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旦中文系教授創意寫作的張怡微，經常掛在嘴邊的句子是：“我很幸運”。
張怡微
曾有人這麼形容她：“聲小，動作輕，夾個菜也要用手兜著，舉止剋制謹慎，笑時表情收斂。”做了老師後的張怡微，明顯地鬆弛下來。今年4月份，張怡微的《家族試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通過這本書，她回眸望見了自己，曾經那個永遠被忽視、不被愛、永遠在憤怒的小女孩，每一個短篇都是自我的分身，都在訴說曾經可能變成的自己。
“身為女性，我更為敏感地覺知到生活的縫隙，是既容得下血緣之外的人員，也會奮力驅逐血緣之內的人員。有軟弱的寄生，亦有逃離。”張怡微用“家族試驗”命名自己的生活與寫作，一本小說集，亦是一段歲月與回憶的濃縮。
《家族試驗》
我的技巧在提升，但曾經的憤怒消失了
“比較顯而易見的是，我比我小說裡的女孩子都過得好。”
走過青春期後回顧《家族試驗》，張怡微覺得，每一篇文章都像是自傳，《家族試驗》是她觀看世界、觀看生活的起點，來自種種“不滿足”，對家庭不滿足、對愛不滿足、對知識不滿足。創作這些故事的初衷，是因為彼時年輕的自己看到許多殘缺、不完滿，看到成人世界令人費解的雷池，不衝進去看看觸目驚心的殘肢斷臂，就不會滿足。
在20歲到30歲的年齡，包圍她的是掙扎、困惑和不解，以及對現狀的不滿。“我一直沒有達到安全的那種狀態，一直覺得自己就不應該過現在的生活，家裡的人對我沒有期望，不需要我奮鬥，我的感受也微不足道，那是一種對自我普通的痛苦。”
在她看來，《家族試驗》中寫作了一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相比情節，更重要的是表達的慾望：當時的她，面對正常的生活總覺得哪裡不對勁，想要說出來。“如果我不寫就沒有人知道，大家都覺得你們過得很好，這是女性寫作所面臨的問題。我們拿筆的時間也不長，表達的不好不要緊，但是完全不表達，別人就會忘卻我們的聲音。”
在青年作家裡，張怡微寫的上海別有味道：曹楊新村、田林新村、上南新村……她在工人新村長大，在她筆下的《櫻桃青衣》《細民盛宴》裡，關於新村與城市片支末節的浮影反覆盤旋又出現，訴說著市井老百姓的歡笑、苦澀、希望和迷惘。這樣的晦暗和雜亂陪伴張怡微長大，也是她文學靈感的來源所在，有別於他人印象中上海的燈紅酒綠，她筆下燃燒著細碎和哀慟的煙火，又有上海人特有的矜持與欲說還休。
和同齡女作家的激烈和投入不同，張怡微似乎天生是超然的，帶著別樣的冷靜俯瞰人世間的悲歡。評論家張定浩在《家族試驗》的評論中表示，她筆下的愛情不是簡單的男女情感聯結，而是和人情世故、家長裡短融合在一起。“令她著迷的似乎不是男女兩人乃至各種更為複雜的多角情愛關係，而是所謂愛情究竟如何一點點擠入人世間其餘同樣執拗堅韌的情感關係中。”
例如《呵，愛》裡的男主角艾達，與女主角萍水相逢後就悄然離去，宛如在記憶的玻璃上呵上一道水蒸氣，留下氤氳和惆悵。“兩罐冰鎮的啤酒下肚，地上全是化開的涼水。”張怡微坦言男性在自己生活中是缺位的。“我有父親，也有繼父，一直有男性進入到我的生活，但他們沒能成為我的領導者、保護者，為我遮風擋雨。他們都不是精英，都是弱小的、自我的、有缺點的普通人。”
她的父母經歷過兩次婚姻，父親有了繼母，母親有了繼父，來自父母的寵愛是資源，需要和新的伴侶爭奪——而她向來是弱小、卑微的那個。小的時候，她會覺得父母被搶走了，現在反而會期待他們的離開。“不要再來煩我就好。”對於張怡微而言，寫作是一個自我療愈的過程，小女孩在成長中的壓抑，在一行行文字裡緩慢地消散。“我的技巧在提升，但曾經的憤怒消失了。”
“有些細微的感受，會跟隨學生一輩子”
疫情下，張怡微開始嘗試網課，她覺得自己適應得沒有那麼快，她一直驚歎於學生們的創造力，以前是“新鮮的生命力糊自己一臉”，如今卻是對網絡授課的快速適應。“網課對我這種比較年輕的老師可能是考驗，學生適應什麼都很快的，他們什麼都很厲害，是他們一直在適應我們這些古老和傳統的授課方式，就算把課堂搬到鬥魚上，他們也能很輕鬆地接受。”
張怡微和創意寫作班的學生合影
在疫情裡，張怡微也感到焦慮，甚至開始用打“動物森友會”來排解，一打就是90個小時。從臺灣回來後，她一直有囤積物品的癖好，讀書的時候，住的地方經常斷水斷電，就連洗澡也需要提前把水囤好。這也養成了她的“囤積癖”，她會在家中堆積罐頭和泡麵，本質是源於當年身處高度緊張的環境培養出的不安全感。
“從二戰結束到現在，人們會覺得安逸是生活的常態。”張怡微說，“但是上一代人所經歷的恐慌和緊張，這一代人也必將經歷，我們的社會在飛速發展的同時，抗風險的能力不夠強大。”
疫情中，由於要上網課，她不得不買了全新的平板和手機。“如果我這樣一個工作三年的老師，都覺得在設備上有壓力，那麼普通學生、甚至清貧家庭的學生，會覺得壓力更大。”在她看來，從平板到手機再到閱讀器，用於直播的設備，一整套就需要好幾萬，對於已經工作的人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對於學生而言，更是難言之隱的壓力。
“學生的感受比較細微，這些微妙的情緒可能會跟隨他一生，那些不夠自信、對生活的哀怨都需要克服，需要走很久的路，才會變得好一些。”
創意寫作的定義變得越來越豐富
作為教授寫作的老師，張怡微敏銳地關注到，創意寫作的定義正在不斷延展，變得越來越豐富，不僅是傳統的小說，也是自媒體、網文，甚至是劇本、遊戲策劃等等。她最近正在關注機器與人類情感的聯結：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人的生命體徵依靠機器來維持，例如用手機來談戀愛，抑或是植物人需要插管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張怡微和創意寫作班的學生合影
她對機器的思考，起源於對臺灣小說家瓊瑤晚年經歷的一場風波。2017年，瓊瑤為丈夫平鑫濤“阿爾茨海默症”住院治療並插鼻胃管一事，陷入與平家繼子女的糾紛。在這場牽扯到舊年婚外戀、繼子女矛盾、老年病患的長期護理、不同生死觀的衝突中。她以瓊瑤式的文字為這個沉重的議題命名：“鼻胃管——撕裂我、擊碎我的那根管子”。
一場有關愛情和家族的糾紛，最終的焦點卻是“管子”——這一切，使得張怡微對其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一根小小的鼻胃管，不僅是臨床醫學會面臨的道德困境，也逐漸進入文學視野。如果說小說創作根植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在她看來，小說營建的虛擬世界始終致力於我們對生命體驗的重新賦形，那“撕裂她、擊碎她的那根管子”就將顯現出智識之外的審美潛能。
張怡微覺得，文學的主體始終是人，文學的內容是取徑人的日常經驗並從中找到真正的神性。機器顯然不會帶領人類開拓神性的邊界，但它是一種強勢媒介，會照亮人性的衝突、世情的複雜——因為新舊環境的衝突總是混亂的、虛無的，機器不單純只是為營建更好的生活而服務，它會干擾、暴露人類，並創造新的心靈壓抑。在這些新的題材和未經關注的領域中，隱藏了巨大的創作潛能和空間。
面對外界，張怡微依舊是細膩、敏銳的，卻少了不安，多了自信和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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