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娜夜最近獲了一個獎，或許是中國最基層的詩歌獎，叫做中國十二背後•梅爾詩歌獎。而在十五年前，她拿到了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這一大一小兩個獎，似乎可以構成其寫作的一種暗喻。
娜夜長期生活在西北。在朔風與黃土、長天與衰草之間，娜夜安靜地在書房中完成著一個小小自我的辨認。40歲之後，她過上了一種不斷遷徙的生活，從蘭州到西安，從重慶到鄭州，她的生活圖景變得更為遼闊，她的寫作也變得更具包容性和深廣性。
“過了50歲，尤其是過了50歲的女人，她的寫作確實要從內心轉向外部世界。”不過，這種轉向不是斷裂的，而是有機的。在外部世界不斷開闊的同時，娜夜的內心世界變得更加豐滿，詩歌更加豐盈。
日前，娜夜做客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詩歌來到美術館”，詩人沈葦作為主持。沈葦同樣長期居於西部，對娜夜的經歷和寫作都十分熟悉，使得當天的對談充分而迷人。
娜夜、沈葦，聽友人、作家趙荔紅朗誦。
成為詩人是與生俱來的
成為詩人，對娜夜來說，似乎有種命定的意味。
“我現在回憶起小時候的一件事，（就覺得）一個人會不會成為詩人，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七八歲時，娜夜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抓麻雀，別人都是用穀粒和網做陷阱，娜夜卻是在雪地上寫上“鳥”字。她覺得這個字是鳥自己，看到它，鳥就一定會飛來落下。
現在回想，娜夜覺得這是自己最初對詩意的一種追尋，儘管是無意識的。
荒涼，是娜夜對童年生活環境的認知。加上因為時代的因素，父母遭遇了各種運動，一家人生活在離火車站很近的一個小站，她的童年愉快。這種氣氛影響下，讓娜夜回看自己的寫作，覺得始終帶有憂鬱的底色。
在去南京上大學之前，她除了白楊、芨芨草，幾乎不認識什麼植物。面對這種惡劣的自然和不太愉快的人事，娜夜能做的就是使得自己的內心變得豐盈，“心裡要長出湖泊、山水。”
她的方法是閱讀。因為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裡藏書頗豐，加上母親是她就讀學校的老師，娜夜很容易獲得了學校圖書館的鑰匙。每天放學，母親一回家，娜夜就和姐姐拿著鑰匙跑到圖書館去。
另外，娜夜從六歲開始學小提琴，雖然1977年恢復高考後放下了，但是拉琴的經驗讓以後對詩歌韻律和節奏的把握提供了很好的幫助。娜夜非常在意一首詩的內在節奏，有時候甚至為了一種節奏而放棄很多東西。寫作的過程中，她還會反覆默誦、吟誦，推敲節奏。
在憂鬱的底色和內心的豐盈這兩種力的拉扯下，娜夜的詩歌擁有了獨特的辨識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娜夜都被視為愛情詩人，但實際上，她的情詩與一般的情詩相當不同，與此不無關係。
一個詩人，不寫愛情是不可理解的
娜夜也曾懷疑，“別人在表達自然、社會中更美好的東西，我怎麼好像只是在表達愛情呢？”她一度覺得可能自己寫得有些狹窄。
寫了三十年後，她不再覺得寫愛情詩稱其為一個問題。
“一個詩人，怎麼可能不寫愛情詩呢？不寫愛情詩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你的生命不夠豐盈、不豐滿。難道你對愛就那麼漠然，那麼胸有成竹嗎？”
實際上，娜夜的愛情詩相當豐富，不僅僅是對個體的情愛，也包含了對社會的看法、對人普遍的認識，乃至對人性的認識，對筆下群體各種生命狀態的認識。
起風了 我愛你 蘆葦
野茫茫的一片
順著風
在這遙遠的地方 不需要
思想
需要蘆葦
順著風
野茫茫的一片
像我們的愛 沒有內容
——娜夜《起風了》版本之一
比如這首流傳甚廣的《起風了》，在網上擁有眾多版本，大部分都被理解為對某人之愛。但在娜夜的意識裡，這首詩的生成還是與她生活的環境密不可分。
面對西北殘酷的環境，面對蘆葦、風沙，極少的樹木，很大塊、很有重量的雲朵，人的內心自然而然會泛起無助、絕望，“不需要思想”，“沒有內容”。
“那種絕望不是來源於生命，而是來源於你處在這個環境中的無助感，你會覺得人之渺小，頓時涌現，‘像我們的愛沒有內容’。”娜夜也不知道，面對它們，自己到底愛的是什麼。這種空隙和留白，帶來了詩意的同時，也帶來了讀者進入其中的多種可能性，誤讀或歧義也就在所難免。
“很多人對愛情詩是有誤讀的，尤其是對女詩人的詩。但是我也覺得有的時候詩歌那種歧異之美也是很好的。”
沈葦說，正如蘆葦既有江南水鄉也有西北戈壁的兩重特性一樣，娜夜這首詩也是如此，可以看到樸素的人世之愛，也有更為開闊的生命之愛。而後者正是娜夜愛情詩的一個特質，也是她作為優秀詩人的一種非凡能力。
“現在很多詩人迴避愛情詩，實際上是在迴避愛這個主題。我倒是希望娜夜到八十九十歲還能夠寫愛情詩。”在沈葦看來，娜夜詩歌關於愛的主題，有一個不斷打開的過程，有些詩中已經愛被置於非常高的高度，比如在《神在我們喜歡的事物裡》，娜夜寫道：“我愛什麼——在這蒼茫的人世啊/什麼就是我的寶貝”。
離開西部，辨認救贖
2012年，娜夜離開蘭州，移居西安，開始了一種候鳥式的客居生活。從蘭州到西安、重慶，再到鄭州，不斷變化的生活景觀，逐漸投射到她的詩歌語言中去。她發現，離開西北後，她的精神反而真正跟它系在了一起。
“就是以離開的方式接近自己。”沈葦一針見血。在蘭州時，娜夜幾乎不在詩中直接碰觸它，“好像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在西南重慶，在中原鄭州，巨大的差異和不適感，讓娜夜一遍遍回憶起西北的風土和人事。她在《想蘭州》裡，深情描述高原、羊群和低矮的燈火，然後更深情地念叨陽陽颺、人鄰、古馬、葉舟、阿信等友人的名字。
更深層的改變還在繼續。在沈葦的理解裡，娜夜早期詩歌有一種內視性，近些年則擁有了一種外觀的能力。
“每個寫作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努力讓自己的東西發生變化，比如讓詩歌在包容性上、深度上、廣度上更豐富一些。”娜夜覺得，生命閱歷的豐富必然會帶來語言和題材的變化，“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你都得接受。”
但不管是內視還是外觀，對娜夜來說，都是遵從內心的寫作。這個內心，或許正如娜夜自己說的那樣，深植於荒涼的西部和她童年憂鬱的底色。
獲得中國十二背後•梅爾詩歌獎時，詩人、批評家耿佔春為娜夜寫的授獎詞中說，“在病毒流佈而免疫力低下的時代，娜夜認為做一個詩人‘意味著接受各種悲觀主義的訓練’，但仍需有能力指認‘某個美好時代的象徵’。”
娜夜說，“悲觀”這個詞無須刻意理解，在我們生命開始到終結，它時刻與我們相伴。對她來說，作為藝術的動力，悲觀要比幸福、快樂更加有效。不難看出，其與“憂鬱底色”的關聯性。
只不過，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它們的表現和輸出形態不盡相同。在當下，疫情肆虐，世界局勢動盪，娜夜深感人類面對種種困境的無力，而詩歌也在許多宏達命題的逼視下，顯得那麼有限，“詩歌也有顯得很無力的時候。”
承認詩歌的有限性，實際上背後是一種救贖的願景。正因為希望能夠在詩歌中做些什麼，正因為對人類生活和未來的憂慮，一個詩人才會辨認出詩歌藝術的有限性和無力感。
正如耿佔春所言，娜夜懷著“一顆不知疲倦的心”洞察現代社會的危機所在，也出人意料地在她長期生活的大西北荒涼景象中辨認出救贖的象徵。
當她試圖“為一匹瘦馬 一架風車恍惚出堂吉訶德”時，試圖在有限中保留最後的執拗時，似乎就完成了沈葦所言的，從悲觀向慈觀的轉化。
娜夜簡介：
娜夜，詩人，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曾長期從事新聞媒體工作，現為專業作家，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甘肅省作協副主席。著有詩集：《起風了》《個人簡歷》《神在我們喜歡的事物裡》等。曾獲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天問詩人獎等。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稱號。現居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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