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阿來的《塵埃落定》出版。
當時也有文學排行榜，這書有時排在第一，有時又掉到了第二三名。有記者問阿來對此怎麼看，阿來說，現在的第一名或許到明年就沒了，但十年之後，《塵埃落定》不但還在書店，更會在重要的地方。
這話雖狂，卻也成真。自初版以來，《塵埃落定》銷量達數百萬冊；2000年，它以“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近日，在《塵埃落定》獲得茅盾文學獎二十週年之際，長達470多頁的全新版《塵埃落定》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
10月14日，阿來與作家、評論家李敬澤做客單向空間·杭州樂堤港店。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10月14日，阿來與作家、評論家李敬澤做客單向空間·杭州樂堤港店，與讀者分享《塵埃落定》走過的這二十多年。李敬澤說，1998年的絕大部分東西都已被歸檔了，但《塵埃落定》還在這兒。即使再過二十年，年輕人依然會翻開《塵埃落定》，會在那個下雪的早晨，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
全新版《塵埃落定》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
它源於歷史，又走出了歷史
三十歲的阿來在縣中學當歷史老師，他教學生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哪一年，鴉片戰爭發生在哪一年，陳勝、吳廣什麼時候起義……可有一天，他突然發現，大家的歷史觀似乎總有一個缺失，就是對地方史一無所知。住在社區的人不知道社區從何而來，住在鄉村的人不清楚鄉村始於哪裡，就連他自己，只知道爺爺曾是茶馬古道上的大商人，然後什麼都沒留下。
“對歷史，我們好像什麼都知道，又好像總在一個懸空的狀態裡。”
於是他開始做地方史研究，花了四年時間，走遍了四川省阿壩地區幾萬平方公裡的土地，研究這裡曾有的十八家藏族土司的來龍去脈。到今天，當地的土司後人沒有一個能像他那樣對這段歷史張口就來，說得清清楚楚。
不過在做調查的那四年，阿來並不急於寫出在心中蠢蠢欲動的故事，而是等調查全都結束了，才坐在桌前，讓一字一句傾瀉而出。小說通過一個傻子少爺的視角，以史詩的架構講述了在20世紀上半葉藏族土司制度崩潰過程中的一個個鮮活生命與他們的命運選擇。
阿來 （若無特別說明，本文圖片：浙江文藝出版社）
好玩的是，那時阿來還擔心小說寫得“太像哪一家”，結果現在土司後人們紛紛表示《塵埃落定》寫得就是自家的故事。
“一開始，我們對這本書的焦點會放在土司制度，藏區變革等等。但在這本書二十二年的徵途上，它漸漸走出了自己的歷史。實際上讀者已經為它生髮了很多新的東西，有的甚至是阿來都沒有想到的。”在李敬澤看來，一部經典的或者正在成為經典的作品，一定有堅實的歷史基礎，一定有作家本人在創作時的考量，但如果它永遠停留在那時那地，就成不了好作品。
“《塵埃落定》就是一部一直在‘長’的作品。我們會在這裡感受到我們的迷茫，也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非常美的東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已經成為了我們現代人心靈境遇的‘鏡子’。”李敬澤說。
2000年，《塵埃落定》以“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它懷念浪漫，變成了鄉愁之書
在小說後記中，阿來坦言自己在用小說懷念那生與死，鐵與血的大浪漫。
這樣的浪漫是什麼？阿來說，當消費主義開始出現，很多浪漫是被商業定義與引導的，比如一個小酒吧，一根小蠟燭，一束玫瑰花。可在曾經動盪的時代，還有另一種不管不顧的英雄主義的浪漫，就像即便塔娜告訴傻子少爺她是為了家族利益才和他在一起，即便那愛情在得到時就已破碎，傻子少爺依然投入其中，不管不顧。
“過去真是充滿傳說的時代。”在做調查的那四年，阿來聽來了無數有點野蠻但充滿血性的傳說，那些故事具有無比的情感衝擊力，讓他雖不能至也心嚮往之。他一邊一點點地融入消費主義，一邊還在骨子裡回味著那時的浪漫，“穿越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在書裡我們可以重新將那種生活經歷一遍。”
李敬澤
對於這份浪漫，李敬澤更願意稱之為“鄉愁”：“鄉愁是一個人或一個文化對過往的記憶，不僅包含著過去是什麼，還包含著人應該是什麼，生活裡應該有什麼，這是鄉愁。所以，當我們熱愛田園，熱愛鄉村，熱愛大地，不僅僅是因為很多東西正在逝去，也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些東西包含著在我們生命中非常珍貴的的價值。”
他特別說到，當後人一次次翻開《塵埃落定》，總會看到人與世界的關係是那樣簡單、直接而熱烈。“從某種程度上講，《塵埃落定》隱藏的一個主題是現代的來臨。從1990年代到現在，我們經歷了巨大的現代性浪潮。”
二十多年前李敬澤就寫過一篇有關《塵埃落定》的文章，題目是《為萬物重新命名》。“何為為萬物命名？這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在現代之前，萬物是沒有名的，萬物自己存在，人與萬物的關係是直接的。”
所以他相信，《塵埃落定》對現在的讀者來說已經變成了一部鄉愁之書，一部關於我們也擁有過天真未鑿時代的書，同時也是我們對於天真未鑿時代的嚮往與懷念之書。
寫完這本書，他和故鄉和解了
阿來的故鄉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李敬澤的“鄉愁論”讓阿來直言自己“被點醒了”。
阿來說，他生在1950年代末，一個貧困的時代，等到上小學時又有了“文革”，趕上了在學校裡不學文化的時候。一度，故鄉在他眼裡就意味著飢餓、貧瘠與苦難，他唯一的夢想就是離開這裡，越遠越好。
等到上了學，讀了書，重新回頭看，他偶爾也會自問一句難道故鄉只有不堪嗎？後來他在縣城裡教書，因為教得好，當上了當地的政協委員。那時二十多歲的阿來愛穿一身紅色的羽絨服，留著長頭髮，很受大家喜歡。
“當時政協裡沒什麼知識分子，大部分是過去時代留下來的那些人，比如喇嘛、土司。開會時所有人都沒精打採的，一旦發言都是同意。到了晚上，大家喝了酒，談到了過去，這些人就活過來了，眼睛放光，腦門放光，後來整張臉都放光。第二天一開會，又黯淡無光了。”
這些人給阿來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他發現故鄉深處原來還有那麼有精氣神的高貴的一面，還有那麼富有英雄主義的一面。
“在我的少年時代，這些面都是不在的，所以我一直對它們有一個憧憬。恐怕這就是我寫《塵埃落定》的動因，那是更久遠的鄉愁，是與故鄉山川大地相匹配的浪漫的英雄氣質，我好像在歷史深處把這些東西找回來了。”
寫完《塵埃落定》時阿來34歲，兩年後他離開了故鄉，那時書還沒有出版。有朋友說：“是故鄉養育了你。”可阿來並不喜歡這樣的說法。每每有人問起，他會說：“寫完這本書，我離開故鄉就更有勇氣了。因為我倆至少是和解了，或者是兩清了，那些糾纏都放下了。”
現場
塵埃落定，向死而生
在小說的結尾，傻子少爺死了，血慢慢地在地板上變成了黑夜的顏色。
有讀者一臉惋惜，為什麼要把他寫死了呢？
阿來的回答又回到了那些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們，只有在喝酒回憶往事時才作為真實的生命存在。他們給了我一個固執的想法，就是一個人要活在他自己的時代，如果這個時代結束了，生命繼續存在也是行屍走肉。甚至我到現在還是抱著這樣的生死觀，如果發生大的時代變故，我寧願也來一個自我了斷。”
傻子少爺的結局，也讓“塵埃落定”這四個字久久地在許多讀者心裡盤旋。
這個書名一向為阿來滿意。他說，無論在佛經還是聖經裡，都有一個說法是無論曾經如何喧鬧張揚，最終還是塵歸塵，土歸土，一切降落。這個書名暗含小說裡出現的場景，也有一點佛經的宿命意味在裡面。
在現實生活中，阿來也是悲觀主義者。“人這一生要面對各種艱難困苦，而最宿命的是，最後死亡會將所有東西都抹去，讓一切變得沒有意義，變成空。”
“但轉頭一想，如果你將這個生命偶然來到這個世界看成是一個小奇蹟，就會想著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叫它更充實一些，更美麗一些，更健全一些，更豐厚一些。”說到這裡，阿來又給自己的“悲觀主義”加上了幾個定語：樂觀的、有建設性的。
“說白了，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人會死，就在於人是有限的。”李敬澤稱，如果我們是永生的，那幹什麼都提不起勁，著什麼急呢，反正後邊還有一千年，一萬年。“但我們的生命是如此有限，所以海德格爾講人是向死而生的。正因為我們會死，我們才必須讓生命變得有意義。在這一點上，我與阿來是很一致的。”
“《莊子》裡有一句話——‘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實際上講的就是塵埃。從這個意義上說，‘塵埃落定’作為一個詞，是特別有力的肯定性的，真像是‘永遠落不定的’。”李敬澤說。
在《塵埃落定》之後，有朋友和阿來說以後就這樣寫，這種寫法大家喜歡，但阿來接下去交出了更寫實、更凝重的《機村史詩》。“我當然希望有商業上的成功，但更重要的還是內在的藝術創新的衝動。我覺得我遇到的每一個故事都需要一種不一樣的形式，然後才有形式與內容的互相生髮，彼此成就為另外一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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