布的一份“钱选杨抄”的文献，同时也是一部可供大众品读唐诗的独特选本，目前该书已全面上市。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书出版发行六十余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钱锺书虽生前并未出版唐诗的选本，但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唐诗选》的工作。有感于《唐诗选》编撰工作中遭遇的不快，杨绛鼓励他独立选一部唐诗，钱锺书接受了她的提议，以《全唐诗》为底本，每天选几首，杨绛也每天抄一点，作为品读唐诗和书法习字的“日课”。钱、杨伉俪的这次唐诗选录，最终形成了九册手稿，杨绛在首册封面上题名“《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锺书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
这段“唐诗日课”，据杨绛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止”，实际在第一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诗旁，有她的一条批注说：“1983年十一月中旬书。”说明这项工作可能在1983年就开始了，到1991年，持续了七年多时间。这部“钱选杨抄”的“全唐诗录”手稿，最初是打算给他们的女儿留念，后来钱瑗不幸早逝，杨绛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吴学昭在征得杨绛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
《钱锺书选唐诗》共选录308位诗人（无名氏计为1位）1997首（句）作品，覆盖面很大。这多少可以弥补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唐诗选》里杜甫选了71首，白居易选了30首，本书中杜甫却选了174首，白居易选了184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64首，本书却只选了23首。
从中可以看到钱锺书没有太被某一个诗人所谓的诗坛地位所累，他更关注作品本身。晚唐的小家如曹松，《唐诗选》只选了他1首诗，本书则选了9首。刘驾在《唐诗选》里只选了1首，本书则选了17首。曹邺在《唐诗选》中只选了《官仓鼠》1首，本书含这首共选了16首。裴说在《唐诗选》里没能挤进去，本书则选了他10首诗和2联残句。从这几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除却《钱锺书选唐诗》本身的体量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外，钱锺书在选录取舍标准上是有明显个性的。
而钱锺书就具体作品而言，决定一首诗好坏的因素很多，但在钱锺书看来，其大端不外乎“情韵”与“思理”两个方面。他曾说过：“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他还进而把这种观点扩而大之，用来概括唐、宋诗之别：“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两点似乎可以被看成他选诗的主要依据。
除了具备情韵和思理的诗歌之外，对在诗歌中抒写了前人所没表达过的经验，刻画体物生动传神，或在诗歌史上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作品，钱锺书都给予了关注。如章怀太子李贤的《黄台瓜辞》，对处在太子位上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态的表达，过去是很少见的。
在王初的名下（本书选了他8首诗），杨绛先生还有这样几句批注：“钟书识：大似义山，已开玉溪而无人拈出。八日。”字是杨先生写的，话是钱先生说的，可以想象，他几乎是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强调了一下。想必在选诗、抄诗的过程中，他们夫妇对某些作品是有过讨论的，钱先生评价王初的这几句话，显然给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诗人的残句，因不成章，纵使表达的思理、经验非常独特，或取喻新颖而传神，传统的诗歌选本一般都不会关注，但钱先生认为有价值的，也予以收录。如裴说的“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薛涛的“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潘佑的“劝君此醉直须欢，明朝又是花狼藉”，高蟾的“君恩秋叶后，日日向人疏”，等等。
值《钱锺书选唐诗》出版，人文社也举办了线下分享会，与会嘉宾也分享了自己对于此书的理解，以下为部分学者发言。
活动现场
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葛晓音：详晚唐、重新奇、重情感
对于选本并没有什么研究，大体上的印象，历来选本有两大类，一类是为官方所用的，这种选本一般要看当时的政治需要，比如说《唐人选唐诗》里面《御览诗》，那就是选给皇帝看的。还有一类是私人选本，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大部分还是私人选本，特别是宋元明清以来，这类选本一般都是体现选家的爱好和眼光。
私人选本当中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比如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研究的公案，因为里面像李、杜、韩不选，不过李、杜、韩不选，或许因为王安石还做了一个《四家诗选》，只可惜，这个选本现在亡佚了。然而，《唐百家诗选》中，像王维、韦应物、元、白、刘、柳、孟郊、张籍这些都没选，所以，《唐百家诗选》成为研究的话题，不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往往做这个。
粗翻《钱锺书选唐诗》，我有三点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从数量上来看，《钱锺书选唐诗》的大体比例是略初盛而详中晚。中小作家特别多，很多选本不选的诗人都选了，而且有的不知名的诗人选得还不少。从作品来看，元稹、王建虽然选得不少，但是古今公认的名作，比如说《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夫谣》《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都没有选。韩愈的《早春》也没有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像李白的《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样，是不是太熟了，因为他这个诗是给杨先生和钱瑗看，这些可能都是从小时候就熟悉的作品，所以没有选？我不知道，也不能猜测。
另外从钱先生的学术理念来看，他是做过《宋诗选注》的，对宋诗很熟悉。记得他有一个观点，认为是“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我想，他既然有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在选唐诗的时候，他对唐诗的大判断和影响宋诗的艺术方向这方面的作品，他会留心比较多。
第二个印象，我觉得是除了大家公认的好诗和作家的代表作以外，钱先生他还看重作品是不是有创新。他在《宋诗选注》的序里面这么说，说“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他选宋诗的标准就是：“押韵的文件也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造前人的假古董也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我读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还是好几十年以前的印象了，我最近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钱先生的注释，他特别关注这首诗的构思，这个句子从哪里来的，他很注意发掘诗歌艺术表现前后的渊源关系，所以他选唐诗肯定也同样是这样的观点，他非常注意诗歌的创新性。
钱先生选的有些作品非常新奇有趣，像顾况的《梁广画花歌》，是写一个仙女爱上一个画家，他就把她写得完全没有一点仙气，写得好像人间女子追求人间相公一样。还有《宜城放琴客歌》，是写一个他自己的老朋友，让自己的少妾改嫁，表现非常特别。还有像《李供奉弹箜篌歌》，这个大概也没有人关注，但是钱先生选了，这首诗歌，如果你把它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比一下，你会发现《琵琶行》显然受这首诗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属于前人影响后人的例子。
第三个印象，就是钱先生所选的唐诗，很看重人之常情的表现。这也是唐诗的一大特点：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普适性的感受，比如乡情、亲情、节物之感等等。表现人生的共同感受，这是唐诗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够为大家所传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唐诗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好诗很善于概括、提炼日常生活当中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说过的体验。像这样的佳作，我们以前的选本入选的，往往选初盛唐的比较多，大历时期也有一些，钱先生这个选本大都没有遗漏。中晚唐以来，至少从我们五六十年代以来的选本，一般很少选这类的诗了。但是钱先生在中晚唐诗人中发掘了大量这样的好诗，我就举几个中小作家的例子，每个人只选一首或者顶多两首的，比如说陈标的《蜀葵》，章孝标的《日者》、崔郊的《赠去婢》，裴夷直的《遣意》，严恽的《落花》，崔铉的《咏架上鹰》，韩琮的《暮春浐水送别》等等。这些选入的诗都是就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一事一物说出生活当中的某一种常理，或者一种人生感触，是前人没说过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超越任何的定见是他选唐诗的特点
钱先生在世时出版的东西并不多，像《管锥编》《谈艺录》等等。前几年三联出了《钱锺书集》，也只有十种著作。商务印书馆前几年影印出版的《钱锺书手稿》，包括钱先生的《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容安馆札记》，有七十多册。杨绛先生回忆说，钱先生晚年谈到这些笔记，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他一辈子写了这么多笔记，也没有想到出版，老先生们做学问就是这样的态度。
我对这部《钱锺书选唐诗》的体会是非常肤浅的。我大致有几点感受：第一，这个选本是有全局视野的。钱先生的选目虽然非常有个性，跟我们经常见到的唐诗选本不一样，但是他不是完全信手、随意地选，这背后是钱先生广博而系统的阅读，当时出版社《外文笔记》整理书目时发现：钱先生的阅读习惯是但凡读一套丛书，就要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不会漏掉任何一卷。钱先生一辈子不断地做读书笔记，笔记也就是一个摘抄、选录，他对他摘录的书有全局性的理解，同样，他编选唐诗，也有全局性的理解。
其次，他超越任何的定见，这是钱先生做学问我感触最深的地方，也是他选唐诗的特点。他能够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个又一个的知识体系、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结构都是有其局限的；同时他生活在起伏动荡的二十世纪，在炮火连天里面写《谈艺录》，他说他的《谈艺录》是“忧患之作”。这种独特的经历也会增强他对成见与套路的反思。一切现成的模式与套路，都是不可依赖的，能依赖的是自己这颗心，自己发现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的那个“文心”。“文心”的背后又是“人心”，他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去贯穿历史、沟通历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钱锺书选唐诗》的时代背景
这个选本很有私人性，是他自己评判唐诗的一个产物。这里有一个大的背景，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宋诗选注》，当时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个统一规划，同时组织两个班子选唐诗和宋诗，宋诗给钱先生一个人做，因为宋诗比较难做，唐诗有《全唐诗》作为基础架子，文献选择相对容易一些，宋诗就得一家一家去看，杨先生后来回忆钱先生选宋诗很辛苦，一个集子一个集子看，自己选、自己抄、自己编，但是看得出，钱先生效率非常高，速度非常快，1956年陆续着手撰写，57年成稿，58年出书。
《唐诗选》是由余冠英先生主持负责的，当时有陈友琴、王佩璋、王伯祥等等几位先生做，后来因为人事原因，王伯祥先生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然而或许是感觉王伯祥先生的稿子不太合用，又把王先生的稿子基本放弃，再重新做。在这个过程中，钱先生参与非常多，包括选篇目、定稿子、具体作品的评点，特别是《秦妇吟》的讨论，花了很大工夫。在这个过程中，钱先生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尤其是当他们做到晚唐中小家，有十七家，都比较难弄，全部推给钱先生，钱先生在《容安馆札记》中有记录，也有参与其事的王水照的回忆文章作为佐证。但是钱先生把稿子写完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唐诗选》的工作停滞，当时稿子已基本成形，社科院的人，大家都下干校。等到1975年政治运动慢慢进入尾声，好多工作开始逐渐恢复，余冠英先生决定重新把稿子拿来继续做。
经过了几番的政治锤炼以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文学作品的看法的标准也变了。比如就《唐诗选》的工作来看，重新修订书稿的时候明确强调政治第一，政治和艺术兼顾的标准，遂对原来的稿子进行大删大改，所以《钱锺书选唐诗》也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另外，钱锺书的确很重创新。当时《宋诗选注》没有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个书出来以后，1958年“拔白旗”中，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被批判过，但是钱先生也不改。对于不选《正气歌》，我们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前不久我看到王水照先生写文章，谈钱先生为什么不选《正气歌》，举了钱先生的书信等私人场合的叙述，解释道：钱先生认为文天祥的《正气歌》，“正气”充塞天地，这个没有问题；然而，从文学形式上，《正气歌》与苏轼的《韩文公庙碑》、石介的《击蛇笏铭》的结构、用典路子都很一致，所以不选《正气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独创性上不具有代表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剑：从为公到为私
这个选本在整个诗歌选本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不管官方选诗，还是诗人选诗，绝大多数的选诗者总是选给世人看，让诗歌选本的面世体现更多的社会功用，所以选本中的“公”的意识更明显一点。钱先生的选诗不太一样，这个选本是选给杨绛和女儿钱瑗的，是私人化的选本，可以不戴面具随其所好大胆地选，由于钱老本人的观念，像《谈艺录》里面写的忧患，他也会有自己很多家国情怀投射在他的选择里面，但选本里，更多地体现出他自己的个性。此外，他除了选在艺术风格上注重生新、新奇、比喻等等具有宋调色彩的诗歌比较多之外，他还选了不少能体现人类共同的情感、人类普遍情怀的诗歌。
比如帝王诗，帝王诗我们一般首选唐太宗的《帝京篇》，因为它气势又恢弘，又能表现帝王悠适的“雅致”，或者说不选《帝京篇》也肯定会选《赐萧瑀》，唐太宗赐大臣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表现帝王对大臣的勖勉和信任。但是，就我体会，或许是钱先生觉得这是端着帝王的架子，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普通人也没有机会讲这些话，所以他没有选这些。他选帝王就选唐明皇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这是我们共有的对先贤怀念悼念的情绪。而且他选了武则天的《如意娘》。《如意娘》其实表现也是人类女性的真诚的相思。另外他选了江妃的《谢赐珍珠》，《谢赐珍珠》里也是人类普遍的感情，就是弃妇之怨。他还选了章怀太子的《黄台瓜辞》，那也是体现一个人处在危险境地里面的一种忧惧，一种怨刺，这些都是回归到人性本身、可以共通的情感体验。
还比如他选老杜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老杜的这首诗我们现在一般选本不会选。因为这首诗写的就是杜甫在夔州的时候，喝醉了，从马上掉下来受伤，他的周围朋友赶快拿着礼物来看他，还有拿着酒来看他，他一看忍不住，既然拿酒来就再喝，结果又大喝一场。我们看这首诗好像没有什么高格调，但老杜把这一件生活中不顺心的琐事写得很有趣，开篇回忆自己少年时的骑马英俊之姿，笔锋一转，写如今想重温当年之勇，结果廉颇老矣，估计马也不配合，把他尥下去了，所以“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所以人生太得意的时候，往往乐极生悲；诸位朋友知道这个信息皆来慰问，于是又起来畅饮，“酒肉如山又一时”，至于杜甫怎么解释的，说“初筵哀丝动豪竹”，而压根未吸取醉酒的教训，反以嵇康著《养生论》而死于非命来自解，其实就是要及时行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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