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英]丹尼爾·比爾著，孔俐穎譯，後浪︱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528頁，88.00元
《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是英國曆史學家丹尼爾·比爾（Daniel Beer）所著的一部歷史研究著作，曾榮獲2017年度全球最高的非虛構史學著作獎——坎迪爾獎。
《死屋》的書名借用了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死屋手記》。《死屋手記》發表於1862年，堪稱關於監獄和懲罰的文學題材的奠基之作。小說中涉及的主題，包括犯罪與懲罰、救贖、社會轉型、俄國的民族認同等，也都出現在這本書中。作者在一次訪談中也曾經提到《死屋手記》給了他極大的創作靈感。丹尼爾·比爾在劍橋大學的專業是德國和俄國的語言文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的訓練對他研究俄國史特別是俄語文本解讀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幫助。為了寫作這本書，丹尼爾·比爾在俄羅斯從事了一年半的檔案研究工作，查閱了聖彼得堡、莫斯科、託博爾斯克、伊爾庫茨克的相關檔案，同時運用了十九世紀的新聞報道、官方報告甚至俄國小說，為讀者呈現出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殘酷性和囚犯悲劇性的命運。
作為蘇聯史的研究人員，我對俄羅斯帝國史並不算特別熟悉，但對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多少有所瞭解。十二月黨人和他們妻子悽美的愛情故事，我經常在上課時講給我的學生，因此我對這本書抱有很大的期待。
《死屋》以翔實的資料，客觀冷靜全景式地描述了沙俄流放制度的方方面面。既無一味妖魔化的抨擊，也沒有英雄主義浪漫化的敘事。全書分為十四章，主線是按照時間線索來敘述十六至十九世紀沙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歷史變遷；另外還有一條暗線講述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來自俄國社會各個階層囚犯的命運以及他們對西伯利亞流放制度乃至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的影響。這其中有我們所熟知的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波蘭起義的失敗者，還有來自沙皇俄國最底層的流放者，最後以二月革命爆發和沙皇俄國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最終崩潰而結束。
西伯利亞“新世界”的野心與困難
隨著俄國人向烏拉爾山脈以東的推進，沙皇政府越來越認識到西伯利亞是一個寶藏，具有重要戰略價值而且資源豐富。但由於惡劣的地理環境和氣候，俄國的絕大部分歐洲居民並不願意遷徙到西伯利亞去，沙皇政府就設想將犯了罪的人驅逐到西伯利亞，既對他們實行了懲罰，又可以緩解當地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於是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應運而生。
按照沙皇政府的設想，西伯利亞流放地具有刑罰和殖民雙重功能。俄羅斯帝國政府想做的，不僅僅是把社會和政治混亂關進這樣一座沒有屋頂的大監獄中，清除舊世界不受歡迎的人，同時在新世界填充人口。為服務開發西伯利亞這個更廣闊的計劃，流放系統將管理並利用日益增多的流放者。在理論上，俄國的罪犯將辛勞地開發西伯利亞的自然財富，並在西伯利亞偏遠的地區定居，這個過程中，他們將體會到自力更生、節儉剋制和勤奮耐勞的美德。然而，沙皇政府在流放制度的實施過程存在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
在去往西伯利亞途中的一個休息站，囚犯點名，20世紀初
首先，將罪犯們如數押送到流放地，本身就是一個艱鉅的任務。中央政府無力提供後勤保障，地方官員把健壯的囚犯截留下來，大多數犯人密謀逃跑和謀求減刑。由於暴力與性病的肆虐，流放隊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腐化和墮落下去。中央政府試圖對流放制度進行改革，但是收效甚微。在流放途中，押送官員依賴地方官員與農民的饋贈，依靠由全體犯人組成的“罪犯協會”來維持流放隊伍的秩序。其次，惡劣的自然環境損害了流放犯的健康，使整個流放過程變得更加艱苦，基本上不符合流放地的經濟原則。“弗拉基米爾路”是十九世紀初的一條著名流放路線，途經弗拉基米爾、喀山、彼爾姆、託博爾斯克、秋明和伊爾庫茨克等地，流放隊伍至少要耗費兩年時間才能走完全程。犯人們衣衫襤褸、疾病纏身，根本不能投入勞動。他們想方設法地躲避苦役，寧願去乞討、偷盜和掠殺。逃跑的人以搶掠當地農戶為生，成為流放地的不穩定因素。西伯利亞成了充滿暴力的邊緣地帶，難以被納入沙俄帝國的有效管轄範圍，無法為國家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再次，罪犯們不能滿足西伯利亞開發項目的需要，反而對當地農民的生產活動產生消極影響。從十八世紀後期開始，組建流放家庭被視為罪犯改過自新的證明。沙皇政府試圖讓這些罪犯在流放地安家，把他們轉變成西伯利亞的農戶。但是這個辦法不太奏效，因為流放地的婦女人數很少，女囚犯成為犯人們爭奪的資源，而當地農戶又不肯將女兒嫁給罪犯。總之，流放犯人數的劇增、政府監管的失控以及當地環境的影響，這些都導致西伯利亞流放地變成一個充滿暴力與罪惡的邊緣地區。
《弗拉基米爾路》，這是伊薩克·列維坦描繪“鐐銬之路”的象徵性油畫，罪犯們正是沿著這條路走向流放地，1892年
流放地“十二月黨人”們的神化與重生
提及西伯利亞，就不能忽視十二月黨人和他們妻子的故事。十二月黨人起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運動。很多俄國軍官在從拿破崙戰爭的戰場回來時頭腦中裝滿了新的思想，他們開始認識到俄國農奴制是一個可恥、落後的產物，併為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恥。他們在1825年12月14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加冕的那一天發動了政變。忠於沙皇的軍隊迅速包圍並鎮壓了他們。他們當中為首的五名“主犯”被判處絞刑，其餘大部分人（一百二十一人）褫奪了公民權被髮送到東西伯利亞服苦役。近兩百年來，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國都把十二月黨人的故事給神話了，認為十二月黨人是俄羅斯貴族高貴精神的一種符號和一個象徵；同樣被神話的，還有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認為她們為了愛情毫不猶豫地放棄一切，追隨丈夫，共赴西伯利亞。俄羅斯和中國的文人墨客寫了大量的詩歌歌頌十二月黨人及其妻子。然而從丹尼爾·比爾的書中我們讀到了與之前想象中不太一樣的一些東西。
首先，這次起義是非常魯莽和輕率的，連起義的同情者普希金也在自己的長篇敘事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中表現出過對十二月黨人密謀的輕視——“年輕的頭腦無事可做，成年的淘氣鬼也藉此作樂”。
其次，並不是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都表現出了對革命事業的忠貞。在起義當天，起義的重要策劃者和領導者特魯別茨科依（一位著名的十二月黨人妻子特魯別斯卡婭的丈夫）沒有出現在廣場上，他在避難奧地利大使館前就已經向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了。另有一位重要的十二月黨人伊萬·蘇希諾夫在起義失敗後也曾向沙皇尼古拉寫信請求寬恕。
再次，許多人在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追隨丈夫共赴西伯利亞這件事上看到了浪漫愛情和自我犧牲精神，看到了對尼古拉時期貴族生活的責任典範和榮譽規範的拋棄，但事實上並非所有因素都帶有浪漫主義色彩。中國人所熟知的三位著名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的情況也各有不同。上文提到的那位特魯別茨科依，將他要被流放這件事說成是對妻子特魯別斯卡婭基督教美德的一種考驗。瑪利亞·沃爾康斯卡婭在和謝爾蓋·沃爾康斯基公爵結婚時幾乎不認識他，她那年只有十七歲，丈夫三十四歲，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前，他們結婚剛一年多，丈夫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所以沃爾康斯卡婭宣佈隨丈夫流放與其說是因為忠貞的愛情倒不如說是被某種輿論的力量所左右。正如書中所述，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俄國的浪漫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對情感的頌揚，還提供了一系列關乎高尚行為的公共守則。拜倫式的文學作品在俄國精英階層中非常流行，它們為當時受過教育的人提供了可效仿的範例，而其中，婚姻誓言的神聖性意味著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應該分擔丈夫的命運。對於亞歷山德拉·穆拉維約娃而言，追隨丈夫共赴西伯利亞的原因也大體如此。另外，俄羅斯文學界和輿論界也更願意把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塑造成犧牲者。所以，與圍繞著十二月黨人的種種神話相比，他們並不是聖人；但國家對於十二月黨人的懲罰卻提高了他們在受過教育的俄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謝爾蓋·沃爾康斯基
瑪利亞·沃爾康斯卡婭
儘管十二月黨人在流放前被褫奪了公民權和貴族身份，但與其他囚犯不同，他們可以經常性地得到家族方面的資助，因此經濟條件較好。在他們的要求下，書籍、雜誌和報紙從俄國歐洲部分湧來，使得他們可以一直跟進了解帝國和歐洲發生的事件。十二月黨人出自俄國最高級別的精英階層，受過古典教育，大部分人通曉多國語言。實際上，流放對他們來說是一段“美妙的道德、智力、宗教和哲學的學習時間”。他們是西伯利亞出現的第一批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上層社會人士，他們的言行舉止遵循的風尚完全不同於當地的官僚。他們在西伯利亞經營農場、建立孤兒院和學校以幫助當地民眾，這些都令當地民眾受益，十二月黨人讓歐洲知識階層在西伯利亞站穩了腳跟。當初的那些虛無縹緲的理想開始落到了實地。
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並不是政治上的湮沒，而是政治上的重生。當然，這些起義者從來都不是他們的支持者描繪的那種道德質樸、無法安撫的革命犧牲者。但他們在流放地的生活確實給同時代人提供了一個關於共和主義理想和愛國主義美德的振奮故事。在赤塔和彼得羅夫斯克扎沃德，十二月黨人對自由、平等、博愛的持續追求，是對沙皇制度中壓迫性社會等級制度的含蓄否認。他們在西伯利亞的公民活動——他們的園藝、他們的教學工作、他們的民族誌研究——表達著他們對公益的熱情追求。總之，他們為自己塑造了一種仍然忠於1825年12月14日的理想的生活方式。而這些十二月黨人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他們的民主理想和愛國理想成了新一代激進分子——民粹主義者甚至列寧主義者之間的橋樑和紐帶。
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因政治原因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由於地理位置偏僻，遠離國家權力中心，這些政治激進分子像他們的前輩十二月黨人那樣在西伯利亞獲得了韜光養晦的良機。與其他流放犯相比，貴族出身的犯人們能夠得到更好的待遇。他們往往花錢購置生活物資，還能獲得地方官員和農民的饋贈。到達流放地之後，他們也享受特別優待，可以僱人幹活，有充足的休閒時光。而流放至西伯利亞的波蘭革命者的境遇就比較糟糕，由於傳統和宗教習俗方面的不同，他們很難適應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波蘭人的逃跑事件層出不窮，讓沙俄政府和流放地官員感到頭疼。這些經歷被寫成波蘭人反抗沙俄統治的英勇事蹟，繼續激勵著年輕一代的波蘭起義者。未來的革命領袖們列寧和托洛茨基在流放期間堅持閱讀和寫作，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常與各地友人通信。而此時亞歷山大三世在全國實行高壓統治，鎮壓爭取言論自由的人群，驅散遊行示威的學生們，逮捕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這些措施加大了俄國社會與沙皇政府的嫌隙，激發了俄國民眾對沙俄政權的強烈敵意，年輕一代中間湧現出很多政治激進分子。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反對侵犯個人權利、呼籲廢除流放制度已經成為俄國社會的共識。一場針對沙俄政府的政治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西伯利亞的暴力文化與俄國革命
此外，作者還提到西伯利亞的特殊環境對革命者的精神影響。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政治流放犯越發敏感、孤僻與多疑，彼此之間互相猜疑和爭吵。這些心理問題成為日後布爾什維克黨派別林立的原因之一。其實，筆者認為還有一個更顯著的影響因素，那就是西伯利亞的暴力文化。
在西伯利亞地區，人們經常要直面現實生活的粗糙與殘忍，習慣於以暴制暴和怙惡不悛。西伯利亞流放地的婦女們被當作娼妓，時間一長她們就開始從事賣淫活動，耳濡目染之下，連孩子們也學會了坑蒙拐騙。而這種暴力文化與俄國中上層社會的生活習慣是大相徑庭的。自從彼得大帝改革以來，俄國中上層社會就逐漸接受了以法國文化為代表的歐洲文明風尚。他們學會了說法語、吃西餐、講究衛生、注意儀容與舉止。個人榮譽也成為上流社會最珍視的東西，例如貴族青年通常以決鬥來解決私人矛盾。與此同時，社會底層民眾平常說的是俄語，他們還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活。這自然使得俄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不可跨越的鴻溝。而西伯利亞流放經歷使俄國的貴族知識分子有機會接近和了解俄國底層社會的狀況，因為他們失去了享有特權的身份，被迫去適應流放地和苦役營的生活，去理解另一種“生存哲學”。當這種暴力文化從偏遠的西伯利亞來到了歐洲社會，俄國的革命精神就在沙俄帝國的權力中心區茁壯成長了。從1905年起，社會革命黨經常組織眾多恐怖活動，而這些政治行動往往轉變成單純的犯罪和暴行。縱火、強姦、打砸搶、大屠殺和謀殺，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其中受害者就包括很多普通民眾。從暴力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1917年革命沒有完全廢除沙俄政府的流放制度那一套。得益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新政權的“流放制度”以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出現，其著名例子之一就是古拉格勞改營。如果就像蘇聯官方歷史記述所言，西伯利亞流放史是聯繫布爾什維克黨與十九世紀俄國政治激進派的重要紐帶，那麼暴力文化也許是這條精神紐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託博爾斯克中央苦役監獄，19世紀80年代
不足與瑕疵
《死屋》無疑是一部關於沙皇統治時期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傑出作品。儘管作者是以極其平和地語調來描述這段歷史。但是不公正的事件和暴行故事讓人歷歷在目。但是本書也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
首先是翻譯問題。舉兩個簡單的例子。一、譯著中第五章的標題是《民主共和國》，查閱英文原著，標題為“Decemberist Republic”，這裡應直譯為“十二月黨人的共和國”為好。本章講的是十二月黨人在流放地進行思想傳播和社會實踐，直譯則更能反映出主要內容，還能呼應前文所述；二、譯著中第407頁，“1904年2月17日，五十四名政治流放者——親納粹派人士、布爾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把自己關在羅曼諾夫的房子裡。”眾所周知，那個時代是不可能有納粹分子，也就不可能有親納粹分子。查閱原文後才知道，作者在這裡寫的是“Bundists”，熟悉俄國史和國際共運史的朋友應該都知道，這是“崩得”分子，“崩得”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的俄文縮寫音譯。另外，譯文中有大量歐化長句，讓讀者的閱讀體驗並不是那麼好。在對照英文原著後，我認為譯者的英文水平不錯，基本上還原了這本書的大致內容。但是如何做到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翻譯的更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這還需要好好琢磨。
其次，這本書經常大段地直接引用原始檔案，往往篇幅過長，影響到內容的連貫性。在史學研究中，大段引用史料是最省事兒的，而如何去分析探討史料背後所要表達的問題才是最難的。在某種程度上，過多的直接引用破壞了敘述的連貫性。讀者很容易沉浸於具體案例的某個細節問題，而忽略了作者要論述的觀點。另外，作者過多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筆記》和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等文學作品。而這些作品對流放生活的描述中參雜了過於強烈的個人情感。歷史學家在引用文學作品時需要極為謹慎和批判性的態度，否則就會削弱史學論著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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