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朱林没有想到，他的摄影个展《洞见·现场》在成都当代影像馆甫一露面，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人在那一幅幅以田野调查式拍摄的作品面前驻足良久，有人若有所思，有人流下眼泪。
朱林祖籍阿坝州松潘县，当过工人，后来成为教师、警察。无论命运如何转变，朱林对摄影的痴迷，从少年到白头都不曾改变。20多年来，朱林一个人游荡在“非城非乡”地带，忠实记录了成都这座内陆城市，在这个时代的蜕变过程，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它的前世今生。多年来沉浸其间，朱林最深切的感受是，“我不是简单地观察和拍摄，而是在和自己对话”。
开着大货车拉煤 依然随身带着速写本
在著名摄影家陈锦眼里，朱林特别擅长讲故事，“他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讲过去、讲现在，直击人心”。朋友桑清记得，二十年前与朱林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自驾，摄影、绘画，能写能拍能开车能修车”。在他看来，朱林的镜头反复游走在无人之处，像修行一样下足了功夫，终以坚忍达成了“十年磨一剑，今日露锋芒”。
朱林说话语速不快，克制而冷静。但最近这段时间，每每说起摄影展的故事，他内心常常激动不已，甚至觉得每天都是被那些充满感慨的留言在推着走。署名为丁海燕的观后感令人印象深刻，她说，自己看展时仿佛站在了废墟边缘，闻到两位异族妇女劳作后吸烟飘来的烟味，她甚至有些惭愧，“同为女人，我们还有必要为口红色号不如意而纠结吗？还有必要为了配某款包包而再买一件相搭的外套吗？”几乎每一位看过展览的人都感到很大的触动，人们情不自禁去思考、去寻找自己的答案。人民公安报社社长孙福会也一直关注着展览，并且欣然提笔送出期许：“通过镜头记录历史传递温暖，透过镜头洞悉人性体现责任”。
1962年，朱林出生于都江堰，他自言小学、中学都在动乱年代度过，“该学习的阶段没学什么东西”。幸运的是，在野蛮生长的漫长十年里，他无意间打开了一扇艺术之门，探望到那里的美好。当年在温江的一位邻居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美院。朱林至今还记得，“他那时候画农民，画我们村里的饲养员，还画牛什么的，画得特别好。我经常偷偷地看他画画，他看到我有兴趣，就教了我一些基本功。后来他调到省美术协会去工作了。”就是在跟邻居接触的这段时间，朱林受到极大的触动，同时也激励着他不断去拜师学艺，下决心想成为一个画家。
1978年恢复高考后，渴望上学的朱林毫不犹豫报考了四川美院。那次的报考盛况他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两个报名点，重庆一个点成都一个点，成都的报名点在四川音乐学院。我挑了又挑，拿上自己的作品骑着自行车，早早就从温江出门，骑到成都。然后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音乐学院”。
报考的人特别多，排了很长的队。有老师在校门口的收发室看作品，朱林好不容易排到了，结果老师看了之后，说他的画不是很好，劝他放弃报名。他不服气，又去重新排队。第二次排到，老师一看又是他，嘴上说着“你这作品不行呀”，但看他特别执着，就给他发了一个纸牌，到里头去测试色盲色弱，最后总算领到了一张珍贵的准考证。
那时四川美院的招生比例非常有限，朱林终归没有成为高考的幸运儿。这种情况下他就参加工作了，先学习开大货车，当时算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生产技能，要严格选拔训练：半年的理论学习，半年的汽车修理学习，再跟车，跟师傅实践三个月，然后再单独实习。如此这般，经过两年的学习，朱林考取了大货的驾驶执照，被分配到运输公司，常年开着大货车拉煤、拉石头。在跑车的时候，他依然随身带着速写本，到了地方只要有时间就去写生，“那段时间画了不少素描，视野也不断得到开拓”。
1981年，朱林调到温江地区公安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成都公安市局。无论职业角色如何转变，一直以来朱林都保持着对绘画、摄影的爱好。
站在民间视角发掘红军遗迹，受到出版社关注
朱林记得，他初拿起相机开始摄影时，正赶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摄影界刮起的一股“到藏地去”风潮。他那时看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也受到很大影响，再加上身处成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进藏条件。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朱林几乎跑遍全国的五省藏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都留下他深入腹地的足迹，成为他不停采风的地方，拍下了大量图片。
让朱林越来越受到触动的是当地的人文风光。他常常深入探访当地的原住民，在走进藏区的过程中，偶然间朱林发现了大量红军进入藏区时留下的遗迹。“第一次是我到小金县时，看到当地留有很多红军的标语，后来才知道当时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两河口召开过著名的会议”。这引发了他的兴趣和热切关注，他后来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随之一头扎进去，开始大量拍摄这些鲜为人知的红军遗迹。
朱林边整理素材边在《国家地理》《中国西部》等杂志报纸上撰写专栏，把挖掘出来的一个一个小故事都发表了出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报纸杂志上的文章联系到他，经过一番努力，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出版了《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像他这样站在民间视角的挖掘此前还从未有过，后来此书还被评为有关红军的110本优秀文学作品之一。“书出来后反映特别好，不仅全部卖完，还出现了盗版”。朱林觉得，很多不为人知的红军遗迹都特别珍贵，“因为我在行走当中的发现、拍摄，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因为做了这件事，2006年公安部组织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中，朱林从全国15个警种180万报名的人民警察中入选，成为32名队员中的一员，怀着激动的心情重走长征路。他们从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路线一路北上，经江西、广西到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最后到达陕西。在此过程中亲眼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引发了他的思考，“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行为，让更多的人关注边远山区，才能使边远山区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改观”。
如果我是他们，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坚强？
朱林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本能地长期关注他们生活的变化，他们和时代的关系，“那种感情好像永远就在脑子里，骨髓里”。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发现成都开始飞速地发生变化，农村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靠拢，直觉促使他抓紧去拍摄，他渐渐开始了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变化大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比较复杂，他们带有底层民众的共通性”。
朱林拍摄的地点通常都在城郊结合地，好在和他单位所在地的大方向都一致。平时他很早就出家门，先去拍一拍再去上班，下班以后同样先去拍一拍再回家。周六日的时间基本上全部用在摄影上。“十多年我就这样过来了”，朱林直言，“到后来已经不是简单地摄影了，我是想通过这种摄影的行为，更加了解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喜怒哀乐”。
经常有人问朱林，你为什么愿意费这么大力气去拍这些现实题材的摄影作品？朱林微微一笑，“我拍摄他们的时候，经常会自问，如果我是他们，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坚强？”
有一件事让朱林特别遗憾。他一直想给一个卖肉大哥的老婆拍一张照片，最终这个心愿也没能达成。“刚开始，卖肉大哥的老婆中风了，我就争取他们的意见，能不能你们两口子合个影？我找一个角度，保证拍出来看不出面瘫”。可是还没等到拍，卖肉大哥的老婆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十来天花了十多万，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最后没办法，他把老婆拉回老家，几天以后她就去世了”。
朱林后来再去那里时，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我就发现他肉铺的生意变得特别好。大家知道了卖肉大哥家里的情况都很同情他，就到他这儿来买肉。卖肉大哥每回称好了肉以后，又会悄悄往里面再加一小块儿肉”。这种普通人身上很柔软的东西落进朱林眼里，像是会发光的魔法，吸引他去拍摄他们，记录他们。后来，朱林和一位带着生病老婆的男人也成了朋友，看到他一边给她治疗一边打工，他不禁特别感叹他的任劳任怨，结果男人告诉他，“如果我不干了，孩子怎么办？小孩子要上学啊”。
朱林总能看到在废墟上玩得很开心的小孩子，他后来发现，如果问到他们“开学回不回老家”？往往一提到这个，他们就会沉默无语，从小孩子眼里、脸上所流露出的表情，他能明显感到孩子们特别舍不得离开父母。
有一个夏天，朱林看见两个小朋友在废墟上玩砖头瓦块，玩得特别投入。他站在那看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俩在修一个房子，而且不像一般小朋友玩过家家那样修一个玩具似的房子，他俩是纯粹想修一间完整的、能容纳他俩在里头住的房子。整整三个小时过去，朱林看到他俩差不多把房子算是修成了，“他们用烂了的凉席搭了一个顶棚，还用废墟上的布料在里面铺了一个床铺，结果两个小朋友睡进去了，在里头躺着，安安静静享受着，一脸的满足”。朱林走过去问他俩啥时候搬来的？结果有个小朋友一开口就说，“来成都搬了9次家”；另一个小朋友说，“我都记不清楚我们搬了多少次家”。
一摸到那个温暖的草药水，就觉得人家把你当成自家兄弟了
朱林出去拍摄，几乎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能迅速取得那些居住者的信任。问他有什么秘籍时朱林笑言，“首先要虚拟一个很恰当的身份，再一个就是要真正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有时朱林看到他们正在干拉钢筋、和水泥的力气活，他会很大方地把相机顺手交给站在一旁的人，自己上手去试试轻重。“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把那么贵重的东西交给我，会觉得你看得上他们，同时也就产生了信任。有时还主动说‘你帮我拍一张’。下次再去老远就主动打招呼，看见我不拍照的时候就过来一起很开心地聊天。”
时间久了，朱林背的书包变得越来越沉，里面装了沉甸甸的照片。都是他帮着照完相再洗出来，下次去时再带上准备送给那些打工人的。让他无奈的是，送不出去的照片越积越多，“等不及收到照片，他们往往已经搬家了”。照片的主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寻找起来非常困难。在和这些农民工接触的过程中，朱林能明显感受到他们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不一样。他不断被一种温暖和善良感染着，就像徐徐地被一股温泉滋润着一样。每当这时，也更加坚定他继续拍下去的决心。
朱林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捡拾垃圾的母亲，就凭着微薄的收入不仅供养出来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还考取了第二外国语学院，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有一次聊天时，邻居们强烈要求看看她的女儿，“那个母亲拿出手机给大家看她女儿的照片，可是当看到邻居们那种极度羡慕的目光，她怕伤害到别人，马上收起手机关照起别人家的小孩”。目睹这一幕的朱林心里一动，“她那种内心的柔软，我看了特别感动”。
有一年端午节朱林照例出门拍照。没想到刚到一个老地方，一个大哥从家里打了一盆水过来招呼他，“兄弟你累了，来洗把脸”。他这才反应过来，南方老百姓过端午时要用一些草药熬成汤，然后用它洗脸，用以祈福祛病。朱林低头一看，一只破旧的洗脸盆，边沿已经用成灰色，破破烂烂的，里面盛了熬好的草药水。他知道那家人平日以捡收垃圾为生，洗不洗？怔了一秒钟朱林伸出了手，“我一摸到那个温暖的水，哎哟，心都暖了，就觉得人家把你当成自家兄弟了”。
越来越打动朱林的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的那种坚强，那种勇气，那种温情。“他们常常在逼仄的空间，创造出一种奇迹，就像墙砖缝里长出来的野草，生命力特别顽强”。
“米拍”平台的总监王强说起过，看朱林的作品，“里头有一种比较多元，比较有厚度的节奏”。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张在田埂边竖立着红绿灯的照片：农田还来不及收，公路已经修好，红绿灯都已经栽上，亮闪闪的夹在中间。
在朱林看来，他拍摄这个红绿灯时，“一边是农民的飞地，一边是通往城市的公路”。他当时还意识到一种现实的警示意味，“农村的人口到了城市以后，他应该遵守城市里的交通法规，我拍它实际上是一种警醒，一种开启，一种观念。但是拿来隐藏在艺术里头，让人们更加自主思考到这个东西，有一种柔软在里头”。
很多人都觉得站在那儿，像是看到了自己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来《洞见·现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人第一天就提出来应该设一个留言簿，还有的人不止一次地前来观看。大家停留最久的是展厅里盖的一间房子前，透过一截水泥墙、一扇窗，能看到房间的一角，外表残破，里面整洁。
这个布展源于朱林一次难忘的拍摄经历，也是他真实看到的生活场景。在他常去的一片农民工居住地，朱林发现差不多有三家人，虽然房子很破烂，但是他们里头的床总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铺着特别好看的床单。
在和策展人王庆松聊起这个情节时，两个人突然灵光闪现，都觉得应该表现出来，“后来王老师在展厅里还使用了一面镜子，反射出角落里那个非常干净的床和一盏温暖的台灯”。很多人留言说都觉得站在那儿，像是看到了自己。
自己的作品能被艺术大咖王庆松看中并且亲自策展，让朱林特别开心，他直言在一起布展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他记得最初把素材寄给王庆松时，“王老师是根据颜色、生活场景这样的逻辑挑选出了100张照片”。后来为了这个展王庆松到成都来了三次，“第二次来，聊天时我说起汶川地震时我看到埋在废墟下的孩子，握着相机的手怎么都按不下快门，没想到王老师当时就落泪了”。那次他们谈了很多、很深入，经过这样的心灵碰撞，王庆松推翻之前的想法又重新挑了一遍片子，最终把“儿童”作为了展陈的中心。
展望新的一年，朱林给自己许下两个愿望，一个是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他想开一门课，把自己三十多年的艺术创作和业务经验跨界融合。这也是他多年行走体会最深的：拍照片就是和人打交道，其实作为警察，更需要懂得如何和人打交道。要想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必须要讲究沟通的方法。他认为公安机关破案不仅仅要凭借现代掌握的高科技手段，最核心的就是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朱林经常向公安院校新招录的博士生、研究生以及特殊人才讲授群众关系这门课，就是具体面对群众的时候怎么办。“可能我就是一个邻家大哥，可能我就是孩子们的小学老师，只有你的沟通真正多样性，才能获得真实的资料”。他坦言，“我去卖肉的大哥那儿，偶尔会买他点肉；卖鸭子的老奶奶为最后一个鸭子卖不掉发愁时，我就给买走了。这样建立了关系以后，他们就会很乐意跟你谈天。同样，我们民警要是知道民众的疾苦，了解他们的承受力，工作讲方法、政策接地气之后，我想对整个公安，整个警队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朱林想用他自己多年的行动树立起一面人文的旗帜，“去倡导一种纯粹的、长期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对老百姓的层面可能了解得更真，更直接”。
另一个愿望是朱林对自己摄影艺术的思考，“今后十年，拍片上我会关注双城经济圈这个大的题材”。他想一直秉持着一种在客观的环境里去寻找主观事物的方式，“比方说一个充气娃娃被遗弃在废墟上，在拍它时我就会想到农民工的精神和心理的压力”。在朱林的作品中，那些堆积的生活经验自然而然融进了创作，而他恰恰想通过这些不断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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