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美]菲利普·古雷维奇著，李磊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340页，56.00元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这个奇怪而压抑的标题，节选自卢旺达大屠杀中，一封由难民写给当地牧师的信——
我们亲爱的领袖，伊利沙番·塔奇鲁提马纳牧师：
祝好！
我们希望您在我们面临的困难中依然坚强。
我们希望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因此我们请求您替我们出面与市长沟通。神把他的民众托付给您而现在他们大难临头。
神会护佑您，我们对此感激不尽，就像被以斯帖拯救的犹太人那样。
我们向您致敬。
信中提到的以斯帖，是希伯来圣经中的波斯王后，她向国王求情，阻止了一场对犹太人的屠杀。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浩大凶杀案，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的情节有着诡异的相似：所有人都知道杀戮即将发生，但没有人警告被害者；手执凶器的杀人犯大肆张扬，要以荣誉和正义之名杀害邻人，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确定真的会下手；从凶手到旁观者，没有人能够确定被杀者是否真的有罪；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待最后一片雪花落下，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有了一重全新的身份：凶手，或是被害人。
《纽约客》撰稿人、《向您告知，我们一家明天就要被杀》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称之为decimation，意味着在这场大屠杀中，整个国家总人口中至少十分之一被杀害。据联合国《卢旺达种族灭绝与联合国外联方案》，卢旺达总人口七百余万，由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图人、百分之十四的图西人和百分之一的少数特瓦人构成，据估算，约八十万至一百万人被杀害。在这场胡图人针对图西人发动的屠杀中，绝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图西人。因为屠杀规模巨大，具体的死亡统计数据至今无法统计，如果说整个国家的数据是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被杀害，那么粗略估算一下，每十个图西人中就有九个被杀害。1994年4月到7月，卢旺达境内的图西人，几乎是被百日杀绝。
比受害者数量更难纳入统计数据的问题是，每十个胡图人中，至少会有几个是手沾鲜血的杀人犯？
卢旺达雅玛塔大屠杀纪念馆
胡图人与图西人
对上述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答案，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和获得答案一样重要。古雷维奇曾六次前往卢旺达和邻国实地考察，《向您告知，我们一家明天就要被杀》讲述了卢旺达屠杀的背景和经过。古雷维奇的叙述中包括了幸存者、屠杀者、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总指挥、卢旺达新总统等等多方面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回忆，力图给大屠杀以全貌描写。本书初版于1998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人们试图将各种点滴拼在一起，去理解造成种族屠杀的全景。新闻的封锁和语言的障碍，使不在场者只能隔岸观火地从二手资料去了解卢旺达大屠杀，杀戮发生时，在场者的记忆鲜明又混沌，亲历者因为身临其境更是难以看清真相。人类需要很多年才能明白，在那一百多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本书便是反思和努力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为了渲染悬念，经常会以“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已经死去”开头，抽丝剥茧，一步步揭露那随着死者进入坟墓的谜团（往往也是杀死他们的原因）是什么。然而，和绝大部分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一样，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受害者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在恐惧和莫名中被杀害，其中甚至不乏未通世事的儿童。
这里的死者生前身后皆永不知真相，真相是生者亏欠他们的。
尝试去理解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时，因为缺乏背景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喜欢走捷径，把整个事件极度简化成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比如，纳粹是坏人，那么无辜的犹太人就是好人，坏人害好人，所以我们要帮助好人战胜坏人。我们用这样简化的故事模式给孩子讲童话，黑白分明，因果了然，是因为儿童不具备消化复杂知识的逻辑性和想象力。然而成年人应当有责任了解真实政治事件，媒体依然采用了低智模式以便于把新闻包装成可以被轻松消化的刻板故事。当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终于出现在西方国家的新闻里时，关于这个远在天边的非洲国家，大部分国际观众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告诉我们，这里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我们应该帮谁打谁呢？
真实的历史和政治不能够用黑白双色来区分，卢旺达大屠杀也不能够被简化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现实是复杂和流动的，并不会因为主观臆断而变得简单和静止。
站在大屠杀天平两端的胡图人和图西人，从人类学的定义上并不能严格地构成两个不同的民族——历史上来说，图西人擅长畜牧，胡图人擅长农耕，不同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对营养状况的影响（与农耕文化相比，游牧部落的饮食结构更加多元，摄取动物蛋白也更丰富）或许导致了胡图人和图西人在身高体格上的差异，但是他们语言民俗相通，联姻混居也十分常见，很多时候，毋论外人，就算是图西人和胡图人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分清谁是哪个族的——古雷维奇书中采访的幸存者欧黛特·尼拉米里莫是个图西族的医生，她被无端停职后，胡图警察来医院逮捕图西人，一个和她同名的胡图医生因为个子高被阴差阳错捉走，放了回来之后没多久，在另一次袭击中，她再一次因为被误认是图西人而惨遭杀害。
在比利时殖民之前，胡图人和图西人的概念与其说是种族定义，不如说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区分：图西人主要是富有的畜牧主，而胡图人则处于下层社会，如果胡图人通过努力畜养了大批牲畜也可以转变为图西人，破产的图西人也可能因此变成胡图人。 在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下，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产生隔阂和对立，阶级的差距被机制扩大并且固化，胡图和图西间的流动性被取缔。1935年比利时引入规范的身份证制度，以臭名昭著的颅相学作为理论基础，将个子高、肤色浅并且鼻梁较纤细的图西人定义为与“欧洲人更接近”的优等人种。图西人的经济条件富足更是令欧洲殖民者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他们心中所谓白人基因优越性的证明。个子矮，肤色深，鼻梁较扁平的胡图人则被贬为劣等人种。比利时殖民者让原本模糊流动的民族身份落实成白纸黑字的证件，并且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改变。殖民者赋予图西人特权，将他们扶植成统治阶级，并且通过他们进行高压统治。
随着殖民统治的式微，图西人的特权逐渐瓦解，国家治理权慢慢回到占卢旺达人口多数的胡图人手里，长时间被压抑的胡图人中悄悄滋生着对图西人及其特权的不平和仇恨。1962年卢旺达和布隆迪相继宣布独立，在卢旺达，由胡图人主导的政府开始施行针对图西族的歧视政策，胡图人渴望翻身报复，图西人则不愿放弃自己过去几十年内获得的特权，两族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发生过多次大型武装冲突和清洗，大量图西人流亡海外。
1988年流亡的图西难民和少部分胡图人在乌干达成立了卢旺达爱国阵线，致力于让在过去几十年里流落他乡的图西人回到卢旺达的家园并且改革政府。1990年，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向卢旺达发起武装行动，图西和胡图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卢旺达境内的图西人被官媒称为“蟑螂”和“叛徒”，卢旺达的多家公立和私立电台公开煽动仇恨言论，号召胡图人拿起砍刀将图西人“清理出卢旺达”。1993年，在多方努力下，由胡图人统治的卢旺达政府和图西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签署了《阿鲁沙和平协定》，这一协定带来的表面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卢旺达不少激进的胡图人反而将此视为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对胡图的背叛（这也给不久后总统被暗杀的背后主谋加上一重疑云），更加危机四伏。表面上是图西和胡图之间的种族问题，背后实则是各大利益集团的博弈。
最后一根稻草是1994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所乘的飞机被击落，总统殉职。应接替总统职务的女总理在联合国维和士兵的护卫下，前往国家电台发表安稳民众的演讲，却在仅仅十几个小时后全部被卫队围捕杀害。胡图军队迅速掌握局势，并在电台发出号召对图西人赶尽杀绝的最后指令。之前数月间持续发酵的冲突骤然爆发，一直接受训练的胡图青年们拿起分配的砍刀，开始有条不紊地逐一血洗卢旺达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
屠杀的开展
在这场屠杀中，主要凶器是随处可见的家用农猎工具，超过七成的受害者死于砍刀和棍棒之下。在枪弹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冷兵器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数字如此庞大的伤亡（几乎每十秒钟便有一人被杀害），意味着在疯狂的杀戮背后必定有着缜密的计划。屠杀开启前三个月内，卢旺达政府便预支了来年的茶叶收成，购买了大量砍刀，并且大幅增加了警察的枪支配给，其数量之巨远超维护治安之需。民兵组织和行政部门确保将砍刀分配到户，农民被征入地方的“自卫组织”，训练使用砍刀棍棒和生活中常用的刀具杀人。占卢旺达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图人被迅速军事化，无线电台则无时无刻不在对全卢旺达的胡图人发出统一规划和指令，在他们懈怠犹疑的时候给予必要的精神推动。
在屠杀前的几个月里，卢旺达的图西人目睹了邻里的胡图青年白天磨刀霍霍，晚上出去练兵，亲耳听着电台广播把自己称作应被踩死的蟑螂，为什么他们不逃走呢？
就像二战前留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一样，背井离乡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局外人做事后诸葛很容易，而对处在漩涡正中的当局者来说，中断事业递上辞呈，变卖祖上家产，安排如何带走孩子，给年迈的父母善后，寻找新的移民出路，申请护照和签证，每一件都是头顶的山，即便是拥有社会资源的精英阶级，也很难做到说走就走。在屠刀缓缓落下时，大部分人连把脖颈移开的力量都没有，他们只能对国际组织的人道援助报以希望——基督教会，红十字会，尤其是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但这仅有的渺茫希望也落空了。
本文开头那封情真意切的求救信及时送到了位高权重的塔奇鲁提马纳牧师手里，牧师立刻召集绝望的教民到教堂里，告诉他们：“你们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就是你们必须死。上帝已经不再爱你们了。”
牧师把门从外面关上，他的儿子带来了一整车胡图民兵，杀死了教堂里所有向上帝求救的图西人。
“胡图力量”的民兵根本不怕联合国维和部队对屠杀的干预，他们对国际组织的判断十分准确：一旦有士兵伤亡，西方国家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卢旺达，因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国民比拯救卢旺达的难民更重要。协助护送女总理的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残忍杀害后，作为维和部队主干力量的比利时军队立刻撤出。安理会将援助团的人数从两千五百四十八人锐减至两百七十人，留下来的这些维和士兵陷入两难的困境，连自己的生命也危在旦夕，更没有能力去保护被杀戮的图西人。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罗密欧·达莱尔的多次求援均遭到拒绝，而他写给安理会关于种族屠杀的警告也被埋没在案牍之中。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联合国维和部队被要求优先协助撤侨，而不是保护图西人。在自传《与魔鬼握手》中，他写道：“在卢旺达我和魔鬼握了手，我看到了他，闻到他的气味，还触摸到了他。因为我眼见魔鬼的存在，所以我知道上帝存在。”
对卢旺达和非洲历史文化的无知尚且可以原谅，冷漠则是不可推脱的罪责。古雷维奇书中对组织大屠杀的每一个可能性都做了推想：如果美国不置身事外，如果法国不加以阻挠，如果比利时不撤军，如果教会站出来反对屠杀，如果欧洲各国用以撤侨的数千兵力可以借给达莱尔调用……古雷维奇笔下最出彩的一个人物是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在大屠杀中，他将自己管理的外资豪华酒店用作庇护所，收容了上千名的图西难民，一时传为佳话，还被拍成了电影。他本人和家人移民比利时，成为国际知名的人权主义者。
保罗·路斯沙巴吉那
多年后，有难民站出来，出书指责保罗在大屠杀中并不是大家所说的天使，因为他向避难者索取贿赂，还和胡图军人互通有无。今年8月，保罗被卢旺达政府部门设陷逮捕，控诉罪名是“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纵火、绑架和谋杀”。
保罗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他可以用上好的威士忌去和军人换来多留图西人一天，也可以和手上沾满鲜血的胡图人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两者并不矛盾。保罗只是一个饭店经理，他不具备和暴民直接作战的能力，大饭店也并不是一个军事据点，没有联合国和任何其他国际武装力量的保护，它如何在血雨腥风中存活下来，几乎完全依赖于每天带着民兵来烧掳的胡图军官心情好坏，经营者的三寸之舌和躲藏于此的图西人所能利用到的金钱和人脉（他们通过饭店仅有的一台传真机，向能够和自己过去的工作生活拉上关系的任何国际组织和个人求救）。不少位高权重的胡图军人和官员一边推动着屠杀，一边偷偷将自己美丽的图西族妻子送进饭店避难，从一定程度上这也保障了饭店的安全。
在大屠杀中，人命皆草芥，没有谁就一定可以荫护他人。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大概只能说在同样的天灾人祸里，有的人会选择更好一些，有的人则会选择更坏一些。 保罗接受古雷维奇采访的时候说，我并没有觉得我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以为很多人都在做和我一样的事。
只是没想到四顾无人，其间只有自己。
大屠杀之后
1994年4月到7月，美国媒体覆盖最多的新闻不是卢旺达大屠杀，而是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
卢旺达大屠杀，远在非洲的一个小国里发生的惨剧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人在乎卢旺达，因为这里的土地只流血，不流石油。
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乎，应当去了解。因为这件事情并不遥远，种族的仇恨从来没有远在天边，并随时可能在政治经济的联合作用下演化为暴力冲突。
1993年4月，华盛顿特区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开放，“never again”——愿通过公共教育使人性灭绝的惨剧永不重现。而大屠杀纪念馆落成仅仅一年后，卢旺达大屠杀就给了人类一记耳光：你们从来没有反省过。
关于大屠杀，人们首先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依然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了解它发生的原因，才有可能去阻止它再发生。而在屠杀已经发生了之后，接下来该问的问题是：怎样去把破裂的国家弥补在一起，让幸存者继续生活呢？古雷维奇指责国际组织在屠杀后的救援工作混乱无序，图西人无家可归，非军事区的难民营却被大批逃避图西人报复的胡图人占领了，不少杀人凶手也混进去分一杯羹。即使把层层官僚盘削算进去，难民营每天每人二十五美分的伙食费对人均年收入仅八十美元的卢旺达人来说是非常优渥的，连邻国的扎伊尔人都羡慕得想混进去蹭难民待遇。
但这一批评实际上很难有相应的解决方式：种族屠杀刚刚结束，总不能再把身份证找出来，选择性地只救助图西人，而对胡图人弃之不顾，那么行善和为恶岂不同出一辙？再者，救援是很难做到所谓“惩恶扬善”的，善与恶的区别就像原本的图西和胡图的界线一样，是模糊和流动的。大屠杀激发了人性中的恶，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胡图人全部划为杀人凶手，将图西人全部视作无辜羔羊——善良的胡图人如保罗也会保护图西难民，愤怒的图西人也会决定对胡图人血债血偿。
大屠杀发生时，身份证上的图西和胡图字眼直接宣判了生存或是死亡。经过种族屠杀后，实行了快六十年的种族身份证制度被废除了，图西人和胡图人的身份之别却烙入卢旺达人的意识中，前所未有的清晰。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是胡图还是胡西，屠杀的印象对举起长刀的和躲在灶台下的都依然鲜明。谁也不知道，向你伸出手的是新朋友还是未知的仇人。数百年来一向自由联姻混居的胡图人和图西人，通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据统计，屠杀过后，卢旺达每六个孩子中有五个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家人被杀害或者杀害他人。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会更加珍视和平，还是会对残暴麻木不仁？
很多死难者的尸体两三年也没有人来收埋，因为能够来收尸的家人亲友很可能也已经死于屠杀。当年图西人遭到围歼的教堂和学校已经化为废墟，留下风化的白骨以死难的姿态散落在遗物间：脚没有跑过鞋，帽子丢失了头颅。
当作为人的那一部分已经死去，极少数幸存的图西人是靠动物性才活下去的：像动物一般，靠侥幸和几率躲过致命的扑击——匍匐蜷缩在树丛里、沼泽边和尸体堆中，像受伤的野兔躲过盘旋的秃鹰、脱尾的蜥蜴屏气诈死，渴望自己隐化成树木和尘土的一部分，这样杀红了眼的胡图人就不会举起长刀砍过来。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图西人用尽所有的力气和运气活到下一分钟，下一小时，下一次日出和日落，下一个村庄，下一条路障线。这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存，要作为人生存下去，是要有希望的，希望不仅仅是睁开眼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也是渴望看到它升起。
生存是一个渺小的可能性，而希望是意愿。生存下来之后，真的就有意愿继续生活吗？
人的想象力，比血液更先干涸。
1994年，坦桑尼亚贝纳科卢旺达难民营。
归来的图西人
大屠杀后的第一个奇迹是归来的图西人。
除了极少从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更多的是之前在数十年清洗和排挤中流亡和移民海外的图西人，甚至生在外国的第二三代移民，平生从未来过卢旺达，也陆续来到了满目疮痍的新家园。因为卢旺达的一切被抹平了，被仇恨和杀戮带走的希望，现在需要血肉和生命来重新养育，才能重建对国家和身份的认知。
大屠杀发生后仅仅九个月，七十五万来自非洲邻国和世界各地的图西人，带着他们近百万的牛群越过边境回到了卢旺达境内，几乎是从数量上一比一地补上了大屠杀中被杀害的数量，他们要在一片试图抹杀自己痕迹的土地上扎根。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但是苦难真的可以分担吗？ 归来的移民图西人，实际上从文化和成长环境上与卢旺达没有什么关联，就像建国之初乔迁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没有共同回忆，卢旺达是他们的未来，但不是过去。
而在屠杀中死里逃生勇敢回到家园的那些图西人，他们会原谅自己曾经的邻居、亲人、同事和同学吗？当你的好朋友杀死你的异族妻子，你能够原谅这个杀人凶手吗？杀死凶手的幼子强奸他的姐妹，就可以逆转他犯下的罪行让死者复生吗？新总统上台，社会规则重新洗牌，全国的执法人员不是已经被杀就是变成了杀人犯，又该如何把这个国家带回正常的道路上？
这是超越想象的艰难过程，而这个国家的想象力已经和鲜血一起流尽了。怎样才能让这一盘散沙的人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呢？不是新的胡图或者是新的图西，而是新的卢旺达、新的卢旺达人。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刚刚从灭绝人性的杀戮中走出来的国家，如何不通过树立“敌”来构建一个新的“我”？靠树立假想敌来强化国家团结和民族的认同感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胡图力量”通过妖魔化和边缘化图西人，构建了一个非敌即我的胡图身份，有效地驱动、组织了上百万的胡图人系统、残忍地屠杀自己的图西亲友，其中的效率和效果都是建设性的方式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没有被抹黑、被妖魔化的图西人，将整个卢旺达卷入疯狂的“胡图力量”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可能性。罪行不仅仅是将刀锋刺进无辜者的胸膛，创造、经营、推广和玩弄种族屠杀的概念也是罪行。将本相生无间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强行区别，分割出优劣两等，这是催生了无数杀戮的想象之源。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都可以根据身高、肤色、体形等炮制出所谓“优等”和“劣等”族类。这些本来是最基本的随机生理特征，将优生学强加于其上，便人为地催生出歧视和仇恨。想象出来的种族身份，最终演化为真实的惨剧。
古雷维奇在书的最后，讲了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在大屠杀三年之后，新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全民搜捕，十数万人被拘留和起诉；而小规模的仇杀和报复依然连续不绝。一小股“胡图力量”的民兵袭击了一所寄宿学校。他们把女孩子们从睡梦中叫醒，逼她们站成图西人和胡图人两队。
但是孩子们拒绝服从命令，她们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同学偷生，她们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图西人也不是胡图人，而是卢旺达人。
暴徒把她们全部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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