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檔案: 東印度公司的興亡及其繪畫中的印度》，約翰·麥卡利爾著，顧憶青譯，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280頁，118.00元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麥卡利爾（John McAleer）的《印度檔案：東印度公司的興亡及其繪畫中的印度》（原書名：Picturing India: People, Places, and the World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7；顧憶青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 月）是一部圖文史料豐富、論述視角獨特的著作，從某種意義上更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鮮明的歷史圖像學研究特徵的史學著作。作者約翰·麥卡利爾的研究方向是十八、十九世紀不列顛帝國航海及擴張史，曾任英國國家航海博物館策展人，專攻大西洋及印度洋區域史。原書名直譯是《圖說印度：人民、地方及東印度公司的世界》，中譯本書名以“檔案”代替原文的“圖說”，而把繪畫放在副標題裡。作者在該書中的確大量運用了收藏於大英圖書館等機構的檔案資料，但其論述主旨並非“印度檔案”——而是如作者所說的，“本書所論皆為圖像”，由此來看中譯似乎有某種在書名上維護其正統史學研究性質的考慮。產生這種感覺或許是因為思考歷史圖像學的學科建構及其方法論問題所產生的敏感，深感“圖像即史料”以及“圖史互證”的史學觀念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共識。
關於該書的論述主旨和主要內容，作者在第一章的最後一節“圖說印度”有比較概括的說明：“貫穿全書最為鮮明的主題之一，是印度的風土人情對英國畫家產生的視覺影響。”東印度公司的崛起和強盛吸引了大批英國畫家前往印度旅行寫生、創作，他們的作品描繪了印度風土人情、宣傳東印度公司的商業與政治成就，使英國觀眾對印度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同時也改變了看待世界的目光。為了證明圖像在記錄和傳揚重大政治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將基於豐富的畫作圖像資源，深入挖掘相關歷史背景，全面展現繪畫藝術蘊含的力量，並揭示其如何反映英國與印度次大陸複雜微妙的關係”。（24頁）第二章主要介紹東印度公司的發展歷程，宏觀闡述它從貿易公司轉變為主權實體的歷史背景，其中考察了圖像如何向公眾呈現東印度公司的演變軌跡，以及這些圖像在18世紀中葉如何使印度的風土人情受到英國民眾關注。第三章和第四章以極為豐富的圖像史料探究那些深刻影響東印度公司發展歷程的人物和地標，其中的核心主題是當時畫家對印度風貌的迷戀，以描繪風景為業的畫家越來越多，與東印度公司有關的當地掌權者也會同時成為藝術創作的對象。畫家們通過為官員、政客與將領繪製肖像畫而獲得專業認可和財富回報，同時也描繪了各行各業的印度人形象。第五章探討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如何通過藝術贊助，將印度風貌介紹至英國，分析其在傳播有關印度的信息時所扮演的角色；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的建築及其藝術藏品提供了理想的分析視角，藉此可透視藝術作品和建築如何彰顯金融資本、貿易財富和政治實權。最後將視線轉回印度，審視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陸的風雲事變，以及英國畫家留下的印度圖像所具有的深遠意義。（24-26頁）從這些豐富的內容來看，所謂“圖說”的要義就是圖史互證，圖像作為主體性史料的價值和意義更為清晰地呈現出來，就如葛兆光教授在去年“圖與史：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與圖像及視覺文化研究”研討會上所講的，“歷史學家應該知道，圖像不是看圖說話來證明文字資料的，圖像應該本身就具有呈現歷史的價值，這是歷史學家應該搞清楚的。”（《葛兆光教授談圖與史》，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2019年5月）
麥卡利爾在2018年的一次訪談中談到引領他進入這項研究的原因和經過。作為研究東印度公司的歷史學家，他常常坐在倫敦大英圖書館五樓的亞洲和非洲研究閱覽室閱讀材料，那裡的牆壁上掛著一些風格宏偉的繪畫作品，其中有些曾經懸掛在倫敦利登霍爾街的東印度公司總部大樓，慢慢他意識到這些視覺圖像對於研究東印度公司與印度的合作歷史具有與文字檔案同樣重要的意義；也意識到這些由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藝術家繪製的圖像曾經在印度本土以及英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中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還很少有人對此進行過系統的研究，正如他在書中所講的，“歷史學家雖然已從各種角度為東印度公司修史立傳，但對留存於世的視覺史料鮮有論及，而關於圖像與帝國、繪畫與權力的關係的討論，更是寥寥無幾。”（第5頁）因此他希望通過利用大英圖書館圖像與文字檔案來探討圖像與帝國、圖像和權力之間的聯繫，以講述藝術家在印度以及他們所描繪的人物和事件的故事。他在這項研究中大概花了三年時間，在該書的寫作中他的讀者目標是普通讀者，希望提供給讀者關於藝術與帝國之間聯繫的新穎觀點，並以一種易於理解和吸引人的方式撰寫。（John McAleer decodes India through paintings, The Hidun,2-15-2018）
讀完全書之後，我認為該書最成功的地方是講述英國藝術家在印度以及他們所描繪的人物和事件的故事，通過大量圖文檔案重現了許多珍貴畫作的創作歷史語境，從親歷者的角度再現了歷史。在圖像與信件、檔案、遊記等史料的互證之中，那些專業畫家陶醉在印度風光中而創作的兼有優美與崇高風格的風景畫、旅印軍官的紀實風景畫、隨軍的皇室畫師為莫臥兒王室及東印度高層繪製的肖像畫、淘金畫家筆下的印度風土人情畫等作品既圖繪了印度的視覺形象，同時也真實地透露出當時當權人物對戰局、貿易及印度文明的觀點看法，提示人們思考歷史圖像與商業帝國和政治權力的關係。另外，在“圖說印度”的另一側，有關印度的藝術圖像在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引發了新的東方想象與審美風尚，東印度公司的崛起同時帶來一場跨文化交流。英國畫家、學者、茶商甘冒生命之險遠渡重洋，印度風景畫、歷史畫在歐洲的展出往往轟動一時，印度的寶石、畫作、傳統器物被一艘艘商船帶回英國高價售賣，印度風格的房屋出現在了英國鄉村……在藝術家的旅印活動、作品圖像的創作與傳播、歐洲人的東方審美風尚的背後，呈現的是東印度公司從崛起到轉型和衰落的歷史進程中英國與印度、歐洲與東方之間的複雜聯繫。
如果說以普通讀者為對象，作者的目的可以說完全達到了。但是從史學研究的深度來看，自然還有欠缺。例如在第四章，作者在開頭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 為何用外國政要和印度當地統治者的肖像畫裝飾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大樓？又為何使用東印度公司職員及其家人的肖像畫？這些畫作呈現出畫中人對印度以及當地民眾怎樣的態度？還有那些普通的印度人，他們的生活是否受到陰謀詭計和權力政治的影響呢？藉由這些（通常不為人知的）面孔，來自英國的畫家們乃至觀眾希望表達何種態度？（158頁）問題提得很好，但是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則時有史料挖掘未深或闡述未詳的遺憾之感。尤其是從歷史圖像學的視角來看，無論是關於十八世紀的藝術圖像史研究還是圖像學分析（其中涉及十八、十九世紀全球性的跨文化“圖繪”現象和西方人世界視野中的視覺文化因素的高漲等問題），該書仍有不少需要補充和深入挖掘的地方。
歷史圖像中的商業帝國形象與跨文化交流現象是該書的重點議題。第五章“英國贊助者”從對私人贊助者角色的研究入手，以東印度公司作為機構贊助者和彰顯帝國形象的價值觀作結，“通過分析對畫作的贊助、收藏及展示的諸種情境，我們可以更深入地解讀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圖說印度’對英國藝術和社會產生的影響”。（221頁）其中最後一節“彰顯帝國形象：東印度公司與東印度大樓”是研究歷史圖像中的商業帝國形象與跨文化交流的政治性意義的重要案例。從商業利潤的角度來看，東印度公司曾經表現出對贊助藝術興趣寥寥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在利用藝術品裝飾倫敦的東印度公司總部大樓以彰顯商業帝國和領土大國形象方面卻是不遺餘力。“從根本上而言，這些畫作可謂行之有效的視覺提醒，足以呈現東印度公司隨商貿活動不斷擴張的地理疆域。眼前的世界圖景愈加廣闊，全球語境與跨國關係也愈加深入，這是東印度公司馳騁商界的關鍵之一。”（233頁）例如喬治·蘭伯特和塞繆爾·斯科特為董事會議事廳繪製的印度沿海及相關航線上重要驛站的系列畫作，陳列在整棟建築中最重要的空間——董事會議事廳視覺中心。除了風景畫，還有諸多亞洲統治者和特派使臣的肖像畫，“這些畫作或寄寓晉升的希望，或強調他們對公司發展不可或缺的意義，無一不昭示著東印度公司與亞洲及其民眾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一幅波斯國王納迪爾·沙的半身像頗為引人矚目，“它從視覺層面提醒我們，唯有與當地統治者建立起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東印度公司才有機會維持在印度的地位”。（同上）更有意思的是，與公司命運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的畫像往往還具有現實的政治性意義。例如1772年畫家愛德華·彭尼（Edward Penny）受東印度公司委託創作的《克萊武從孟加拉納瓦布手中接過賠款》，雖然輿論界對這幅作品褒貶不一，但是東印度公司對畫作的品質和批評意見並不在意。因為當時英國議會正著手對東印度公司的頭等功臣羅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展開調查，“而東印度公司之所以委託畫家繪製這幅畫作並公開展出，可能是為了表達對克萊武的支持，同時鞏固他本人和公司的聲譽。這一案例表明，藝術在東印度公司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同作用”。（244頁）
更有象徵性的作品是作者在第二章闡釋的那件繪製在倫敦東印度公司大樓稅收委員會辦公室的天花板上的《東方向不列顛女神進貢財寶》（作者：斯皮裡迪奧內·洛馬），1778年《紳士雜誌》（Gentleman’s Magazine）發表的一篇文章曾這樣描述這幅畫作：“不列顛女神安坐在巖石基座上，象徵東印度公司堅不可摧；一位河神正向不列顛女神腳下澆水，他顯然是代表恆河；與此同時，商業之神墨丘利正將大片東方的土地呈送給不列顛女神；代表波斯的人物帶著絲綢和香料；代表中國的人物擁著茶葉和瓷器；代表印度的人物則手捧珍珠和寶石。遠處的海面上，一艘帆船正在航行，船頭飄揚著東印度公司的專屬旗幟：旗面由多條紅臼相間的橫向條紋構成，左上角印有聖喬治十字旗。帆船遠航象徵著大英帝國和東印度公司從海外貿易中獲利不菲。整幅作品的主旨毋庸置疑：亞洲人民通過大不列顛的代表東印度公司，將無量財富敬獻給大英帝國。這充分展現了東印度公司蓬勃發展的海上軍力、政治權力和商業成就。”（33頁）這是一幅歌頌商業帝國崛起的萬國來朝圖，同樣的創作意念和視覺圖像在董事會議事廳精心設計的浮雕中再次出現，最後在這座龐大建築的正前方外立面的浮雕群像（作者：約翰·培根）中達到高潮，但同時也具有了標示著重大歷史轉折的新的政治核心意念：這組浮雕群像巍峨高聳，喬治三世身穿古羅馬袍衫，護衛著不列顛女神和象徵亞洲的擬人像：國王右側是一眾代表“商業”的形象，左邊則是“信仰、勤奮、誠信、城市駁船，以及泰晤士河”。山形牆頂部的不列顛女神像坐在雄獅身上，左手拿著長矛，戴著象徵自由的頭盔。在她兩側各有一尊雕像：騎著馬的歐羅巴與騎駱駝的亞細亞。“整組浮雕作品深具象徵意義，高度概括了東印度公司與印度的關係，這正是公司期待公眾理解的信息。培根將商業和貿易——東印度公司財富和權力的立足之本，與自由、信仰和勤奮等抽象概念相結合，以此凸顯‘英國能給予東方世界的一切，換取來自印度的回報’”。（250頁）但是，從原來畫面上的不列顛女神形象到在這座浮雕群像中居於核心位置的喬治三世，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換。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初，是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在位期間的最好歲月。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時喬治三世的政治權勢在朝中無人可以挑戰，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就是權力的核心。作者敏銳地指出，“喬治三世形象的出現，提醒著包括東印度公司本身在內的每一個人：公司章程及其在印度的角色，正日益受到議會立法約束。培根的創作方案恰如寓言。隨著十八世紀的結束和十九世紀的來臨，以國王為代表的英國，將越來越多地參與東印度公司管理，監督其在印度是否履行職責。”（250頁）在這裡作者所講的“提醒”實際上已經與十八世紀末東印度公司的權力衰落狀況不相符合了，而且作者沒有進一步指出的是，其實在這種歷史性變化的背後是英國工業革命迅猛發展的結果。新興工業資本迫切需要增加英國工業品的出口，而東印度公司對貿易的壟斷被視作英國工業發展的障礙，1773年英國議會通過的《東印度公司管理法》和1784年英國議會通過的《改善東印度公司和不列顛領地行政法》使政府權力逐步取代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管理權。換言之，這家由英國共濟會商人建立的從事對外殖民及貿易的股份公司原來具有某種國家形象與職能的性質不復存在了，以國王喬治三世為核心、以英國工業和自由貿易主義的崛起為基礎的新帝國夢主宰了英國與世界的關係。1799年培根完成的這座浮雕群像實際上就是對這一歷史轉折進程的確認和讚頌，更似乎是以頌聖藝術作為對“圖說印度”的最終總結。
這項以東印度公司的圖像史料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是歷史圖像學研究的重要案例。除了圖像作為史料的主體性得到無庸質疑的確認和深入研究所具有的圖像史料學的重要意義以及“圖史互證”方法的普遍運用之外，歷史圖像學的跨文化與全球性的研究維度得以鮮明凸顯和強調則具有更為重要的學科建構意義。加拿大學者克勞伊澤爾·拉爾夫（Ralph Croizier）在十幾年前撰寫的一篇論文中對於藝術史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地位被邊緣化感到憂慮，他指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主要在美國興起的“新世界史學”以對民族、國家、社會以及經濟、環境和技術這兩大維度的關注極大地取代了對精神文化的關注，藝術史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地位尤其被邊緣化，而他認為“對不同文化間的藝術風格、表現手法和價值觀念予以更多的研究無疑會增進我們對世界聯結性的認識；更多地關注藝術作為文化價值的表現能夠使我們更為有效地比較不同政體和社會及政治結構框架，及其不同的信仰體系。”（克勞伊澤爾·拉爾夫《藝術與世界歷史》[Art and World History]，載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8年）他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視藝術的研究案例，進而指出：“一種切實有效的策略是將某種藝術品當作研究長距離貿易活動的一個重要項目。……跨文化的藝術品貿易對於傳播思想、技藝和他者文化意象曾發生過類似規定性的影響。有時候文本資料匱乏，類似這樣的藝術品就成為最為重要的證據。人類學家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同上）可以說，藝術和視覺圖像如何能夠在跨文化研究和全球史研究的範式中具有穩定的、常規的地位和作用，這實際也同樣是歷史圖像學的學科建構面臨的問題。
回到麥卡利爾的這部“印度檔案”。他在全書最後說，“‘圖說印度’反映著視覺傳達之於英印關係建構的長遠意義。長期以來，以印度人物和地理風光為題材的畫作，對於協調和奠定英國與印度次大陸的關係頗具推動作用。約翰·佐法尼、威廉·霍奇斯、託馬斯·丹尼爾等畫家創作的肖像畫和風景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他們及其贊助人眼中的印度形象，喚起了廣泛的共鳴。”（263頁）也可以說，該書提到和闡述的那些藝術家及其圖像史料必定會在歷史圖像學研究者中喚起更深入研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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