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汉斯‧范古里克，在对中国的喜爱和文化的浸淫下，为自己取了中文名——高罗佩。他是荷兰著名汉学家，同时也是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生于1910年，卒于1967年。
当时的荷兰，随着欧洲17世纪航海时代兴起，先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贸易等活动，后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进一步掌握南亚东印度群岛的控制权。
荷兰的殖民控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独立，才逐渐瓦解。
年幼的高罗佩，便是因循当时荷兰的殖民政策，随担任荷兰军医的父亲前往东南亚各地，在印尼爪哇岛的雅加达等地居住，从小便开始接触亚洲文化。
他在1915年于印尼的当地小学接受荷文教育，但身边不仅有荷兰人的后代、荷兰与印尼的混血儿，也有华人与印尼的混血儿，同时有着马来语、爪哇语及中文等多种语言文化充斥。
爪哇人的皮影戏，以及印尼当地传统摔角的比武游戏，都是他当时最主要的业余爱好，但接触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个中国人的奇遇》后，他意识到除了印尼文化，亚洲还有更加优越的文化。于是，他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获得更多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的知识。
可见，幼学时期的开放心态，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都对高罗佩日后多元语言文化的驳杂涵养，有着深刻的影响。
1923年，高罗佩的父亲服役期满退休，高罗佩便回到荷兰读中学。期间，他修习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更自发性地学习了中文，甚至接触学习梵文。
“高罗佩”这个中国名字，便是在此时期开始使用，后也成了他终生使用的名字。中文是由单节词的汉字构成，“高”代表“古里克”，而“罗佩”在发音上最接近“罗伯特”。
当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做了就读文学系与法律系的决定之后，更进一步加修日文，而他的老师乌伦贝克是语言学教授，为他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基础。
高罗佩系统性地学习了俄文与梵文，在大学期间发表了很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论著。1932年，他通过主修中文和日文的学士学位考试，并以《荷属东印度华人司法地位的发展》取得法律系学士学位，之后，更上一层楼攻读硕士学位，以米芾《砚石》的研究完成学业，之后攻读乌特勒支大学博士学位。
由高罗佩的求学历程，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其毕生之志愿，宛若此生非东行不可。日后，他果然如愿进入荷兰外交界服务，于1935年出任荷兰驻日大使馆秘书。
他因为住在东京“芝公园”附近，而取字“芝台”，又自号“笑忘”，系取“一笑百虑忘”之义。日后跑遍了上海、北京、重庆、开罗、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华盛顿等地，号称通晓共十五国的语言。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高罗佩担任荷兰驻华大使馆秘书，驻于重庆，公余之暇潜心研究中国语文文化，广交中国朋友，并经友人介绍认识水世芳女士并迎娶为妻，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妻子对高罗佩的评价是：
“他不是外国人！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喜欢四川菜……”
高罗佩为了展示古代中国小说中也有很好的侦探题材，于1948年自费出版了驻华期间所获得的清代《狄公案》前三十回，在中国、日本的文化界获得了极佳的口碑。
于是，高罗佩开始自行创作以“狄仁杰”为主角的故事《铜钟奇案》。他在因公往返于各国期间，持续创作《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发表各项研究著作。
遗憾的是，1967年高罗佩由东京结束工作返乡度假时，于荷兰海牙的红十字医院，诊断确立痼疾缠身的病因是肺癌，病情恶化很快，但仍在病逝前数天的晚上完成了《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最后故事《黑狐奇案》，同年病逝于医院，享年57岁。
《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并非是高罗佩的学术著作，但却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铜钟奇案》开始，他自行创作系列故事，至辞世前一晚，仍坚持完成最后一部《黑狐奇案》，耗时逾15年。他曾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发现人们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缺乏理解……我的小说也能促使这个问题受到广泛注意。因此我一直竭尽全力把最小的细节，写得尽可能逼真。”
这部小说倾注了高罗佩人生的经历与精力，书中插画也是他亲手所绘——多以版画模式呈现，线条单纯鲜明。
他原先的预设读者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但荷兰与英国的书商接连出版了《铜钟奇案》与《迷宫奇案》后，他又为书商写了三部小说。
小说推出后，从此风靡世界，高罗佩成为了名满天下的侦探小说家，也因图书市场反应太过热烈，而应出版公司的要求继续创作，终成14部长篇、2部中长篇、8部短篇的巨作，也使狄仁杰成了备受西方人喜爱的“东方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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