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學成，清華大學博士後，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UCLA客座研究員，長期從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亞國家的考古美術研究。曾經多次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考察，參與策劃由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策劃的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珍寶展、亞洲文明聯展；敦煌研究院策劃的平山鬱夫絲綢之路展覽。也長期致力於中亞考古研究的宣傳、科普工作，撰寫並發表了大量的相關研究和科普文章。
本文根據2020年11月26日邵學成在復旦大學所作的講座整理而成，是由復旦大學歷史系吳欣老師主辦的“絲路拾遺”系列四場講座中的第一場。
巴米揚與中亞佛教考古
阿富汗（Afghānistān）的字面意思是阿富汗人的國家。這裡的阿富汗人，其實主要是指普什圖人。興都庫什山(Hindkush)橫穿阿富汗，將阿富汗的國土分為南北兩個部分，這也形成了兩個略微不同的文化區域。歷史上，南部多受印度文化影響、北部多受伊朗文化影響。興都庫什平均海拔5500米，飛鳥難以逾越，山名意思是“殺死印度人”。而巴米揚石窟群就坐落在溝通南北地區山谷通道裡。巴米揚石窟的概念，除了我們熟知的東大佛、西大佛之外，還包括周圍的一些石窟、城堡和有宗教活動的山谷。
歷史上，佛教發源於古代印度，佛教文化興盛的中心也經歷了移動的過程。從尼泊爾、到今天的白沙瓦（犍陀羅），再到中亞。根據這些年的研究，佛教在亞洲路上的傳播路線和遊牧民族的遷徙，或許多多少少存在聯繫。從早期交通路線觀察，中亞地區的一些遊牧民族遷徙路線是早於佛傳路線的，比如最近敦煌研究院和巴米揚大學聯合在巴米揚周哈克古城新發現的史前時期大角羚羊特徵巖畫，非常靠近石窟區域，此外在瓦罕走廊、新疆、甘肅等地都有類似巖畫被發現，這些巖畫存在的地區都存在豐富的石窟和佛教遺址。早期青銅時代的巖畫路線和後期佛教石窟傳播路線幾乎是重合的，這是個有趣的現象。
佛教從中亞向西傳播的時候，遇到了早於其已傳播到該地區的瑣羅亞斯德教，它的教義、世界觀和佛教非常近似，因此佛教的向西亞的傳播受到了阻礙。於是佛教經歷了中亞文化的融合之後，轉折向東方傳播。佛教藝術也從印度、犍陀羅，再到中亞和阿姆河流域。在中亞的時候，佛教藝術主要經歷了將以石刻為主體轉化為雕塑壁畫化的過程。
由於印度本地後來發生了宗教紛爭，早期佛教文獻大多被毀掉，反而是歷史上中國前往印度的取經僧侶留下了很多記載。早期歐洲殖民者，根據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要按照文獻記載去實地尋找當時的南亞、中亞遺存。這樣的研究也影響到了對於巴米揚石窟的辨識。一般的中國石窟研究中，石窟內有些文字題記、碑刻，佛教經典中的“序”，以及史料中涉及人物傳記時會提到開鑿石窟經歷，例如《魏書》（釋老志）等記述等。
通過翻譯中國印度之間的古代僧侶遊記，一些法國漢學家還原了阿富汗、印度和中亞的部分歷史地名，例如：巴米揚為梵衍那、貝格拉姆（喀布爾）為迦畢試、巴爾赫（巴克特利亞）。這些都是我們還原當時巴米揚石窟開鑿的文字資料，他們最初也是根據玄奘的記載找到了東西大佛、確定了巴米揚的位置。“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 分身別鑄，總合成立。”這裡的立像指的就是巴米揚東大佛。誠然，玄奘的文字資料也不完全準確。其一因為，他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心中的聖地是印度，中亞大部分地區只是“到此一遊”，所以對中亞的記錄沒有那麼詳盡；其二，玄奘主要途經主要交通路線和綠洲城市地區，對偏僻農村的石窟記載不夠準確，許多細節現在已經無法還原。但是，他對吐魯番以西和龜茲地區的新疆佛教狀況的記載很詳細，在這裡也因為等待合適的爬山時機觀察了很多地理信息，還是給後世的考古學家以非常大的幫助。
二十世紀在中亞的佛教考古工作
上個世紀，各個國家在中亞爭相開展了考古工作。由於巴米揚身處歐亞大陸中西紐帶，擁有豐富石窟遺存，但是既沒有文字資料、也很少有其他文字類遺物出土，只能依靠考古和藝術史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兩個學科中各種最先進的研究方法論在中亞輪番上陣，可以說，阿富汗是上世紀學術研究的“奧運會”。
最早來到新疆和中亞的是19世紀中後期服務於英法等國軍方的探險家，和一些抱有貴族階層冒險精神的探險者。
1922年，法國政府與當時阿富汗政府簽訂了文化協議，其中的考古壟斷協定將其他國家考古隊拒之門外。此後的三十年內，法國獨自壟斷了阿富汗的田野考古、拍照、發掘物整理和出版報告權利。同年建立的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團（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簡稱DAFA）是他們的官方機構。這一時期最值得關注的是DAFA臨時主任哈金夫婦（J.Hackin和Ria.Hackin），他們夫婦帶著一支小隊伍到阿富汗上任，正式開啟考古研究，他們由於人力、精力有限和地區動亂，並沒有對巴米揚進行系統的發掘。在1931年哈金和助手參加了雪鐵龍亞洲探險隊，在途徑新疆時，新疆地區陷入“政治秩序”混亂的時候，他們潛入龜茲地區、焉耆七個星石窟和柏孜克裡克石窟進行了一些研究。他們對巴米揚進行了許多圖案比對，但是大多數都是建立德國對龜茲石窟的研究成果和當時盛行的維也納學派的李格爾（A.Riegl）“風格學說”之上，做出了不少“想當然”的美術樣式推論。但巴米揚的研究隨著二戰全面爆發、法國淪陷後，哈金夫婦積極投身於抗擊納粹的宣傳當中，1941年，夫婦二人和助手J.Carl乘坐的前往上海的輪船被德國潛艇擊沉，三人不幸罹難，他們的石窟資料整理工作也就沒有完成，現在資料還在吉美博物館存放。二戰結束後，法國考古隊重返阿富汗，直到1979年蘇聯入侵，法國在阿富汗的考古工作才被迫中斷。
（錯誤推論之一，DAFA認為他們是同類）
DAFA不僅幫助阿富汗建立博物館，也建立大學、完善田野考古和文物保護制度。這時候伊朗、阿富汗和中國等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意識覺醒幾乎是同步的，1930年6月，民國政府頒佈了第一部文物保護法，禁止外國學者在中國單獨開展考古發掘。也是根據這部古物保存法規定，斯坦因在他的第四次中國新疆考古過程中因此被驅逐。斯坦因之前為這次調查曾專門奔赴美國演講籌集資金，他在哈佛大學的講座深深地影響了一些年輕學者，其中有一位是後來鼎鼎大名的羅蘭(Benjamin Rowland)。對印度、南亞、中亞藝術史稍有了解就會知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大學幾乎所有的南亞藝術史教材都是由羅蘭編寫。羅蘭曾經在日本學習亞洲藝術史，1930年代也曾進入中國敦煌新疆等地，但是留下並公開的資料很少。後來在1937年羅蘭和哈佛大學的同事開展了新一輪“橫穿亞歐計劃”，尤其是對阿富汗、印度、斯裡蘭卡等地區的佛教、印度教遺址進行考察。因為他們是美術史研究，而且說服了法國DAFA給予他們在阿富汗提供考察便利，切割了部分巴米揚壁畫樣品，因此也有了和DAFA不一樣的研究觀點。
羅蘭等人藉助美國的壁畫顏料“分析傳統”，通過技術手段對壁畫繪製材料成分進行檢測，就克孜爾石窟與巴米揚石窟壁畫色彩、樣式進行了研究。1938 年，哈佛大學弗格美術館的蓋頓斯(Gettens)對1926 年從德國購入的克孜爾壁畫殘片進行了彩色顏料和技法檢測分析，這些資料綜合在一起有了新的發現。在此基礎上，1962年名古屋大學的山崎一雄指出，克孜爾石窟與阿富汗巴米揚石窟的壁畫，在壁畫地仗層製作、繪畫原料、用色和繪製技法等各個方面，都非常相似。他們推斷，可能是同一個民族或種群攜帶一批工匠在新疆、中亞等地遷徙遊動，留下了近似的繪畫。
哈佛大學繼續保持對巴米揚的研究傳統，1978年，紹特爾（K.Salter）出版哈佛大學博士論文，通過整合、比對巴米揚地區與周邊國家的佛教藝術紋樣，得出關於年代學的結論，其一，當時的西突厥王室主導了興都庫什佛教美術學院；其二，巴米揚東西大佛的大概建造時間在6世紀。這是巴米揚年代學正式爭論的開端，儘管當時日本學者已經提出類似觀點，但是由於信息不通暢，很多研究出現了重複。但巴米揚大佛和石窟的分類別研究已經開始精細化，這一時期的進步有些是因為“技術進步”，在巴米揚石窟的印度修復隊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南亞考古過程中，印度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作為曾經英國的殖民地，他們繼承了英國遺址保護、文物修復的理論傳統與技術。1969年印度考古局協助阿富汗對巴米揚大佛進行修復，把足部進行了清理，此時確認東西大佛的實際高度。修復工作持續了7年，之後Shri.R.Sengupta發表了一份詳盡的報告。在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印度人在東西大佛的表面搭建了非常多的腳手架。因為中亞的山脈以砂礫巖居多，巖層較鬆，很多石窟前階梯和通道都已在歷次地震和自然風化、人為破壞中坍塌，所以必須靠梯子或腳手架進行攀爬，這樣很多高處的建築、雕塑、壁畫細節都才被發現。
1970-1980年代，日本的佛教考古美術研究突飛猛進，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等科研機構都取得了突出成果。如長期主持日本考古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發掘工作的樋口隆康（Takayatsu Higuchi，京都大學），聯合宮治昭、桑山正進等學者進行跨學科研究，發表了號稱“資料最齊全”巴米揚石窟發掘報告。現在來看，這本資料的確珍貴，因為將很多石窟基本內容都進行收錄。但也並不是最全，很多新考古發現都還需補充，我們也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苛責過去。尤其是在阿富汗做田野調查和考古，後勤物質保障一直是個問題，想取得成果比較難。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入侵之後，阿富汗陷入混亂，各國考古隊撤出阿富汗。恰逢中國改革開放。日本的精力轉向龜茲地區的克孜爾石窟，將中亞考古的研究視角帶入中國。
2001年巴米揚大佛被塔利班炸燬震驚世界，此後的恐怖襲擊事件讓美國重啟和阿富汗的對話。阿富汗內戰中，不僅巴米揚大佛被炸燬，很多壁畫都遭到破壞，尤其是一些和龜茲壁畫類似的石窟，壁畫都被盜割，這對科學研究的持續推進非常不利。
2001年阿富汗內戰結束以後，此後阿富汗的考古工作迎來短暫的復興，對於巴米揚石窟的保護援助中，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這三個國家最積極，同樣也是因為他們在二戰後的城市重建和文物保護上有著豐富經驗。日本政府捐助最多，但因為無法向海外派遣軍隊、沒有辦法處理崩塌的大型石塊，只得將大佛龕的清理任務交給德國和意大利修復組。令人驚訝的是，日本派出考古修復隊中大多數為女性，除了實地調查外，主要承擔了巴米揚石窟的壁畫修復工作。事實證明，女隊員不僅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而且在學術研究、當地人才培養、男女平等權利爭取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年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科研例子就是谷口陽子博士。2008年，她對巴米揚壁畫進行科技檢測後，發現巴米揚壁畫的繪製使用乾性油成分，使用油來繪製壁畫，這是以往意想不到的，區別了過去對於使用水來繪製幹壁畫和溼壁畫的認識，也打破了世界上現存發現的最早油畫的記錄。
谷口陽子等人在巴米揚Na窟的壁畫顏料中發現了胡桃油成分
2012年，阿富汗局勢再次惡化，所有外國考古隊均先後撤出。中亞遺產保護的嚴峻性讓我們意識到必須馬上採取行動，2018年3月中國敦煌研究院派出了8人團隊（團長張先堂副院長）對巴米揚進行實地考察，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喀布爾辦事處和阿富汗信息文化部、巴米揚政府等機構大力支持，由於這支考察隊專業性較早，都是保護修復、遺產監測、考古美術、影像拍攝數字化專業的學科帶頭人，平均年齡都已經近50歲，擁有豐富的絲路調查經驗，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我有幸跟著老師們去調查，得到了更多新的認識。後來6個月後，日本政府專門又組織一個交流團過來敦煌，專門和敦煌研究院討論巴米揚石窟的保護修復問題，因為日本專家團隊也沒有想到我們會如此快速、並且“傾盡全力”的進入巴米揚研究。2018年9月開始，在中國大使館和敦煌研究院的幫助下，一些阿富汗文物工作者來到中國短期學習，時代守護石窟的阿巴斯就成為了第一位受益者，這樣雙方藉助人才交流，各種石窟研究資料也可以源源不斷的積累起來。
左圖為阿巴斯和原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在九層樓前的合影
三、巴米揚的石窟建築
同為中亞地區，巴基斯坦沒有石窟留存，只有一些能看出人工開鑿痕跡的“石室”，而在阿富汗有大量石窟。巴米揚與克孜爾的關係顯然更加密切，我們以一些具體的結構和圖案為例。
在石窟建築方面，其一是在巴米揚和克孜爾常常出現的“套鬥型”石窟頂。這是一種仿木結構的建築，起源於中亞克什米爾地區，根據c-14測年壁畫時間為7世紀中期。考古學家推測這種結構可能來自於遊牧民族的“天界”觀念與一些木結構建築有關，這也是斯坦因最早調查發現。不同之處在於，巴米揚的“套鬥”上繪滿了佛陀和唐草紋樣，克孜爾的套鬥上只有簡單紋樣、動物，紋樣圖案上有區別。
左：巴米揚西部石窟崖面 右：克孜爾167窟頂部
其二是圓形穹窿頂石窟。其三是近似佛塔形的頂部結構。我們可以把石窟的頂部想象成一座反轉的佛塔，也就是建築中的正負形概念。這種結構在中國幾乎不見，僅雲岡石窟早期部分洞窟有所類似，但是卻和克孜爾123、67等非常接近。
巴米揚的D窟孫志軍
四、巴米揚的壁畫
巴米揚地區的壁畫保存狀況並不是特別好。其一是近代盜割嚴重、從20世紀初的西方探險者一直到20世紀末阿富汗內戰期間都在大範圍盜割，導致許多在上世紀初的學術資料中還能看到的壁畫現在已經不見蹤影。其二是石窟本身冬暖夏涼，由於居住習慣和生活條件限制，許多阿富汗人長期居住在石窟當中，燒火做飯導致許多壁畫被燻黑。在戰亂年代保命最重要，石窟保護成為難題，但最近這些年逐漸變好。因此，想了解更多石窟的研究，我們不得不大量藉助學術史資料進行研究。
巴米揚幾種代表性的壁畫圖案如下：
其一是克孜爾189窟（左）與巴米揚克拉克43窟（右）出現的石窟建築結構、壁畫風格、用色、圖案都高度相似的坐佛，以及向天井中央集聚的構圖樣式。
其二是在巴米揚M窟（左），克孜爾207（中）、84窟中供養人服飾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菱格紋（右）。這種圖案非常複雜而特殊，不太可能是隨意繪製又偶然出現的結果，藝術史學家宮治昭等人推斷它可能是當時某一個族群的特殊服飾符號象徵。這種符號也出現在了敦煌早期的北涼北魏石窟壁畫中，既有可能是某種特殊紡織品，也有可能是其特殊身份，或許顯示了這個族群的遷徙軌跡，這些還需要敦煌研究院的專家進一步研究。
其三是中亞的“王冠藝術”。冠飾往往作為身份的標誌或者地位的象徵出現。如在克孜爾83窟、巴米揚k3窟中都出現的彌勒菩薩，身份一致，冠飾也完全一致。白匈奴（klingila）錢幣中的冠飾（左），也出現在了阿富汗北部壁畫中（右）。敦煌和和田都發現了以日月作為主要圖案的冠飾的壁畫。
其四是壁畫與雕刻的演進關係。對比克孜爾、巴米揚地區的兜率天宮菩薩壁畫，與白沙瓦、犍陀羅的兜率天上彌勒菩薩雕塑，可以看到在構圖、圖案上明顯的模仿關係。早期的佛教壁畫，很可能是將雕塑二維化的產物。而且遍覽學術史，不難發現，許多學者都是從犍陀羅調查開始，走向對新疆、阿富汗的研究。
不同於敦煌壁畫較多的塗改、覆蓋情況，巴米揚壁畫基本都是一次完成，後期補繪情況很少，根據龜茲研究院老師們的研究，龜茲壁畫也有重繪現象。上世紀20、30年代，德國的格倫威德爾、勒克克等人大致構築了克孜爾石窟的編年體系。後期瓦爾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發佈的年代觀，將庫車周圍的壁畫分為三種樣式，即屬於印度-伊朗風的第1-2樣式，和屬於唐風的第三樣式。他將第一樣式定位500年前後，將第二樣式定位600-700年前後（目前看來對絕對年代的推斷可能偏晚），這種年代觀也是國際共識。 第一樣式創作相對原始粗糙，自然寫實，以暖色調為主；第二樣式大量運用了青金石，吸納了周邊宗教和藝術的特點，突出裝飾性功能，這是和巴米揚壁畫聯繫最為緊密的。
有趣的是，我們在巴米揚東大佛佛龕天井的壁畫上發現了一種白色的鳥類——這種鳥在中國境內僅見於克孜爾石窟。後來根據對鳥類遷徙軌跡的研究，發現鳥類的遷徙軌跡很長、有的甚至可以橫跨大半個地球，確實有一種鳥類沿著從南亞、中亞、新疆、北亞的軌跡遷徙——巴米揚和克孜爾恰好都是他們經過的地方。
東京藝術大學復原的巴米揚東大佛天井壁畫
巴米揚的大像
說到巴米揚大像，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被炸燬的東西大佛，但這兩座巨佛是有特殊意義的。巴米揚東西大佛雖然被炸燬，一些遺存依然能對考古研究有所幫助，東西大佛更加註重頂部空間設計，其天井壁畫也是具有特殊含義。如佛頭部的佛龕東西側的石窟隧道，可能是當時某種宗教儀式為了供人穿行而開鑿的，並且附屬有很多木結構建築，屬於露天陽臺；佛龕頂部壁畫大約在5-9世紀前後繪製，部分可以與龜茲等地的壁畫相互借鑑。我最近幾年在宮治昭教授幫助下，才有機會查看了過去日本拍攝的影像檔案資料，在巴米揚大佛被毀之前，他們存留資料最多。而且宮治昭老師還在整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認為還有部分內容需要修正。
此外，巴米揚石窟還有5座大型坐佛，因為巴米揚石窟都是圍繞大佛修建的，這些或許和龜茲壁畫聯繫更緊密。如果一定要巴米揚巨佛和龜茲大像窟進行比較，我們需要特別慎重，因為有很多國內的學者都有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大像窟”的大佛和巨佛是有區別的，如果按照10米高度以上的區別，目前所見材料中，克孜爾沒有大佛造像實際遺存和圖像證據，只有側壁上的穴棒和部分足部蓮花座等殘留痕跡，這些需要應用嚴謹的考古學進行分析。在巴米揚山谷附近的卡克拉克石窟曾經留存有一座7米高的立佛，也非常特殊，經過我們的研究這是有可能進行比較的。卡克拉克石窟的這座立佛其實是和龜茲石窟中的“大像窟”在建築樣式、石窟形態中最為類似。現在很多龜茲地區的大像窟的巖體也已經坍塌，並不是最初的石窟建築樣子，很多大像可能並不是像現在一樣暴露在自然和視野中，而更像是“中心塔柱”石窟。關於“大像窟”還有很多疑問，在龜茲研究院徐永明院長和苗利輝老師幫助下，我們上個月又去調查了這些石窟，我在龜茲研究院老師們幫助下也找到了一些證據，就是一些“大像窟”的前室結構是存在的，例如在森木賽姆的山崖上“大像窟”隱約有前室佛龕的痕跡，而且前室是一個閉合空間，這說明這些“大像”最初是在石窟內部空間進行禮拜。而巴米揚東西大佛從最初營建，都是直接暴露在外部，是一個地區的視覺中心，並且其周邊的石窟組合也非常複雜。卡克拉克石窟立佛足部都有蓮花座和迴廊環繞，類似“中心塔柱”石窟樣式，但不幸的是在2001年也被恐怖分子炸燬，現在遺留下來的建築結構與森木賽姆非常類似。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卡克拉克大佛的殘餘資料推斷出以森木賽姆為代表的克孜爾地區大像窟的形態，但我們還需要謹慎，這樣的綜合比較研究，應該更多聽取龜茲研究院和巴米揚石窟老師們的意見。
巴米揚地區的新進展
此前，人們一直難以找到巴米揚山谷的地面城市、佛寺建築，認為石窟年代學較早，然而這個結論可能要被推翻。2002年，流亡法國多年的阿富汗國家考古局長塔裡茲（Z.Tarzi）回國主持工作，發掘了巴米揚山谷寺院。2012年塔裡茲將巴米揚山谷發掘的MO寺院的佛塔外壁試樣交給名古屋大學進行年代測定，得到山谷寺院年代在兩個時間段258～296年和320～408年之間，出現誤差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建築、造像內的木材的後期循環利用。 也就是說，巴米揚地區有佛教活動和宗教造像的年代，可能要遠遠早於我們之前的預期。
近年來巴米揚地區城市建設加快，一些基礎設施施工威脅到了地下文物安全。2020年7月開始，阿富汗考古局在巴米揚展開新緊急考古發掘，開啟4處考古工地。阿富汗考古局長諾裡、國家博物館館長拉西米也都帶隊一起工作，曾在中國敦煌研究院培訓交流的阿巴斯（Abbas Kawari)正在率領工作人員展開發掘。如果沒有疫情影響，我想我們此刻也正在工地考古中。去巴米揚進行文物保護和考古是我的心願，最早吳欣老師去阿富汗調查、以及去年邀請DAFA主任來復旦大學討論時，我們都曾考慮要進行聯合考古調查。尤其是關於最近這些年發現的佛教寺院也都緊靠礦產區分佈，礦藏可能會為寺院和宗教活動帶來財富，這些礦石和貴金屬之間的交易也是絲綢之路暢通的主要動因。過去我們在研究青銅時代時，發現中亞和西亞地區之間存在密切的寶石、礦石交易，而佛教時代一些重要的城市和寺院選址，也都是有這方面考慮，這些礦藏與佛教物質文化的關係也值得我們深思。最近幾年我們發現過去認為的中亞和阿富汗古代道路雖然是沿著河流走，但還是覺得主要是依靠馬匹、驢子和騾子等畜力行走，忽略了坐船漂流的可能。我們在還原一些古代道路時，發現很多絲綢之路都是依靠坐船的，玄奘等人在阿富汗境內通過的一些道路，可能都是坐船完成，這給我們一些啟示，會再思考一些城市之間的聯繫。如果能夠重新考慮水系分佈一些可能性，我們再去有目的調查可能會有收穫，這當然也是我們的一個夙願，可能實現還需要時間。
中國文獻記載中的中亞：中國古代文獻中，隋唐都曾積極探索阿富汗、中亞地區，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些都是屬於“西域”的一部分，我們對於西域是充滿興趣的，但一旦接壤印度等於觸及了西域的邊緣。隋煬帝時期（605—617），裴矩曾出使西域各國，但是並沒有到達印度，“獨天竺拂菻不至為恨…”這說明在隋唐朝人的心目中，關於印度的邊界一直有著清醒明確的認識。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明確記載，從迦試國進入濫波國就是進入北印度國境，從北印度到達漕矩吒國即是明確離開印度文化圈。所以，我們在討論西域的時候，無論如何是無法繞開阿富汗的，西域也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把鑰匙。
並且我們也都知道龜茲在唐朝的一段時期是安西都護府所在地，包括巴米揚在內的大部分阿富汗地區都在658年後被納入安西都護府管轄範圍。從政治上考慮，這些地區可能存在很大的文化交流和互動，這些當然歷史學家更有發言權，我就不多說了。
問答
提問：巴米揚建造於7世紀-8世紀前後，當時的中亞屬於西突厥的統治，遊牧民族政權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建造這樣大的工程？
回答：巴米揚可能僅僅是一個宗教中心，與當時的政治核心並不完全重合，佛像的建造也未必隸屬於某個政權。首先，巴米揚地區一直沒有出土錢幣、文字，恰恰說明這裡並非一個政治中心。其二，宗教有聖地崇拜和聖物崇拜，或許對於當時的佛教徒來說，巴米揚就是他們的聖地。要注意到，巴米揚石窟營建的高峰時期，當時正是在穆斯林興起向東擴張的階段，巴米揚可能起到了難民營的作用，許多有錢人攜帶著大量的物質財富流落到這裡，會在短期內給自己尋找一個安全的精神依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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