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紅鬆繪
我還算個愛旅遊的人，不過不愛逛景點。一方面哪兒都是人擠人，低頭十萬雙腳，抬頭十萬個腦袋；另一方面，我對名川大山或者名人蹤跡也沒那麼高的熱情。說得“裝”一點兒，我的興趣不在“自然地理”，也不在“人文地理”，主要在於“生活地理”——到哪兒我都願意在街上瞎轉悠，看陌生地方的人怎麼吃飯、娛樂、跟老婆吵架，不管人家過得跟自己一樣還是不一樣，都算沒白來。都說作家要“深扎”，我“扎”得可能不深，但“扎”的方向或許能讓自己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對於常年生活的北京，此類印象當然更深一些。外地朋友愛說北京“大”，“大”讓北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氣息。以前作家王朔就說過，衚衕裡的“老北京”和城門外的“新北京”不是一個“北京”，現在何止於此？朝陽海澱不同，城南城北不同，商務區、科技區和住宅區又各有不同。有時只隔一個街區、一條馬路，街上人的狀態就全不一樣了。而我想，如果寫出某一個特定的、有代表性的區域，就算寫出了今天北京的一個側面。選擇麥子店這個地方寫篇小說，大概也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麥子店在北京不算多麼特殊，坐落在東三環附近，人口比較密集，原先盡是老工廠宿舍，後來也見縫插針建了一些豪華或時尚的場所。這種地方當然也是本地人和外地人混居。因為交通方便，又有不少用於出租的舊房子，因而就成了相當一部分“北漂”最初的落腳地。有一陣我老在那片吃飯，飯館的人氣明顯比城西城北要旺，有些地方恨不得得用英語點餐，有些地方恨不得把你轟到門口蹲著吃。也常看到年輕人在街上焦慮地遊蕩，充滿目標但又沒有目標，尋找方向但又漫無方向。焦慮多了自然迷惘，有了迷惘才能發生故事，因此《玫瑰開滿了麥子店》或者可以定義為一個有關迷惘的故事。
當然，這個迷惘的故事仍然發生在普通人身上。比起超凡脫俗之士，普通人的迷惘沒有那麼幽微而百轉千回，但因為它的真切而更有象徵意義——起碼我是這麼認為的。主人公王亞麗的困惑之處在於：出門討生活，除了混口飯吃，是否還需要在精神上找個依靠？而她身上的懸念在於：當外在的精神依靠倒塌，又能否從自我心底煥發出證明“人之為人”的力量？故事當然會有衝突、糾結和誤會，但在最後，我還是選擇了相信人的“一念之善”——當王亞麗飽嘗被欺騙、被勒索的苦楚之際，仍然爆發出某種救贖的衝動。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篇以情節高潮為敘述方向的小說，我儘量讓高潮同時出現在人物的心理層面。
寫這篇小說，對我來說也是進一步認識北京的過程。我在北京出生長大，動輒有人對我說“你們北京人”，但聽到這話，我卻總想說，“我們北京人”還真代表不了北京。只有本地人的故事，太單調了，也不切實際，難以容納我在這座城市感受到的複雜性。不只北京，我想上海、廣州同樣也是如此。我們寫小說的人，能否通過一個關於精神領域的故事，反映出社會層面的巨大變化？又能否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之外，抓住城市生活中更日常、或許也更本質的特點，也即“生活地理”？具體地說，當故事裡的普通人只用他的言行就能讓讀者感到自己正在看的就是今天的“北京”，這個故事才算完整。
不知《玫瑰開滿了麥子店》在這方面做得是否成功？但我願意朝著“生活地理”的目標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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