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是試金石，是分水嶺，處在私人領域與公共生活、現實條件與理想世界的十字交叉處。
——弗雷德裡奇·詹生《論懶惰——從尼採到福柯》
自有人類以來，懶惰一直如影隨形，它由來已久，且聲名狼藉。與出身高貴的閒暇不同，懶惰出身卑賤，長期以來一直揹負罵名，並一度作為“七宗罪”之一而令人側目。然而，它卻是閒暇的秘密情人（閒暇雖與功成名就的工作（勞作）結合，卻對懶惰念念不忘），在它們眾多的私生子中，無聊和發呆是其中最著名的兩個，因為它倆共同發起了曠日持久的白日夢運動，成為人類創造力不竭的源泉。
公元3世紀時，沙漠教父的修行理論家埃瓦格裡烏斯·龐帝古斯在《論八惡靈》中定義了八種損害個人靈性的惡行：分別是暴食、色慾、貪婪、憂鬱、暴怒、懶惰、虛榮及傲慢。在此，龐氏將懶惰稱之為“正午之魔”，並斷言它是所有魔鬼中最難對付的。“它在第四時攻擊僧侶，困住他的靈魂直到第八時（即從十點到十四點）”。正午之魔襲擊身體和靈魂，剝奪精疲力竭的隱修士所有的意志力。
《七宗罪》電影海報
公元6世紀後期，教皇格裡高利一世將上述的八種罪行減至七種，他將虛榮歸入傲慢，憂鬱歸入懶惰，並加入嫉妒，這便是後世著名且令人膽寒的“七宗罪”（直到20世紀末，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執導的著名電影《七宗罪》（Seven）中，那個犯了“懶惰罪”（sloth）的毒販維克多的下場依然令人不寒而慄）。由此，懶惰由惡行逐漸演變為罪惡，似乎墜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幾乎與此同時，西方修道制度的創始人之一聖本篤（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在《教規》中強調了勞作的義務。他宣稱：“遊手好閒是靈魂的大敵，所以在某些時候，僧侶應該動手勞作。”顯然，懶惰一直以來都是勞作（labour）的情敵。
《懶惰和嫉妒的寓意畫》（“懶惰”被蛇拉出了海螺殼，跌落了下來）
13世紀，哲學家、神學家聖託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他的《神學大全》中為懶惰下了一個在中世紀西方通行的定義。他將懶惰稱之為一種“難以承受的煩愁”，它把絕望的情緒扎入人們的內心，使人“對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懶人“就像被酸侵蝕的物體，變得冰冷”。阿奎那將懶惰和遇酸變冷相提並論，無疑是想到了acidiosus（酸）和accidioso（懶惰）這兩個詞的親緣關係。從希波克拉底到蓋倫提倡的古代醫學理論，都將在憂愁抑鬱的人身上過剩的黑膽汁歸為瘋狂愚蠢。
一個世紀後，詩人但丁（Dante）和彼得拉克（Petrarca）都繼承了阿奎那的論調，各自描繪了懶惰與憂鬱的緊密聯繫，憂鬱者的懶惰如同一個永遠不會結疤也不會痊癒的傷口，會導致致命的消沉。逐漸地，懶惰越出了宗教領域，慢慢侵入了世俗社會。伴隨著懶惰而來的還有無知、拖延、推諉、躲避努力，使得懶人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或者逆時代潮流而動。他們的人生一無所成，白白虛度，似乎失去了任何意義。
16世紀，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在《巨人傳》中最敏銳地捕捉了這一關鍵性的轉變：從一個價值體系——即專屬於修會的靜修虔信，轉向文藝復興價值觀——即人文主義式的積極介入社會事務。拉伯雷在譴責了修道院生活的百無一用之後，回到瞭如何善加利用時間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他寫道：“我從來不強迫自己祈禱，禱告是為人而存在的，人卻不是為禱告而生。”拉伯雷認為懶惰應該受到譴責，因為它損害了人之為人的原則：對“自由意志”的運用。人是造物的中心，人應該成為自己人生的主宰，這樣的理念標誌著與往昔的決裂。在這一點上，同一世紀的宗教改革家也不遑多讓，儘管讓·加爾文（Jean Calvin）把《巨人傳》的作者貶為褻瀆宗教。
雖然浩蕩的文藝復興運動讓整個價值體系得到了重估，但懶惰的處境並沒有改善。1580年，法國作家蒙田（Montaigne）出版了影響深遠的《隨筆集》，與以往那些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再從《聖經》及其註釋中尋找啟迪，而是從古代著名人物和希臘羅馬哲學家入手。他以皇帝或徵服者為例，引用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和懷疑論者的理論，他頌揚“站著”死去的羅馬皇帝勇氣可嘉，讚賞那些“全身心永遠投入美好、高尚、正義事業”的人靈魂高貴。在他看來，懶惰是身體無所作為的標誌，更是心靈懦弱、靈魂卑賤的象徵。
蒙田認為，不僅君主必須自我約束，為臣民作出表率，每個人都應該端正自己的思想，不受惡習腐蝕。懶惰是理性缺席下的憂鬱的自由散漫，也是思想的漁網和激情的焦痂。通俗而言，懶人就是“什麼都不幹，什麼都不在乎”的人。17世紀法國詩人聖阿芒的一首題為《懶漢之歌》（Le Paresseux）的十四行詩堪稱其完美寫照：
我在床上發呆，動彈不得，
被懶惰壓垮，被憂鬱拖累，
如同野兔被抽去骨頭，在牧場上酣睡，
如同沮喪憂愁的堂吉訶德。
我對意大利之戰毫不在乎，
更別提選侯和王位，
我為這種懶散高歌一闕，
我的靈魂無精打採，找不到出路。
在那個鉅變的時代，無聊在巨大的無聊中誕生了。人們一眼認出它是由懶惰所生。正如眾所周知，懶人只想著玩樂——他之所以想方設法找樂子，恰恰是為了逃避令他無法自拔的無聊情緒。法國哲學家布萊士·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在《沉思錄》中呼應了讓他又愛又怕的蒙田：“唯一能撫慰我們苦難的只有消遣……否則我們就陷入無聊煩悶。”另一位法國作家拉布呂耶爾（La Bruyere）在《性格論》中也持此觀點：“無聊是通過懶惰進入這個世界的；人們尋求享樂、嬉戲、社交，很大一部分是因懶惰而起。”他甚至直言：“熱愛工作的人擁有自我。”而懶惰卻滋生無聊，促使人們尋找消遣，放任自流。
如果說，懶惰長期以來被它的老對手勞作（勞動）壓上一頭的話，從那個時代開始懶惰簡直是被踩在腳底下了。經由16世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運動（他提出了著名的“天職說”），以及17-18世紀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約翰·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對勞動價值的闡發，勞動和工作的世界已呈君臨天下之勢。由此，在政治和經濟意義的層面上，懶惰被視為其對立面而飽受批判。先後擔任法國財政部長、王室國務秘書和海軍國務大臣的讓-巴蒂斯特·科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在1667年9月22日寫給歐塞爾市長和市政長官的信中說：“富足總是來自勞作，苦難則因懶惰而起。”後來，我們看到了科爾貝爾主義（Colbertism）對法國經濟現代化的巨大推動和影響。
由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達朗貝爾（d'Alembert）提議編撰的《百科全書》於1751-1772年之間陸續問世，其中關於“工作”的條目寫道，一個人的“健康、生計、從容、見識，也許還有美德”都應歸功於他每日操持的事務。作為補充，“懶惰”條目包含了一條署名為路易·德·若谷騎士的醫學博士提交的專業意見：“它是諸多疾病的根源，因為它不僅使體液變稠，使肌體鬆弛，還會刺激身體，加速老化。”當時的醫學認為，懶惰會引發一系列紊亂和病症，諸如痛風、結石、壞血病、憂鬱症和躁狂症。換言之，工作促進身心健康，而懶惰則是社會結構和個體變質的肇因。由此，懶惰成了一個關乎道德、政治和醫學的關鍵問題。
不過，低到塵埃裡也意味著一種否極泰來的可能。同樣是法國百科全書派，最早發現了懶惰的天然價值。他們經常利用懶惰的主題來頌揚伊甸園的美好，讚美自然的快樂，歌頌生命的幼年時期和無憂無慮的原始狀態。在此，懶惰被定義為原初狀態的關鍵。試問，這是創世紀的哲學虛構還是人類的原始現實？其實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的狀態與對工作的熱愛是二律背反，後者伴隨著群居生活而產生。工作的世界從根本上與自然相悖，但這是文明的代價。伏爾泰（Voltaire）這樣讚頌原初的幸福：“在世界誕生之初，自然那樂善好施之手給予人類的，是永恆的休憩，是純潔靜謐的時光。”
《論語言的起源》
在整個啟蒙運動時代，關於為懶惰正名的聲音在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那裡達到了最高峰。在《論語言的起源》（1781）中，盧梭寫下了在當時頗為驚世駭俗的話：“人活著就是為了睡覺、無所事事、呆著不動。”被形容為懶惰的無所事事的自然狀態佔據優先地位，讓人焦慮不安、深謀遠慮、辛勤勞作的激情要等到群居生活後才產生。他進而直言：“無所事事是人類僅次於活下去的首要和最大的嗜好。”因此，人類主要受兩種激情的驅使：一、人生來就懶惰；二、出於社會或倫理考慮，人投入工作。而在這兩者之間，前者又是後者的目的。在以第一人稱寫就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思》（1782）中，盧梭在《第五次散步》中認真審視了這一命題：“是懶惰讓我們變得勤勉……寶貴的閒暇是所有享樂中我首先和最主要渴望盡情品味的。”是的，懶惰有著強烈的戀母情結。
最重要的是，盧梭為懶惰定義了一種新型的倫理觀。在此，他指的不是一個人“毫無作為”、“不動手也不動腦”的被動狀態，而是一種超越了所有物質利益的心境。人的精神擺脫了功利思想，能夠海闊天空的思考。換言之，這並非麻木不仁，而是一種生氣勃勃的存在，一個潛在的偉業，一則豐產的允諾：“我喜愛忙些無關緊要的小事，著手做很多事，卻一件也不做完。”為此，盧梭比較了各種情形：如果缺乏活力與計劃，懶惰就等同於奴役，但是如果注入激情和興奮，懶惰就會讓自由充滿可能。在人類歷史上，盧梭第一個區分了積極懶惰和消極懶惰，並指出了懶惰與自由的內在親緣關係。我們將看到，這一思想在後來的兩百多年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後世旨在解放人類勞動力的一切科技發明和創造都源於積極懶惰，從汽車到飛機，從洗衣機到空調，從數學公式到原子彈……這正應了盧梭“勞動是為了懶惰”這一觀念。看來，情敵也有成為朋友的可能。
19世紀上半葉，偉大的人類導師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最先發現並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問題。他一陣見血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工人不僅無法享受勞動的創造性，還被工資制捆綁，而不得不忍受剝削，並逐漸異化。換言之，勞動者對懶惰的渴望源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與壓榨。在盧梭去世的一百年後，懶惰終於迎來了徹底翻身的機會——不再作為一份惡行、一項罪孽、一種疾病，而是一種自由的權利。這一響徹世界的聲音，由馬克思的弟子和女婿、第一國際的成員、與朱爾·蓋德一同創立法國工人黨的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於1880年在《平等報》連載發表的著名長文《懶惰的權利或拒絕工作的權利》（副標題為《駁斥1848年“勞動權”》）中擲地有聲地發出。
在《懶惰權》一文中，拉法格勉勵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蔑視“生產至上”的邪惡理論。他提醒說“灌輸給他們的話都居心叵測”，宣稱一個世紀以來他們瘋狂投身於的工作“是人類所遭受的最可怕的災難”。他明確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希望宣揚“懶惰的權利，它比肺癆似的‘人權’更高尚和神聖千萬倍”。在他筆下，懶惰成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動力，這個階級“包括了所有文明國家裡的生產者”，他們解放自己後，也解放了全人類，讓做牛做馬的人恢復自由。如果說懶惰原先只是個人的拒絕，現在則給予了所有被壓迫勞動的人們以革命的巨大力量。
這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致力於拆穿騙局，他駁斥《聖經》中提到的“你必須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的詛咒。勞動不會使全社會變得富有，遠非如此。股東和商人賺到財富，反而會讓生產這些財富的人一貧如洗。同時，他認為無產階級被一種異化的對工作的病態熱情所綁架，不停地要求老闆“給”自己工作。然而，勞動狂熱的代價是肉體折磨和精神困頓，這會剝奪無產者的人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作是所有智力衰退和技能惡化的肇因。”唯有懶惰，即罷工，才能還他們公正，恢復他們被掠奪的人性。因此，法拉格高歌：“哦，懶惰，藝術和高尚德行之母，安慰人類的焦慮吧！”
在19世紀風起雲涌的無產階級罷工浪潮中，西方世界就像發現美洲新大陸似的發現了東方這一失落的伊甸園——懶惰不僅爭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利，也迎來了令人翹首的華麗轉身。遙遠而神秘的東方，混合了好奇與惆悵，誘惑著遠道而來的客人。從波德萊爾（Baudelaire）到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再到卡爾·於斯曼（Karl Huysmans）的高度的寫實主義，詩人們從來自遙遠神秘的地方汲取素材，創造了全新的感受。在他們眼中，這裡的一切都是“奢華、平靜與享樂”。波德萊爾認為，三桅帆船的溫柔搖晃像極了自然懸浮的狀態，是慵懶幸福的最佳寫照。是的，東方所獨有的“慵懶”一詞，第一次為懶惰披上了一層華美的外衣，它是懶惰的東方式的詩意和夢幻形式。前所未有的，懶惰成了一種生活的藝術。日本唯美主義文學大師谷崎潤一郎在他著名的《陰翳禮讚》（1934）一書中有一篇《懶惰之說》的妙作，直陳“‘懶散’、‘倦怠’是東方人的特色，稱之為‘東方的懶惰’。”並說這種根深蒂固的特質“孕育於我們的氣候、風土與體質之中”。
《陰翳禮讚》
如此一來，東方充當了一面神奇的鏡子，它照出了由19世紀的現代化造就的西方世界。懶惰原本是一場信仰與誘惑的對決，現在卻成了放緩工業文明倉促步伐的法寶。人們也用它來對付因生命進程加快、真正生活卻在別處而引發的焦慮。憂鬱的懶惰從逃避現實，轉變成了一種對歷史現實的否定。換言之，懶惰從原先的可憎、反社會、異常，而今成了對被錯失的時間的夢想，不是用來祈禱或禮拜，而是用來發現一個失落的世界，東方仍然保留了對這個世界的回憶。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以自己的身體力行向世人宣佈，塔希提（Tahiti）是一個天堂，西方人可以向野蠻人學習“生活的學問”，在塔希提女人中找到犯下原罪前的夏娃。在此，高更尋回了在工作至上律令支配的現代西方社會中逐漸消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1919年，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以高更為原型寫成了長篇小說《月亮與六便士》，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這部小說風靡全球的持久影響力從未消失。
進入20世紀，懶惰在經歷了權利化和詩意化的雙重加持後，幾乎形成了與工作至上的世界相頡頏的態勢，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母親的護蔭。1932年，被譽為“西方最後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的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寫下了著名的《懶惰頌》（In Praise of Idleness），他在文中鄭重其事地寫道：“在當今世界上，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正在造成大量的禍害，幸福和繁榮之路在於有組織地減少工作。”當然，我們必須看到，羅素與其說是在歌頌懶惰，不如說是在歌頌它的母親——閒暇，正如他後面的警句：“必須承認，明智地運用閒暇，是文明和教育的結果。長時間工作了一輩子的人，突然無所事事，一定閒得難受。但是，沒有相當的閒暇，人們將與許多最美好的事物無緣。……閒暇培植了藝術，發現了科學，產生了各種著作，發明了哲學，並改進了社會關係。甚至被壓迫者的解放也常常是由上面發動。沒有有閒階級，人類決不能走出野蠻狀態。”
作為全世界最懶惰卻最有創造力的民族之一，法蘭西民族有著令人著迷的特質。自從盧梭最早唱出關於懶惰的頌歌，直到20世紀下半葉，法國人對於懶惰的頌揚依然不絕於耳。著名思想家、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為此專門寫作了一篇隨筆，名為《懶惰的權利》，他精妙地指出：“我將以福樓拜的名義來引出這種懶惰的形式，後者把它稱作‘醃漬（masinate）’。在這種情況下你什麼也不做，你的思想四處渦動……我常有這樣的‘醃漬’，非常頻繁，但它們都不會長久地持續下去，最多十五到二十分鐘……接著，我的勇氣又回來了。”隨後，他又引出了分神的藝術，“懶惰可能是儘可能多地切割時間，使之多樣化。這就是我在工作中引入分神的時候小規模地進行的活動。我切割時間。這是一種變得懶惰（向懶惰）發展的方式”。最後，他給出了一個東方式的關於懶惰的詩學定義：“靜坐無為/春來/草自生。”
《懲罰的社會》
1972年，另一位享譽世界的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出版了《懲罰的社會》，他在書中秉承了盧梭的論調：“人類的時間和生活在本質上並不是勞動，而是樂趣、快樂、休息、需求、瞬間、偶然、暴力等。”順著這一思路，我們就不難理解福柯著名的生活美學觀：“從自我不是給定的這一觀點出發，我想只有一種可行的結果：我們必須把自己創造成一件藝術品。”或許，這正應和了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言：“一張沒有烏託邦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值得一看”。這位放蕩不羈的懶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靈魂》這篇文章中得出的這一結論與馬克思的想法很接近：讓工作實現自動化，以便人們都有時間來發展和實現自我，進入真正的自由王國。
關於懶惰的最振聾發聵的當代言論來自法國哲學家讓·鮑德裡亞（Jean Baudrillard），他在《冷記憶：1987-1990》中談及了自己家庭的三代人，祖父作為農民直到去世之時才停止勞動，身為公務員的父親在到退休年齡前就停止工作（由於患病而提前退休），作為大學教師的他在“這條人生鏈已經持續到了懶惰的最高階段”。鮑氏認為“這種懶惰具有鄉村的本性。它建立在論功行賞和‘自然’平衡的感情基礎上，永遠不應該做太多”。在此，鮑德裡亞回到了關於懶惰的自然屬性的命題上，並寫下了自盧梭以來關於懶惰的最叛逆不羈的文字。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2019年“消失的技法：讓·鮑德裡亞的攝影”特展上，它被印在一面白牆上，在我們這個永遠在強調進步、競爭和高效的時代裡，顯得不合時宜卻又發人深省，令人過目難忘：
懶惰是一種宿命的戰略，而宿命是一種懶惰的戰略。……不管事情如何發展，我不會改變這種看法。我討厭同胞們的積極活動、創新動議、社會責任、雄心壯志和相互競爭。這些都是外生的、城市的、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價值。這些都是工業的品質。而懶惰，它是一種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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