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美]菲利普·古雷維奇著，李磊譯，三輝圖書·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版，340頁，56.00元
“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這個奇怪而壓抑的標題，節選自盧旺達大屠殺中，一封由難民寫給當地牧師的信——
我們親愛的領袖，伊利沙番·塔奇魯提馬納牧師：
祝好！
我們希望您在我們面臨的困難中依然堅強。
我們希望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因此我們請求您替我們出面與市長溝通。神把他的民眾託付給您而現在他們大難臨頭。
神會護佑您，我們對此感激不盡，就像被以斯帖拯救的猶太人那樣。
我們向您致敬。
信中提到的以斯帖，是希伯來聖經中的波斯王后，她向國王求情，阻止了一場對猶太人的屠殺。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浩大凶殺案，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裡的情節有著詭異的相似：所有人都知道殺戮即將發生，但沒有人警告被害者；手執兇器的殺人犯大肆張揚，要以榮譽和正義之名殺害鄰人，但直到最後一刻，他們其實自己也不確定真的會下手；從兇手到旁觀者，沒有人能夠確定被殺者是否真的有罪；但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待最後一片雪花落下，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高低貴賤，都有了一重全新的身份：兇手，或是被害人。
《紐約客》撰稿人、《向您告知，我們一家明天就要被殺》作者菲利普·古雷維奇稱之為decimation，意味著在這場大屠殺中，整個國家總人口中至少十分之一被殺害。據聯合國《盧旺達種族滅絕與聯合國外聯方案》，盧旺達總人口七百餘萬，由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人、百分之十四的圖西人和百分之一的少數特瓦人構成，據估算，約八十萬至一百萬人被殺害。在這場胡圖人針對圖西人發動的屠殺中，絕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圖西人。因為屠殺規模巨大，具體的死亡統計數據至今無法統計，如果說整個國家的數據是每十個人就有一個被殺害，那麼粗略估算一下，每十個圖西人中就有九個被殺害。1994年4月到7月，盧旺達境內的圖西人，幾乎是被百日殺絕。
比受害者數量更難納入統計數據的問題是，每十個胡圖人中，至少會有幾個是手沾鮮血的殺人犯？
盧旺達雅瑪塔大屠殺紀念館
胡圖人與圖西人
對上述問題，也許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答案，但是提出這個問題和獲得答案一樣重要。古雷維奇曾六次前往盧旺達和鄰國實地考察，《向您告知，我們一家明天就要被殺》講述了盧旺達屠殺的背景和經過。古雷維奇的敘述中包括了倖存者、屠殺者、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總指揮、盧旺達新總統等等多方面對盧旺達大屠殺的回憶，力圖給大屠殺以全貌描寫。本書初版於1998年，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人們試圖將各種點滴拼在一起，去理解造成種族屠殺的全景。新聞的封鎖和語言的障礙，使不在場者只能隔岸觀火地從二手資料去了解盧旺達大屠殺，殺戮發生時，在場者的記憶鮮明又混沌，親歷者因為身臨其境更是難以看清真相。人類需要很多年才能明白，在那一百多天裡究竟發生了什麼，這本書便是反思和努力的一部分。在文學作品中，為了渲染懸念，經常會以“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已經死去”開頭，抽絲剝繭，一步步揭露那隨著死者進入墳墓的謎團（往往也是殺死他們的原因）是什麼。然而，和絕大部分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一樣，在盧旺達大屠殺中，受害者往往還沒有來得及反應，就在恐懼和莫名中被殺害，其中甚至不乏未通世事的兒童。
這裡的死者生前身後皆永不知真相，真相是生者虧欠他們的。
嘗試去理解一個複雜的社會事件時，因為缺乏背景知識和邏輯思維能力，我們喜歡走捷徑，把整個事件極度簡化成一個非黑即白的故事——比如，納粹是壞人，那麼無辜的猶太人就是好人，壞人害好人，所以我們要幫助好人戰勝壞人。我們用這樣簡化的故事模式給孩子講童話，黑白分明，因果瞭然，是因為兒童不具備消化複雜知識的邏輯性和想象力。然而成年人應當有責任瞭解真實政治事件，媒體依然採用了低智模式以便於把新聞包裝成可以被輕鬆消化的刻板故事。當慘絕人寰的盧旺達大屠殺終於出現在西方國家的新聞裡時，關於這個遠在天邊的非洲國家，大部分國際觀眾的第一反應仍然是——告訴我們，這裡誰是壞人？誰是好人？我們應該幫誰打誰呢？
真實的歷史和政治不能夠用黑白雙色來區分，盧旺達大屠殺也不能夠被簡化為正義和邪惡的較量，現實是複雜和流動的，並不會因為主觀臆斷而變得簡單和靜止。
站在大屠殺天平兩端的胡圖人和圖西人，從人類學的定義上並不能嚴格地構成兩個不同的民族——歷史上來說，圖西人擅長畜牧，胡圖人擅長農耕，不同的飲食結構和生活方式對營養狀況的影響（與農耕文化相比，遊牧部落的飲食結構更加多元，攝取動物蛋白也更豐富）或許導致了胡圖人和圖西人在身高體格上的差異，但是他們語言民俗相通，聯姻混居也十分常見，很多時候，毋論外人，就算是圖西人和胡圖人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分清誰是哪個族的——古雷維奇書中採訪的倖存者歐黛特·尼拉米里莫是個圖西族的醫生，她被無端停職後，胡圖警察來醫院逮捕圖西人，一個和她同名的胡圖醫生因為個子高被陰差陽錯捉走，放了回來之後沒多久，在另一次襲擊中，她再一次因為被誤認是圖西人而慘遭殺害。
在比利時殖民之前，胡圖人和圖西人的概念與其說是種族定義，不如說是社會經濟地位的區分：圖西人主要是富有的畜牧主，而胡圖人則處於下層社會，如果胡圖人通過努力畜養了大批牲畜也可以轉變為圖西人，破產的圖西人也可能因此變成胡圖人。 在比利時的殖民統治下，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產生隔閡和對立，階級的差距被機制擴大並且固化，胡圖和圖西間的流動性被取締。1935年比利時引入規範的身份證制度，以臭名昭著的顱相學作為理論基礎，將個子高、膚色淺並且鼻樑較纖細的圖西人定義為與“歐洲人更接近”的優等人種。圖西人的經濟條件富足更是令歐洲殖民者喜出望外，認為這是他們心中所謂白人基因優越性的證明。個子矮，膚色深，鼻樑較扁平的胡圖人則被貶為劣等人種。比利時殖民者讓原本模糊流動的民族身份落實成白紙黑字的證件，並且不再像過去那樣可以隨著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而改變。殖民者賦予圖西人特權，將他們扶植成統治階級，並且通過他們進行高壓統治。
隨著殖民統治的式微，圖西人的特權逐漸瓦解，國家治理權慢慢回到佔盧旺達人口多數的胡圖人手裡，長時間被壓抑的胡圖人中悄悄滋生著對圖西人及其特權的不平和仇恨。1962年盧旺達和布隆迪相繼宣佈獨立，在盧旺達，由胡圖人主導的政府開始施行針對圖西族的歧視政策，胡圖人渴望翻身報復，圖西人則不願放棄自己過去幾十年內獲得的特權，兩族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發生過多次大型武裝衝突和清洗，大量圖西人流亡海外。
1988年流亡的圖西難民和少部分胡圖人在烏干達成立了盧旺達愛國陣線，致力於讓在過去幾十年裡流落他鄉的圖西人回到盧旺達的家園並且改革政府。1990年，盧旺達愛國陣線從烏干達向盧旺達發起武裝行動，圖西和胡圖之間的衝突進一步升級，盧旺達境內的圖西人被官媒稱為“蟑螂”和“叛徒”，盧旺達的多家公立和私立電臺公開煽動仇恨言論，號召胡圖人拿起砍刀將圖西人“清理出盧旺達”。1993年，在多方努力下，由胡圖人統治的盧旺達政府和圖西人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簽署了《阿魯沙和平協定》，這一協定帶來的表面和平並沒有持續多久，盧旺達不少激進的胡圖人反而將此視為總統哈比亞利馬納對胡圖的背叛（這也給不久後總統被暗殺的背後主謀加上一重疑雲），更加危機四伏。表面上是圖西和胡圖之間的種族問題，背後實則是各大利益集團的博弈。
最後一根稻草是1994年哈比亞利馬納總統所乘的飛機被擊落，總統殉職。應接替總統職務的女總理在聯合國維和士兵的護衛下，前往國家電臺發表安穩民眾的演講，卻在僅僅十幾個小時後全部被衛隊圍捕殺害。胡圖軍隊迅速掌握局勢，並在電臺發出號召對圖西人趕盡殺絕的最後指令。之前數月間持續發酵的衝突驟然爆發，一直接受訓練的胡圖青年們拿起分配的砍刀，開始有條不紊地逐一血洗盧旺達的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道。
屠殺的開展
在這場屠殺中，主要兇器是隨處可見的家用農獵工具，超過七成的受害者死於砍刀和棍棒之下。在槍彈短缺的情況下，依靠冷兵器能夠在短時間內造成數字如此龐大的傷亡（幾乎每十秒鐘便有一人被殺害），意味著在瘋狂的殺戮背後必定有著縝密的計劃。屠殺開啟前三個月內，盧旺達政府便預支了來年的茶葉收成，購買了大量砍刀，並且大幅增加了警察的槍支配給，其數量之巨遠超維護治安之需。民兵組織和行政部門確保將砍刀分配到戶，農民被徵入地方的“自衛組織”，訓練使用砍刀棍棒和生活中常用的刀具殺人。佔盧旺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胡圖人被迅速軍事化，無線電臺則無時無刻不在對全盧旺達的胡圖人發出統一規劃和指令，在他們懈怠猶疑的時候給予必要的精神推動。
在屠殺前的幾個月裡，盧旺達的圖西人目睹了鄰里的胡圖青年白天磨刀霍霍，晚上出去練兵，親耳聽著電臺廣播把自己稱作應被踩死的蟑螂，為什麼他們不逃走呢？
就像二戰前留在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一樣，背井離鄉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局外人做事後諸葛很容易，而對處在漩渦正中的當局者來說，中斷事業遞上辭呈，變賣祖上家產，安排如何帶走孩子，給年邁的父母善後，尋找新的移民出路，申請護照和簽證，每一件都是頭頂的山，即便是擁有社會資源的精英階級，也很難做到說走就走。在屠刀緩緩落下時，大部分人連把脖頸移開的力量都沒有，他們只能對國際組織的人道援助報以希望——基督教會，紅十字會，尤其是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
但這僅有的渺茫希望也落空了。
本文開頭那封情真意切的求救信及時送到了位高權重的塔奇魯提馬納牧師手裡，牧師立刻召集絕望的教民到教堂裡，告訴他們：“你們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就是你們必須死。上帝已經不再愛你們了。”
牧師把門從外面關上，他的兒子帶來了一整車胡圖民兵，殺死了教堂裡所有向上帝求救的圖西人。
“胡圖力量”的民兵根本不怕聯合國維和部隊對屠殺的干預，他們對國際組織的判斷十分準確：一旦有士兵傷亡，西方國家會毫不猶豫地拋棄盧旺達，因為保護他們自己的國民比拯救盧旺達的難民更重要。協助護送女總理的十名比利時維和士兵被殘忍殺害後，作為維和部隊主幹力量的比利時軍隊立刻撤出。安理會將援助團的人數從兩千五百四十八人銳減至兩百七十人，留下來的這些維和士兵陷入兩難的困境，連自己的生命也危在旦夕，更沒有能力去保護被殺戮的圖西人。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羅密歐·達萊爾的多次求援均遭到拒絕，而他寫給安理會關於種族屠殺的警告也被埋沒在案牘之中。在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聯合國維和部隊被要求優先協助撤僑，而不是保護圖西人。在自傳《與魔鬼握手》中，他寫道：“在盧旺達我和魔鬼握了手，我看到了他，聞到他的氣味，還觸摸到了他。因為我眼見魔鬼的存在，所以我知道上帝存在。”
對盧旺達和非洲歷史文化的無知尚且可以原諒，冷漠則是不可推脫的罪責。古雷維奇書中對組織大屠殺的每一個可能性都做了推想：如果美國不置身事外，如果法國不加以阻撓，如果比利時不撤軍，如果教會站出來反對屠殺，如果歐洲各國用以撤僑的數千兵力可以借給達萊爾調用……古雷維奇筆下最出彩的一個人物是保羅·路斯沙巴吉那，在大屠殺中，他將自己管理的外資豪華酒店用作庇護所，收容了上千名的圖西難民，一時傳為佳話，還被拍成了電影。他本人和家人移民比利時，成為國際知名的人權主義者。
保羅·路斯沙巴吉那
多年後，有難民站出來，出書指責保羅在大屠殺中並不是大家所說的天使，因為他向避難者索取賄賂，還和胡圖軍人互通有無。今年8月，保羅被盧旺達政府部門設陷逮捕，控訴罪名是“恐怖主義、資助恐怖主義、縱火、綁架和謀殺”。
保羅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他可以用上好的威士忌去和軍人換來多留圖西人一天，也可以和手上沾滿鮮血的胡圖人稱兄道弟，把酒言歡，這兩者並不矛盾。保羅只是一個飯店經理，他不具備和暴民直接作戰的能力，大飯店也並不是一個軍事據點，沒有聯合國和任何其他國際武裝力量的保護，它如何在血雨腥風中存活下來，幾乎完全依賴於每天帶著民兵來燒擄的胡圖軍官心情好壞，經營者的三寸之舌和躲藏於此的圖西人所能利用到的金錢和人脈（他們通過飯店僅有的一臺傳真機，向能夠和自己過去的工作生活拉上關係的任何國際組織和個人求救）。不少位高權重的胡圖軍人和官員一邊推動著屠殺，一邊偷偷將自己美麗的圖西族妻子送進飯店避難，從一定程度上這也保障了飯店的安全。
在大屠殺中，人命皆草芥，沒有誰就一定可以蔭護他人。沒有好人，也沒有壞人，大概只能說在同樣的天災人禍裡，有的人會選擇更好一些，有的人則會選擇更壞一些。 保羅接受古雷維奇採訪的時候說，我並沒有覺得我在做什麼特別的事情，我以為很多人都在做和我一樣的事。
只是沒想到四顧無人，其間只有自己。
大屠殺之後
1994年4月到7月，美國媒體覆蓋最多的新聞不是盧旺達大屠殺，而是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
盧旺達大屠殺，遠在非洲的一個小國裡發生的慘劇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沒有人在乎盧旺達，因為這裡的土地只流血，不流石油。
但是，每一個人都應當在乎，應當去了解。因為這件事情並不遙遠，種族的仇恨從來沒有遠在天邊，並隨時可能在政治經濟的聯合作用下演化為暴力衝突。
1993年4月，華盛頓特區美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開放，“never again”——願通過公共教育使人性滅絕的慘劇永不重現。而大屠殺紀念館落成僅僅一年後，盧旺達大屠殺就給了人類一記耳光：你們從來沒有反省過。
關於大屠殺，人們首先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依然會發生這樣的慘劇？瞭解它發生的原因，才有可能去阻止它再發生。而在屠殺已經發生了之後，接下來該問的問題是：怎樣去把破裂的國家彌補在一起，讓倖存者繼續生活呢？古雷維奇指責國際組織在屠殺後的救援工作混亂無序，圖西人無家可歸，非軍事區的難民營卻被大批逃避圖西人報復的胡圖人佔領了，不少殺人兇手也混進去分一杯羹。即使把層層官僚盤削算進去，難民營每天每人二十五美分的伙食費對人均年收入僅八十美元的盧旺達人來說是非常優渥的，連鄰國的扎伊爾人都羨慕得想混進去蹭難民待遇。
但這一批評實際上很難有相應的解決方式：種族屠殺剛剛結束，總不能再把身份證找出來，選擇性地只救助圖西人，而對胡圖人棄之不顧，那麼行善和為惡豈不同出一轍？再者，救援是很難做到所謂“懲惡揚善”的，善與惡的區別就像原本的圖西和胡圖的界線一樣，是模糊和流動的。大屠殺激發了人性中的惡，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把胡圖人全部劃為殺人兇手，將圖西人全部視作無辜羔羊——善良的胡圖人如保羅也會保護圖西難民，憤怒的圖西人也會決定對胡圖人血債血償。
大屠殺發生時，身份證上的圖西和胡圖字眼直接宣判了生存或是死亡。經過種族屠殺後，實行了快六十年的種族身份證制度被廢除了，圖西人和胡圖人的身份之別卻烙入盧旺達人的意識中，前所未有的清晰。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是胡圖還是胡西，屠殺的印象對舉起長刀的和躲在灶臺下的都依然鮮明。誰也不知道，向你伸出手的是新朋友還是未知的仇人。數百年來一向自由聯姻混居的胡圖人和圖西人，通婚率降到了歷史最低。據統計，屠殺過後，盧旺達每六個孩子中有五個曾親眼目睹自己的家人被殺害或者殺害他人。這些孩子長大了以後，會更加珍視和平，還是會對殘暴麻木不仁？
很多死難者的屍體兩三年也沒有人來收埋，因為能夠來收屍的家人親友很可能也已經死於屠殺。當年圖西人遭到圍殲的教堂和學校已經化為廢墟，留下風化的白骨以死難的姿態散落在遺物間：腳沒有跑過鞋，帽子丟失了頭顱。
當作為人的那一部分已經死去，極少數倖存的圖西人是靠動物性才活下去的：像動物一般，靠僥倖和幾率躲過致命的撲擊——匍匐蜷縮在樹叢裡、沼澤邊和屍體堆中，像受傷的野兔躲過盤旋的禿鷹、脫尾的蜥蜴屏氣詐死，渴望自己隱化成樹木和塵土的一部分，這樣殺紅了眼的胡圖人就不會舉起長刀砍過來。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圖西人用盡所有的力氣和運氣活到下一分鐘，下一小時，下一次日出和日落，下一個村莊，下一條路障線。這是生物意義上的生存，要作為人生存下去，是要有希望的，希望不僅僅是睜開眼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陽，也是渴望看到它升起。
生存是一個渺小的可能性，而希望是意願。生存下來之後，真的就有意願繼續生活嗎？
人的想象力，比血液更先乾涸。
1994年，坦桑尼亞貝納科盧旺達難民營。
歸來的圖西人
大屠殺後的第一個奇蹟是歸來的圖西人。
除了極少從大屠殺中死裡逃生的，更多的是之前在數十年清洗和排擠中流亡和移民海外的圖西人，甚至生在外國的第二三代移民，平生從未來過盧旺達，也陸續來到了滿目瘡痍的新家園。因為盧旺達的一切被抹平了，被仇恨和殺戮帶走的希望，現在需要血肉和生命來重新養育，才能重建對國家和身份的認知。
大屠殺發生後僅僅九個月，七十五萬來自非洲鄰國和世界各地的圖西人，帶著他們近百萬的牛群越過邊境回到了盧旺達境內，幾乎是從數量上一比一地補上了大屠殺中被殺害的數量，他們要在一片試圖抹殺自己痕跡的土地上紮根。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但是苦難真的可以分擔嗎？ 歸來的移民圖西人，實際上從文化和成長環境上與盧旺達沒有什麼關聯，就像建國之初喬遷以色列的猶太人一樣，他們沒有共同回憶，盧旺達是他們的未來，但不是過去。
而在屠殺中死裡逃生勇敢回到家園的那些圖西人，他們會原諒自己曾經的鄰居、親人、同事和同學嗎？當你的好朋友殺死你的異族妻子，你能夠原諒這個殺人兇手嗎？殺死兇手的幼子強姦他的姐妹，就可以逆轉他犯下的罪行讓死者復生嗎？新總統上臺，社會規則重新洗牌，全國的執法人員不是已經被殺就是變成了殺人犯，又該如何把這個國家帶回正常的道路上？
這是超越想象的艱難過程，而這個國家的想象力已經和鮮血一起流盡了。怎樣才能讓這一盤散沙的人團結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呢？不是新的胡圖或者是新的圖西，而是新的盧旺達、新的盧旺達人。
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剛剛從滅絕人性的殺戮中走出來的國家，如何不通過樹立“敵”來構建一個新的“我”？靠樹立假想敵來強化國家團結和民族的認同感是最簡單有效的方式——“胡圖力量”通過妖魔化和邊緣化圖西人，構建了一個非敵即我的胡圖身份，有效地驅動、組織了上百萬的胡圖人系統、殘忍地屠殺自己的圖西親友，其中的效率和效果都是建設性的方式所不能比擬的——如果沒有被抹黑、被妖魔化的圖西人，將整個盧旺達捲入瘋狂的“胡圖力量”根本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可能性。罪行不僅僅是將刀鋒刺進無辜者的胸膛，創造、經營、推廣和玩弄種族屠殺的概念也是罪行。將本相生無間的胡圖人和圖西人強行區別，分割出優劣兩等，這是催生了無數殺戮的想象之源。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你都可以根據身高、膚色、體形等炮製出所謂“優等”和“劣等”族類。這些本來是最基本的隨機生理特徵，將優生學強加於其上，便人為地催生出歧視和仇恨。想象出來的種族身份，最終演化為真實的慘劇。
古雷維奇在書的最後，講了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在大屠殺三年之後，新政府不遺餘力地進行全民搜捕，十數萬人被拘留和起訴；而小規模的仇殺和報復依然連續不絕。一小股“胡圖力量”的民兵襲擊了一所寄宿學校。他們把女孩子們從睡夢中叫醒，逼她們站成圖西人和胡圖人兩隊。
但是孩子們拒絕服從命令，她們不願意留下自己的同學偷生，她們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圖西人也不是胡圖人，而是盧旺達人。
暴徒把她們全部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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