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湯達
想象力的療愈
一個唐璜式的作家自殺了。他在大學教寫作課，結過三次婚，有過無數次婚外情，不斷跟自己的女學生發生關係，喜歡在城市裡漫遊閒逛。面對日益衰老的軀體，面對網絡時代嚴肅文學的失落，他失去了激情和信念，選擇了結束生命。在他的身後，留下兩個哀悼者：他從路邊撿來的名叫阿波羅的大丹犬，以及他的異性好友、同事兼情人——“我”。
《我的朋友阿波羅》，作者：（美）西格麗德·努涅斯，譯者：姚君偉，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11月
“我”迫不得已，冒著被趕出公寓的風險，領養了阿波羅，因為誰都不想要它。它太大了，一百八十磅的體重，壽命所剩無幾，患有關節炎，在作家死後得了憂鬱症，固執地守在門口，等待死者回歸。當它隱隱意識到再也見不到它的主人時，它陷入一種難以言傳的憂傷之中。
兩個孤獨的哀悼者生活在一起。“我”自始至終都在和死者對話，無法走出深沉的悲痛，整本書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娓娓道來：
這就是你尚在人世時和我談論的最後一件事。
你的訃告上有兩處錯誤。
在你的追思會上，我無意中聽到了一些事……
這怎麼公平啊，怎麼可能所有這些人、這些凡夫俗子，一個個都活著，而你——
在這漫長的、療愈般的傾訴中，“我”提到了無數苦難女性的故事，提到了死者的三任妻子，提到了兩人的往事，提到了彼此都很喜歡的作家作品，提到了寫作的困境、文學的尷尬，以及對大學寫作課的種種感想，也透露出“我”跟阿波羅的相處過程，兩個生命如何建立起相依為命的情感：
起初，我有時發現他盯著我看，但當我回頭看時，他卻轉過身去。現在，他經常把腦袋擱在我的膝蓋上，目光投向我，一副要開口說話的表情。
一天晚上，我醒來發現阿波羅在床邊，他咬著我睡著時弄掉的毯子往回拉，顯然是想給我蓋上。
阿波羅有一個最喜歡的玩具，一根用硬橡膠製成的大紅色的玩具繩。我喜歡我們玩拔河遊戲時，他發出的那種可笑的怪獸狗的聲音。但對他而言，最大的樂趣似乎是讓我贏。
然而，阿波羅註定時日無多。“我”沒有來得及從一個朋友的死亡陰影中走出來，就要準備迎接另一位朋友的死去。面對這一切，“我”選擇的辦法，還是寫作。是虛構。
最終，讀者難以從“我”的講述中分辨哪些是真實，哪些是想象。其實，兩者的區別很少，在這樣一個故事裡，想象只不過是經過轉化了的真實。“我本人更傾向於同意多麗絲·萊辛的觀點，她認為，在獲取真相這件事上，還是想象力更起作用。”
不合時宜的文學孤獨症
原文書名my friend，這裡所謂的“朋友”，既是指那條叫阿波羅的狗，也是指“我”在全書中一直與之傾訴的“你”。翻譯成《我的朋友阿波羅》，等於遮蔽了那位更重要的主角。譯者和出版人大概有理由相信，對時下的讀者而言，一隻大型寵物狗的故事，比一個自殺作家的故事更有噱頭。
大丹犬，是中古時代貴族喜好馴養的大型犬類，因為體型高大威猛，也被稱為“太陽神阿波羅的狗”
就是這樣一本小說，獲得了2018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作為普通讀者，我感到有些驚訝。是的，這本書無意間涉及很多時下的熱點問題，關於性別、種族和文化衝突等等。然而，任何一本誠實的當代小說都難以迴避這些話題，這不能算這部小說優秀的原因。我真正驚訝的是，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一本關於寫作和療愈的書，一本文學理想主義者不合時宜的夢囈之書，如此小眾，如此抗拒流行文化，結果卻能獲得如此廣泛的認同和榮譽。
我們對此應該感到欣慰還是困惑？作者努涅斯本人大概也會這樣問自己。書中談到文學的失落時，這樣寫道：“無論是誰說的，你都會同意這一觀點：一本真正的好書不會擁有超過三千名讀者。”
整部小說都是孤獨的囈語，是與死者的談心，以一個朋友、導師和戀人的死亡開始，以一隻溫暖人心的狗的死亡結束。
這樣的設置，等於在考驗作者真誠的極限。只要有一點點油滑，一點點誇張的戲劇性，就會毀了這部作品。你必須始終沉浸在那份悲痛之中。你不能手舞足蹈地講故事，不能有頭有尾地渲染情節，不能冷靜客觀地置身事外。你甚至不能暴露一丁點的言不由衷。這本小說並沒有追求什麼實驗性，它之所以特別，之所以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只是因為它必須尊重這份真誠和情感。
努涅斯做到了這一點，憑藉她對自我安慰和多愁善感的警惕，她寫出了一種真實的、動人的感觸。
同為寫作教學者的自我質疑
作為讀者，我和努涅斯本人一樣，跟書中那位敘事者，以及那位死去的作家都有著相同的職業，都在大學裡教寫作課。更巧合的是，我和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學偶像J.M.庫切，一個冷峻的懷疑主義者。
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
可想而知，我對這部小說有著超出一般讀者的強烈共鳴。我深知書中展現的那種無奈：曾經指引我們走上文學和寫作之路的奉獻精神和虔誠心態，如今成了落後於時代的標籤。我們開出的書單，總是受到年輕人的鄙夷。那些所謂的文科尖子生根本不懂文字的好壞，而且毫不在意標點符號的位置。學生們找各種藉口逃避閱讀作業。大學校園已經離文學那麼遠，以至於我們不知道如何安置自己的理想，安置我們心中的神明。
書中發出了太多我想發的牢騷：
如今每個人都寫作，就如同每個人都排便一樣；一聽到天賦這個詞，很多人就想伸手去拿槍。
加裡森·基勒是對的，你說，當人人都是作家的時候，就沒人是作家了。
你不再相信小說的意義——而今，一部小說不管寫得多麼精彩，不管其思想多麼豐富，都不會對社會產生任何積極影響。
我在教書時注意到，每一年我的學生對作家的評價似乎都要降低一點點。但是，當那些想成為作家的人以消極的眼光看待作家的時候，這又意味著什麼呢？你能想象一個學舞蹈的學生對紐約市芭蕾舞團有這種感覺嗎？或者年輕運動員鄙視奧運冠軍呢？
牢騷歸牢騷，“我”雖然對文學的處境不抱希望，同時卻又懷著期待去參與各種寫作項目，為治療中心那些受過創傷的女性上寫作課，期望寫作能夠幫助她們排遣噩夢。這本身證明瞭對寫作懷有的信念。
西格麗德•努涅斯與校友Stephen Kuusisto
然而，寫作這個行為，也許從根本上講，註定無法自然地融入公共語境之中。不是時代和社會的問題，而是寫作本身的問題。如果它是真誠的，就必然帶有一種私密性，一種侵略性，一種不道德的意味。書中寫道：
無論哪次我去參加讀書活動，我都忍不住為作者感到尷尬。我會問自己，我希望臺上的那個人是我嗎？真實的回答是，絕對不希望。而且不僅僅是我。你可以感覺到其他的聽眾，也是同樣的不自在。
寫作本身已經足夠矛盾和尷尬了，更何況是教寫作呢？努涅斯提到，學生們經常提出質疑，認為裡爾克這樣的作家聲稱寫作需要牧師般的奉獻，試圖將寫作當成一種宗教，這種觀點是荒謬的。他們指責那些經典作品是意識形態的結晶，他們感覺不到那些作品是在對他們說話。他們認為，屬於經典作家們的世界已經消失了。
我知道她說的都是真的。因為我每天都在體驗這一切。是啊，文學正在消亡，我們這些教寫作的人，不正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一樣嗎，帶著滑稽的優越感，以懂得茴字的四樣寫法而得意，實際上卻已被時代輾軋而過，遠遠甩在身後。
然而，從根本上講，我們還有一條底線。那就是我們起碼相信寫作之於我們個人的意義。這是最後的堡壘。也許是出於對這座堡壘的捍衛，努涅斯在整本小說中一項一項地忠實踐行她在寫作課上的建議，像現身說法，告訴每一個讀者，寫作是如何打開一個人的內心，並給予療治：與其寫你知道的東西，不如寫你看到的東西；表達一些長久以來內心深處的感觸；寫私密的日記；寫一寫現在或過去對你很重要的任何東西；把你無法面對的真實訴諸想象力；打敗空白頁……
努涅斯也確實以這樣的方式證明瞭，如此簡單的寫作要求，足以勝任生活中最隱秘和沉痛的表達。
這本書會使我想起帕烏斯託夫斯基的《金薔薇》。都是關於寫作和寫作者的書，都在用創作本身來教讀者創作。兩本書的誕生，相隔不過七十年，調子差別是多麼巨大啊。帕烏斯託夫斯基曾經相信，要是文學沉寂了，即使只沉寂一分鐘，其後果的嚴重不下於人民的死亡。他把契訶夫的教導當做真理：寫作的人必須力求真實，相信理智的力量，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並且熱愛大地。
《金薔薇》，作者；（俄）帕烏斯託夫斯基，譯者：戴驄，版本：果麥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此書有兩個書名，1959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時翻譯版本，書名為《金薔薇：關於作家勞動的札記》，198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驄翻譯的第二個版本，書名為《金玫瑰》，收入“外國散文叢書”第一輯。這個版本也是目前最通行的譯本。2008年，上海譯文再版戴驄譯本時，將書名改為《金薔薇》，沿用至今。
現在呢，就算我們仍然無法放下寫作，卻沒有人說得清楚是為了什麼。寫作者不再相信任何崇高的理由，老老實實接受了全部的卑微，就像書中那位自殺的作家曾經說過的：
當我非常厭煩了我在寫的東西，決定罷手時，我發現自己無法抗拒地又被它吸引回去，我總是想：狗改不了吃屎啊。
多麼心酸的自嘲。奇怪的是，看完小說之後，我並沒有變得更加失落。恰好相反，我無法掩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慶幸還有努涅斯這樣的作者存在，還有《我的朋友阿波羅》這樣的小說存在。如此不合時宜，而又如此堅實可靠。它不正是在以卑微的方式和自嘲的姿態，展示契訶夫所謂真實的力量和人心的力量嗎？
作者 | 湯達
編輯 | 李陽 宮照華
校對 |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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