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該怎麼看？大多數青銅器身上繁複的花紋象徵著什麼？是一種單純的審美還是有更多的關於其曾經的主人的身份與權力的隱喻？青銅器內鐫刻的符號或者錯落的、意義含混的銘文又該怎麼識讀？其中的文化與藝術史意義有哪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翀的《青銅識小》一書中，以“銅器文化史”“金文中的世界”“藝術史觀察”三個部分寫作了他在青銅器研究領域的思考，文章涵蓋了銅器器形、金文以及藝術風格等領域。近期，澎湃新聞與張翀就此進行了一次對話。
《青銅識小》的第一篇文章為《“九鼎”及鼎文化》，而“九鼎制度”也是談論青銅器，尤其是成組出現的鼎、簋等器物時最先想到的、也最核心的問題。
李澤厚曾說“傳說中的夏鑄九鼎，大概是打開青銅時代第一頁的標記。”如果單純從文獻的記載來看，關於神聖的、有政權象徵意義的九鼎的故事大概是這樣：首先是《左傳》《史記》《山海經》裡都曾說夏代的大禹曾採首山銅鑄鼎，並描述了鼎的體量巨大，而且上面刻畫了山川萬物的花紋。一件在上海冶煉廠廢銅中發現的一件被認為是夏代晚期（一說為商代早期）的雲紋鼎，工藝尚較粗率，不可能製作出刻畫有精美的山川萬物的、可以傳之後世的九鼎。
夏代（一說為商代早期）的雲紋鼎
商周時期，隨著青銅技術的發展，鼎這種青銅器也被大量製作，鼎作為青銅器中體型較大的可以用於烹煮的炊具，鼎最後為何從眾多器物中一騎絕塵成為王權象徵的？
巫鴻在《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中寫：“由於這種禮儀中的用途，它們成為宗教活動中溝通人神，尤其是與已逝祖先溝通的禮器。它們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紀念那些最早創造和獲得這些神器的祖先（如他們對三代的建立），同時也在於紀念所有繼承和擁有過九鼎的先王們（因此而證明一個王朝天命的延續）。”
在漢代畫像磚中經常出現的“泗水撈鼎”題材
在漢代畫像磚中經常出現的“泗水撈鼎”題材
在今天的考古發掘中和博物館展陳時，“九鼎制度”也被頻繁提及，如2019年底，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周風遺韻——陝西劉家窪考古成果展”中，重點展示了劉家窪出土的一組七件列鼎，並將姬姓封國芮國的國君是一位恪守“諸侯用七鼎”禮樂制度的不逾矩的國君作為主要的宣傳點。
劉家窪出土的一組七件列鼎
中國古代青銅器有一個特點，器物鑄有銘文，也有用鏨刻的方法，但比較少見。有銘文的銅器已逾二萬件，對於銅器的銘文，我們常以“金文”“鐘鼎文”稱之。在《器與銘：銅器的文本與圖像關係》一文中記有：中國曆來有重視文字的傳統，在青銅器發現之初，有銘銅器就被關注。文人玩賞吉金之餘，銘文甚至能夠脫離銅器而獨立存在，成為他們雅尚的主要內容。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大多是錄文派的做法，也有將青銅器的書法視作獨立書法的意味。
不同的時代青銅器上銘刻的文字的內容、風格、體量均不盡相同。大體說來，商代銘文字數較少，常見多以十餘字為限，另有綴族徽及日名的現象。日名是古文字研究中的一個專用名詞，即以稱祖、父、兄加甲乙等天幹為先輩的稱謂，周代的早期也延續著銘刻族徽日名的習慣。如下圖中，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內沿上銘刻的“鳥父甲”“共父乙”銘文。
“鳥父甲”日名銘文
“共父乙”日名銘文
族徽作為一種表意的象形符號，在書寫、排布和製作中都是一塊後代金文的“試驗田”，如上圖的“共父乙”，明顯是經過一番設計和排布，寫得均勻而端麗。而當族徽比較複雜，比如出現雙日名時，則筆畫之間則可能出現一些穿插錯落和抽象，如下圖中的一件青銅器上刻的“先（爿付）父癸”銘文。
“先（爿付）父癸”銘文
青銅器進入到西周，則正式進入到一個“鬱鬱乎文”的時代，以下面的這件著名的史牆盤來看，因為內底寬綽，銘文可以很長，記錄家族幾代的故事，“它之所以好，不僅是因為它是一個書法作品，還是一個文學作品，四字成句，且有韻部的，史牆盤是很早的一篇文本與書法結合很好的作品。排列細緻，是有相當功力才做得到。而在西周初年，人們對文字的控制能力沒有那麼高，字體偏古。”
史牆盤
史牆盤上排列整齊的文字
青銅器與青銅器上的文字都是體現著書寫和表達的權力，早期的書寫和文字是很難分開的。青銅器上書寫文字的人不是一般的工匠，而是貴族階層，他們可能會在泥板上寫好文字，再交給工匠製作。周人比商人更注重銘文。商周易代之際，青銅器從器型到文字整個風格都為之一變，作者在《器與銘：銅器的文本與圖像關係》中寫道：“青銅禮器作為王權、神權的象徵物，商及周初有一定的傳續。進入西周之後，社會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青銅器的藝術風格隨之而轉變。總的趨勢是威懾、神秘的色彩減退，追求典雅、和諧與秩序化之風濃烈，甚至會出現反差極大的文化圖景，“周朝早期青銅器顯得笨拙，甚至古怪：而文獻則優美而令人信服”，“由周穆王執政時期開始，一部分青銅禮器由紀賞賜、表榮寵轉向書約劑，即其成為重要條約、契約的載體”。
對話：
澎湃新聞：在看青銅器的展覽時最常見的一個問題：我們在接觸到一件青銅器時，可以從哪幾個角度去觀看和欣賞？
張翀：第一是器型，比如一件西周晚期的“單五父壺”。西周晚期壺這種器型通常是圓壺，但這隻壺是一個方壺的器型，有其獨特性；第二是鏽色，所謂“青銅器”其實是宋代人給它的稱呼，很多銅器本身是銅金色的質地。“青”指的就是它的鏽色，不同的埋藏環境生出的鏽不太一樣，比如“單五父壺”是陝西寶雞出土的，它的埋藏環境相對比較乾燥，所以看不到南方的水坑那些的翠綠色。寶雞又不像更北部地區那麼幹燥，所以出現不了特別的藍鏽和紅鏽，比如陝北、山西、內蒙。因為青銅是一種合金，除了自然狀態的銅，還有一些其他元素的配比，一方面可以降低熔點，另一方面增加銅液的流動性，能夠鑄造出不同紋飾，紋飾相當於是先形成一個空腔，銅水走到的地方才會形成圖案。有的青銅器呈現黑亮色，是因為土壤成分不同，有的土壤中水銀的量比較大，吸附在銅器上面後氧化形成黑亮色，有的青銅器的狀態有點像熟坑，清代金石學家收藏青銅器，出於他們獨特的審美習慣，不太喜歡銅器有青綠的地方，就會用蠟、毛氈打磨，就了熟成的樣子，顏色也偏黑舊。
有均勻而鮮明的青藍色鏽的單五父壺
顏色偏黑的青銅器
第三是紋飾，我們看紋飾先看主紋。以單五父壺來看，在腹部有穿體的龍紋，側面龍首在下面，是正側面紋飾相互組合的情況。也可以通過視覺看銅質本身，視覺傳達本身有一個體量感，金色保持的很好，這件銅器的含銅量很高。
單五父壺側面
澎湃新聞：有的青銅器表面很光滑，有的就有很多坑、腐蝕得比較厲害，在青銅器修復時會人為幹預嗎，比如剝掉一部分鏽？
張翀：幾十年間關於怎麼修復青銅器，觀念也在變化。以前如果出土了青銅器就會弄得亮亮的，都是物理除鏽，用工具去刮；後來有了超聲波除鏽。現在我瞭解到的是隻要不是有害的鏽——粉狀鏽（銅器之癌），有些是可以保留。 而且銅器的修復相對來說比較複雜，需要很大細心和耐心，用到矯正器，加力是一點一點加的。這方面不是我的專長，瞭解不多。
澎湃新聞：青銅器的兩個高峰是商代晚期和東周，青銅器的整體風格會有很大區別嗎？
張翀：進入周代以後青銅器的整體風格都變得相對內斂規整，苛刻一點說，就是“沒有那麼大的想象力”，比如出土青銅器很多、曾出土了很有名的何尊的寶雞地區，出土了一些有個性的比如動物的象形器型。而相鄰的周原，是作為岐周的來完成政治屬性，從整個文化元素或是社會需求來講，銅器的製作則是為了完成禮制的要求，換種說法就是“文質彬彬”。
比如周代很有名的一件利簋，它也因為銘文記載的是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而出名，這個器物時代也是周代偏早的，還有一定的創造力和創造才能，也有充沛的創造動能，到了周代後期社會已經公認了某種審美，器物就變得比較乏味甚至是有點單調。
利簋
利簋上的銘文
澎湃新聞：但是周代器物銘文比較多，在金石學研究上也有重銘文的傾向。比如經常被提到的何尊，也是因為它的銘文上出現了“宅茲中國”。
張翀：其實大家都太關注何尊銘文乃至這四個字，很少關注何尊的器形和紋飾。何尊的紋飾有大量獸面紋，不僅在腹部正中，甚至是頸部都有。何尊雖然是周代的器物，但是可以看到當時的工匠對於商文化的吸收很多。而且這種方型器物等級比較高，但是它不是完全是方器，有倭角。何尊從器物的體量以及紋飾的繁複程度來講，在早期是很難得的。整體而言，其重量級不僅僅是這四個字，何尊造型比較特殊，周成王為了鞏固政權，造了這個東西，但卻又吸收了很多商文化因素。現在因為宣傳的原因，僅僅直接提取這四個字。
何尊
何尊銘文上的“宅茲中國”
歐美的很多收藏家連中文都不會，當然也不會認識古代銘文，他們的收藏基本以強視覺為主，喜歡造型獨特、紋飾精美的，這些銅器基本是商代晚期商人的，我們現在會發現商代晚期每一件都是精品，都是藝術品級別的，這就是西方美術史介入所造成的，因為收藏的關係，他們看到的都是獨特的商代晚期的銅器。甚至很多西方美術家會認為周人其實就是蠻族，後來吸收了商人很多的工藝，但是文化情趣和審美上卻與商人大相迥異。
西周的銅器特點是以成組器為主，帶有規整的氣息在，銅器上的文字是閱讀化的，很可能是典冊的節錄。那種動物象形的、有曲折外部輪廓線的器物周人可能接受不了。
折觥 西周早期
澎湃新聞：對於文物有很多的研究角度，比如從考古學、從美術史、從宗教學的研究，這些研究角度是否會有不同的側重點？
張翀：考古是對一個系列的器物，從整組的器物把握髮展脈絡。美術史更注重個案的研究，分析它的紋飾等，主要是以視覺切入。而當下的美術史寫作也注重吸收考古學的、歷史學的成果和方法。所以我的書中也儘可能把某件銅器納入整個時空脈絡中去研究。歷史早期，尤其是唐以前的美術史跟考古的互動很強。
我博士是在中央美院讀的，鄭巖老師也是從考古學轉向了美術史，我認為現在二者的邊界線越來越淡化，或者說之間的互動很活躍。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經提到過“鋤頭考古學”和“椅子考古學”，新中國的考古的大發現就是在平整土地、興修水利的活動中，現在配合基建的色彩也很重。考古單位對田野很重視，相對來說室內研究比較弱化，近些年有所加強。美術史研究相對來說也部分承擔了“椅子考古學”的任務。現在很多考古同仁，都在有意識加強對遺址進行復原工作，也體現了將二者結合的趨勢。
《青銅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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